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台灣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相關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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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制度，並在政治轉型中產生了大量的不平等的結果。因此，在蒙古社會中如何提升有效 的問責制仍然是一個主要挑戰了。61 在蒙古貪污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2009 年國際透明度 調查中，在貪污指數方面，180 國當中，蒙古被列在 120 名；2010 年，在 180 國當中，蒙 古則被列在 116 名，2011 年在 183 國當中，蒙古被列在 120 名，其比較與台灣表現較差。
不過，2012 年的調查中，蒙古從排名 120 飛躍到 94 名，表現相當不錯、也產生好奇。62 Sneath 認爲，蒙古民主是指自己的民族特質和形式範圍内發展起來的、享有分權與共 有社會式民主，這是蒙古民主發展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建議，蒙古需要發展 Lijphart (1999) 所說的「共識型民主」，因爲，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新出現的商業菁英從礦業賺進來龐大 的收入時，造成財富分配兩級分化的趨勢，以致分權制度與群眾協商時，將會出現民衆對 於利己的菁英壟斷政經權力表達不滿意的場景，這對蒙古的民主發展是一項潛在的危險。
所以，對蒙古國來講，國内交流比國際交流重要。63
本文除了政治菁英的選擇與策略外，亦從社會結構觀點，探討公民社會在民主轉型中 所扮演的角色，即在補充這一方面的不足。因此，蒙古爲持續民主深化以達到民主鞏固，
最重要的是必須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之下從事憲政、選舉與政黨的制度化改革，加強經 濟發展及消除貪腐問題。
第三節 台灣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相關的文獻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於 1974 年的葡萄牙政變，於 1980 年後此波民主浪潮即開始衝擊 亞洲地區，台灣原有的威權政體亦在此時期瓦解。從威權政體開始自由化與民主化時，民 主不一定能持續深化與鞏固，台灣卻能轉型成功，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李酉潭，2006）。
因此，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歷程成為研究民主轉型學者所關注的議題，其中，政治菁英與公 民社會的互動關係是本文研究的焦點。在回顧有關台灣民主化研究之情況時，本文擬從民 主轉型與民主鞏固二個階段來加以檢閱。
民主轉型意謂從非民主政體轉向民主的過程（Rustow, 1970），過去探討民主轉型的 影響因素可約略區分為社會條件論與政治菁英論，前者指出民主政治需要社會條件的配合，
朱雲漢 (1996) 研究指出台灣民主轉型具有非常獨特的特徵，包含：台灣民主轉型始於一 黨專制，而非軍事政體、台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與潛在著族群分裂與衝 突扮演促進民主化的角色。64 蕭新煌則在〈台灣的非政府組織、民主轉型與民主治理〉一 文中，闡述台灣民間社會組織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推動民主轉型；
61 Fritz, Verena, 2007,“Democratisation and corruption in Mongoli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27, Issue. 3, pp. 191-203.
62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www.transparency.org/country#MNG
63 David, Sneath，2010，Ardchilaliin urnudiin unet zuils ba Mongol Uls（西方民主價值和蒙古國），Shine toli , 68, 15-32x.《新鏡期刊》，第 1 期，第 68 卷，頁 15-32，蒙文。
64 Yun-han,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1996), pp.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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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則鞏固新生的民主體制（蕭新煌，2004：81）。後者論點則認為不論內部因素與 外在環境如何，政治菁英的互動結果才是對民主轉型最具影響力的因素（Rustow, 1970；
游清鑫，1997）。
游清鑫（1997）以政黨競逐觀點將政治菁英歸納為四類型，分別為黨內改革派、黨內 保守派、反對陣營溫和派與激進派，菁英間的互動則決定民主化的成敗。筆者認為結構論 與政治菁英論僅能部份解釋台灣與蒙古的民主轉型過程，因為沒有公民社會的支持，改革 派菁英將難以推動改革；沒有改革派菁英的產生，公民社會將無代議者可實踐其政治要求。
此外，由於舊政體的統治菁英與公民社會間的互動關係，是過去研究較少探討的部份，若 能從研究中發現何種互動模式，最能促進民主轉型，將能做為非民主政體在轉型時的參考 依據。而除了菁英間的協商與共識外，也不可忽略菁英間也為了爭取權力，所採取的衝突 方式。李登輝在民主轉型階段便是以「擴大衝突」策略，以對抗黨內保守派勢力。65
宋興洲（1994）以民主化理論與國外民主轉型經驗進行觀察，論述威權統治者是不想 主動放棄權力的，但既有統治菁英卻同意民主轉型，原因在於即使無意願，其維持統治的 能力卻會受到公民社會所質疑。在面對統治正當性逐漸消失時，既有統治菁英內部會分化 為強硬派與溫和派，即使強硬派與溫和派同意民主轉型的動機不同，但相同處是皆需得到 民眾的支持，才能順利推動民主化。Potter 從菁英政治改革動機著手，指出資本主義的發 展引發階級結構改變，階級權力的轉變進而刺激改革需求，並削弱了威權統治的某些社會 基礎，接受民主是解決因不滿而產生政治危機的實用政治策略。當然，這或許也與 1980 年代其它地區的民主化浪潮有所關連（Potter，2003）。上述研究大抵指出在民主轉型過 程中，政治菁英與公民社會皆有主導民主化的可能，一方面可能是政治菁英內部先分裂而 導致民主轉型，另一方面則可能是中產階級的主動要求引發了改革需求，台灣研究已證實 是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協調磋商，並引領國家邁向民主化，66 但蒙古是 屬於政治菁英或是公民社會主導民主化議題，則有待本研究來補充說明。若民主轉型意指 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政治菁英間的互動與公民社會的回應是如何相關制度的建立，則有 待本研究來探討。
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文獻，多從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做為探討起點，因為要達到民主 鞏固，使民主穩定運作，本身就會涉及某些制度的強化 (Valenzuela, 1992：58)，如：選舉 制度、政黨體制、憲政體制等。學者也指出民主穩定運作，必需要有主要政黨的存在。因 為政黨在選舉中的參與和競逐，有益於政策的制定，也間接有助於民主的穩固（Toka, 1995: 25）。67 因此，本文將以總統選舉制度、國會選舉制度與半總統制的建立作為觀察 指標。
在民主轉型歷程的觀察中，雖可分為五個階段：（一）有限度的民主﹔68（二）國民
65施正鋒，2006，〈李登輝評傳、或李登輝總統研究？〉，《台灣民主季刊》第 3 卷第 1 期，頁 125-130。
66李酉潭（2006），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 年），頁 38-40。
67Toka, Gabor, 1995,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ases of Party Support in Eastern Central Europe”,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Taipei.
681949 年至 1972 年為止﹐台灣雖沒有民主經驗﹐確有長期的地方選舉經驗。這種地方自治與定期舉行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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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主席蔣經國決心加速民主化並解除戒嚴法﹔（三）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主動提出與在野黨 合作並著手修憲﹔（四）修憲及中央民意代表改選﹔（五）第二階段修憲、民選中央級民 意代表及政府首長 (蔡玲、馬若孟，1998﹕20），但本文將聚焦在李登輝時期，而非蔣經 國時期，因為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
在民主鞏固方面，周陽山（1996）以制度比較觀點，比較總統制、議會制與半總統制 憲政體制的特性，提出議會制較有利於政治穩定，並認為憲政體制運行對民主鞏固有所影 響。郭正亮 (1996) 在比較三種憲政制後，則提出不同的論點，以制度規範與制度誘因觀 點切入，認為相較於行政部門，國會較脆弱，在既有的政治條件下，若實施總統制或內閣 制皆有其缺失，主張在制度設計與政治現實間，採取權力較為平衡的半總統制，此制度有 利於台灣民主的穩定發展。69 羅致政（2005）則批評半總統制的設計是有爭議的，以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少數政府為案例，論述在多數統治原則下，半總統制下應組「少數政府」
或是「左右共治」的設計是不明確的，導致政黨間不易合作，甚至朝野惡鬥。70 若將民主 鞏固視為民眾對民主體制與民主規則的支持來看，從 1999 年至 2001 年的調查結果則可支 持上述觀點，在政黨輪替後，台灣民眾對民主優越性的信念下降了 11%，對民主實際運作 的滿意程度也下降 13%（朱雲漢，2004）。
台灣若要持續民主深化以達到民主鞏固，在內部方面，最重要的是必須在「自由的民 主」體制之下從事憲政制度化改革。過去既有文獻雖提供選舉、政黨與憲政制度對民主鞏 固的影響，不過，這些研究皆是從制度論觀點出發，研究制度對民主鞏固的影響。本文認 為制度應是政治菁英與公民社會間互動的產物，欲探討影響制定建立的因素，現有文獻進 行此方面的研究較少，蔡慧蓉（2003）在〈政黨輪替與「全民政府」：民主鞏固或反挫?〉
中，雖指出執政菁英的態度是決定民主鞏固」或「民主反挫」的要素之一，但究竟政治菁 英間的互動與公民社會的回應如何影響總統選舉制度、政黨競逐制度半總統制的建立則有 待本研究來探討。
舉﹐加速台灣民主化的堅實基礎。（Tien, 1995﹕910）1968 年實施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而補選出來 的代表卻是終身職﹔直至 1972 年後才改為定期「增額選舉」﹐雖然須改選的名額有限﹐但對於政治參與開 放的幅度﹐相對地具有指標性作用。因此﹐台灣政府當時鎮壓反對派政治活動﹐一貫採取的態度是容許人 民其他的自由﹐但不容許人民對當局政策的挑釁。所以﹐在禁止反對黨的競爭下﹐實施所謂「有限度的民 主」﹔（蔡玲､馬若孟﹐1998﹕20､71-76）在 1986 年以前﹐有學者僅以擴大的「自由空間」來形容。（若 林正丈﹐1994﹕192､219）
69郭正亮（1996），〈尋求總統和國會的平衡：雙首長制對台灣憲政的時代意義〉，《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7 期，頁 56-72。
70羅致政，2005，〈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政治〉，《台灣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1 期，頁 16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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