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蒙古與台灣民主化中政治菁英與公民社會互動之比較
第二節 蒙古與台灣民主發展的相互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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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蒙古與台灣民主發展的相互借鑑
壹、 蒙古與台灣在民主化進程上的差異 一、 現代化程度的差異
蒙古與台灣雖然今日同屬自由民主國家，但是蒙古是在現代化程度低、尤其是經濟沒 有高度發展的情況下達成民主化，這挑戰了西方自 Lipset 以來「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各層面 的現代化，進而促成民主化」的「現代化理論」。台灣，則是在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達 成民主化，兩國之間具有明顯的差異。
在 1990 年民主轉型時，蒙古仍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共產國家之一，當時台灣與蒙古的 人均 GDP 分別約為 8086 與 1244 美元。203蒙古工業化主要是從其他共產國家輸入的，包含 地毯、喀什米爾羊毛業、香腸以及銅礦等工廠的建立。在民主轉型之始，大約 1/3 的人口 實質上仍是遊牧民，而且在轉型初期這個比例還因為許多工廠與公部門縮減人員而上升過
（Fritz, 2008：767）。
在蒙古這段民主轉型當中，經濟危機劇烈，國內生產毛額（GDP）從 1990 年到 1995 年下降了 40%左右（部分蒙古總體經濟發展數據，見表六）。直到 1995 年，50%的人口 一天的花費不到美金兩元，另外有 40%的人口一天的花費甚至不到一美元。許多在街頭流 浪的兒童成為隨處可見的社會現象（Fritz, 2008：767）。
表六：蒙古總體經濟發展
1990 1991 1992 1993 GDP 變 遷 的
百分比
-2.5% -9.2% -9.5% -3.0%
表格來源：Fritz, Verena, 2008, “Mongolia: The Rise and Travails of a Deviant Democrac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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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國體制的差異
在介紹蒙古與台灣的黨國體制之前，先介紹其意義。所謂黨國體制，是指政治的實際 運作是以黨為核心，所有機關與官員最終要受到黨的領導，對黨負責；黨的意志實際上主 導了國家意志，國家機關之間在法律上的權力關係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事後取得合法
203 1990 年台灣與蒙古人均 GDP (美元) 請見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統計報告，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2/weodata/weorept.aspx?sy=1990&ey=1991&scsm=1&ssd=1&so rt=cou ntry&ds=.&br=1&c=948%2C528&s=NGDPDPC&grp=0&a=&pr.x=44&pr.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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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義大於事前決策的意義，其背後黨的決定、協調與控制才是真正主要政治的過程與 場域（徐斯儉，2010：42）。在實際運作上，這類國家常常有黨政單位一體的情形。
蒙古與台灣在民主化前雖同屬黨國體制，但其性質不同。蒙古是受到蘇聯長期控制之 下的列寧式黨國體制，台灣則是準列寧式黨國體制。台灣雖然不是共產國家，但是仍受到 列寧主義的影響。從 1924 年之後，國民黨就受到蘇聯極大的影響，並且採用了列寧主義 式的政黨結構（王泰升，2009）。之後，該黨於 1950 年代到台灣之初的「改造」，更強 化了黨的內部凝聚力與對台灣社會的控制（Wu, 2008: 6），甚至控制了政府與軍隊（Chao and Lee, 2006: 211）。不過，台灣的準列寧式黨國體制相較於列寧式黨國體制，政府控制 能力是較弱的，可從四個方面來考察：第一，在多元主義方面。由於政府舉辦地方選舉，
而且允許反對派人士參選，台灣在一黨統治之下實際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義。
第二，在意識形態方面。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是一種混雜 著不同學說的折衷式思想，這種思想並未否定民主。第三，在社會動員方面。有兩個因素 限制了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動員效果，一是國民黨主要只能以物質誘因的提供作零細化的動 員而非以意識形態進行集體性群眾動員，二是國民黨不希望大規模的階級動員激化社會內 部的矛盾。第四，在領導方面。國民黨的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都不是 Max Weber 所界定的 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無法激起人民真誠與毫無保留的追隨（林佳龍，1999：
94-101）。至於蒙古，則屬於標準的列寧式黨國體制。
三、選舉經驗之差異
台灣從 1950 年代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全面落實地方自治。在這段期間，執政的國民 黨政府開放省、縣（市）議員和縣（市）長、鄉（鎮）長等多項地方公職選舉。到了 1969 年，台灣開始進行包括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在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李 酉潭，2006：65）。由上可知，台灣人民的選舉經驗至今已有 60 多年，相較之下，蒙古 人民的選舉經驗只有民主化以來的 20 多年。
四、有無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向來都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統計，台灣的中產階級人數 在 1970 年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 2003 年，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數，
已經達到約百分之八十。 中產階級一方面促使台灣的經濟起飛，成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 奇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也發揮影響力，使台灣逐步進行民主改革，邁向民主化。204然 而，蒙古不具備有一定數量的中產階級（Fish，1998：128, Fritz，2002：75-80），在 1990 年代民主轉型時期，蒙古的經濟急劇衰退，導致很多工廠關門，不少建造中的工程都停工，
204李酉潭（2006），〈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 年）〉，《問題與研究》，45（6），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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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中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準也直線下滑。
貳、 相互借鑑
一、蒙古民主發展對台灣民主的借鑑
1990 年在蒙古民主改革開端之後將近 20 多年來，蒙古在社會開放程度、人權保障、
人民的民主意識、民主法制化、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等各方面取得進步和成功，205因此，著 名「自由之家」的報告中 2013 年開始其自由程度已經提升為與日本、南韓與台灣一樣，
並列為亞洲最高程度等級的 1.5 以及 2014 年蒙古的評比仍然保持其程度。206因此，值得注 意的是，蒙古在政黨輪替方面比台灣徹底。蒙古國會經過三次輪替，總統職位也已經過兩 次輪替。反觀台灣，只有總統職位經過兩次輪替，國會尚無輪替過，因此，台灣若要降低 少數政府的存在，國會的輪替也是要素之一。207當不同政黨間皆可能於國會獲得少數席次 時，獲得多數席次的一方或許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著想，進而造成聯合政府的可能，就如 同蒙古一樣。
另外，蒙古國會選舉結果沒有一黨獲取組閣最低門檻的困境時，產生了三次席次比甚 高的大聯合政府，兩次是任何一黨都沒獲得過半席次，一次是一黨過半；但同為半總統制 的台灣卻始終沒有出現聯合政府。從制度面來談，某些制度有利於政黨合作，有些則否。
例如單一選區制有利於政黨合作對抗大黨，兩輪投票制有利於政黨聯盟的出現等；而台灣 長期採用的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則不利於政黨合作。此外，在特定制度框架下的菁英行為 也決定聯合政府是否能組成。這顯示蒙古政治菁英之間有相互妥協的精神，台灣政治菁英 值得學習蒙古的經驗，以使往後總統與國會不一致到來時，能夠妥協組成擁有過半席次的 聯合政府，使政府穩定，民主順利運作。208
然而，在 2006 年亞洲晴雨表調查中「什麼是民主的意思」此問題上，蒙古受訪者的 45% 回答民主的定義應該包括自由（Freedom & Liberty）的概念，而台灣受訪者的 25% 則 同意與此觀念。209
由此可看，一國的政治民主化成功依托的是由國外因素以外國内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共 同推動，但其中的政治菁英與民衆所支持的民主價值和理性智慧的選擇，亦是不可或缺的
205近年蒙古經濟快速的增長，於 2011 年作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其經濟增長速度達到 17.3%，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mongolia/gdp-growth-annual
206
「自由之家」的網站，http://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IW%202014%20Scores%20-%20Countries%20and%20Territories.pdf
207李酉潭（2014），〈蒙古民主發展—躍居亞洲前段班〉，收錄於鄧文聰編著，《民主是硬道理》，台北：商訊 文化，頁 184-191。
208 許恒禎（2012），〈台灣與蒙古半總統制下政府型態的比較〉，東吳政治學報，30 卷 2 期，頁 111-112。
209 Doh Chull Shin, Youngho Cho, 2010, How East Asians Understand Democrac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EN 116, pp.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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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210這是蒙古民主化進程給予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借鑑。
二、台灣民主發展對蒙古民主的借鑑
在政治文化上，民主鞏固不僅代表政治菁英已接受民主的運作規則，也代表公民傾向 支持民主體制，不論在何時，皆認同民主制度皆優於威權制度。換言之，當這樣的民主制 度與習慣均已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的過程中，不僅是政治領導者，大多數的政治行為者與 人民，皆視民主習慣為正確與自然事物秩序的指導圭臬。211 當一國政治文化成熟，認同民 主體制，代表著該國已達民主鞏固階段。
根據朱雲漢等學者調查的「東亞國家傳統的社會價值觀」，可以看出台灣與蒙古的政 治文化的差異。其中在「用人的時候，儘管外人的條件比較好，還是應該把機會優先給親 戚朋友」這個問題上，台灣是 28.42%、蒙古是 64.66%；另外，在「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 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這個問題上，台灣是 23.71%，蒙古是 69.00%（Nathan 著、何 大明譯，2007：34）。上述兩個問題的調查數字，蒙古明顯高出台灣許多，這顯示蒙古比 台灣更重視關係本位（相對於專業）、以及家父長的權威，蒙古的調查結果反映了該國的 政治文化相較於台灣，對於注重人人平等、專業競爭的民主政治之發展較為不利（許恒禎 等，2011：21）。
除了政治文化外，台灣選制的改革，從近似比例代表制的制度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 決制時，研究顯示相較於前一個選制，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能促使國會議員透過臨時提 案或法律提案等方式將選舉政見落實在立法中（廖達琪、李承訓、陳柏宇，2013）。這代 表選舉制度的改革或許可成為蒙古未來制度改革時的參考方向，因為可增進國會議員為其 政見負責，落實民主政府中能負責與能回應的特質。
因此，台灣民眾在政治文化許多面向的表現上較蒙古民眾為佳，選制改革也得到良好 的成效，但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無論台、蒙兩國，能否穩定地邁向鞏固的民主
因此，台灣民眾在政治文化許多面向的表現上較蒙古民眾為佳，選制改革也得到良好 的成效，但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無論台、蒙兩國，能否穩定地邁向鞏固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