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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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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從第三波 (The third wave) 民主化浪潮以來﹐邁向民主轉型過程的國家可謂越來越多。

當前主要的任務應該不是如何將更多國家捲入民主化的浪潮中﹐而是如何鞏固這些新興民 主國家才是。1第三波民主化發展至今,許多第三波民主國家呈現衰退狀態,或僅實現選 舉式民主 (Electoral democracies),前蘇聯各國大多只呈現了短暫的自由化。不過,第三波 中也有不少成功轉型為民主政體的國家,並且已邁向民主鞏固,台灣與蒙古便是其中發展 成功的案例。兩國同屬新興半總統制國家、民主化時間相近、長期有相鄰強國的威脅,如 今則皆被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評比為「完全自由」的國家(見表一)。究竟 是何種因素造成兩國民主轉型的成功,並達到民主鞏固,是本論文欲分析的議題。如能從 歷史發展的脈絡中發現成功轉型與民主鞏固的關鍵因素,便能替現今的非民主政體提供借 鏡,以利未來發展民主政體。

從民主轉型前的經濟條件與統治政體來看,蒙古的經濟發展遠落後於台灣與其他許多 第三波民主國家,2列寧式黨國體制的政體,3有著「全面控制」的特質,相較台灣的準列 寧式黨國體制,則不利於民主發展。然而,蒙古卻成功發展出民主政體,可見經濟發展與 威權時期的統治政體並非兩國發展民主的決定因素。因此,本文將從轉型論點與大眾動員 論點來觀察兩國的民主發展,欲發現促成兩國民主發展的共同因素,並將民主發展區分成 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二個階段。研究目的在分析政治菁英間的互動與公民社會中的社會運 動如何影響兩國在轉型階段中總統選舉制度、國會選舉制度與半總統制的形成,並分析在 民主鞏固時期,政治菁英間的互動與社會運動如何影響兩國憲政體制的發展,意即將探討 是何種因素導致蒙古朝向總理總體制發展,而台灣卻朝向總統議會制來發展。

在蒙古民主化的歷程上,不可否認的,蒙古的民主化是發生在蘇聯解體後,蒙古從極 權政體快速地轉變為民主國家,4是全亞洲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中,亞洲唯一由共產國家成功民主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雖然蒙古在歷史上沒有過民主政 體,但對於蒙古人民來說,1990 年第一次所萌生的民主,大多數人都是樂意接受且支持 的。而蒙古的民主化過程如同其他東歐國家,經歷著雙重轉型,在政治方面,蒙古是從極 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在經濟方面,則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5

1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2, pp. 5-6.

2 B. Batbayar, 1999, “Hos shiljilt”(雙重轉型),Shine toli setguul, 73, 2012, 37-45x.「新鏡」期刊,第 73 卷,

頁 37-45,蒙文。

3 許恒禎(2012),〈台灣與蒙古半總統制下政府型態的比較〉,東吳政治學報,30 卷 2 期,頁 71-125。

4 1989 年時,蒙古仍被自由之家評為全世界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無論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等皆為最低 的「7」,請參見表一。

5 B. Batbayar, 1999, “Hos shiljilt”(雙重轉型),Shine toli setguul, 73, 2012, 37-45x.「新鏡」期刊,第 73 卷,

頁 37-45,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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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蒙古的民主鞏固而言,除了「自由之家」認為在 1991 年蒙古已達完全自由(見表 一),即已達民主鞏固的檢驗外,若以「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 來看待民主鞏固

(Huntington,1991:166-167),蒙古 1990 年至 2012 年期間,共歷經六次國會選舉(1992 年、1996 年、2000 年、2004 年、2008 年、2012 年)與五次總統選舉(1993 年、1997 年、

2001 年、2005 年、2009 年),在國會與總統選舉上至少曾經發生過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

故也已通過雙翻轉的測驗。不過,西方學者多以發展結果的角度來看待蒙古的民主發展,

例如以蒙古為例,說明貧窮並非是民主發展的敵人(Gilley, 2006),6卻很少解釋蒙古為何 能成功發展民主。蒙古學者雖分析影響蒙古民主化的因素(B. Batbayar, 1999; Ganbat, 2002), 卻很少以比較觀點,歸納出民主轉型或民主鞏固階段制度建立的決定因素。

相較於蒙古,自 1980 年後,民主浪潮便席捲台灣,台灣原有的威權政體亦在此時期瓦 解。在民主轉型上先從自由化開始,再逐漸民主化(李酉潭,2006)。而民主轉型最大的 特色在於快速的民主發展中,未導致大幅度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亂和嚴重的政治傾 軋,亦即台灣政權內部發生了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寧靜革命」。而 族群分裂與衝突則是政治民主化的其中一股動力(Chu, 1996:69-71)。雖然台灣民主轉型 時間較蒙古早,但民主鞏固的發展卻較蒙古為晚。以「自由之家」的評鑑來觀察,在 1996 年總統直選後,台灣才因自由且公民的選舉被列為既是「選舉式民主」亦是「自由 民主」的國家(李酉潭,2002:46-47)。若就「雙翻轉測驗」來看,直到 2000 年的總統選 舉,也才使得台灣通過此項測驗的第一階段。由於民主鞏固涉及不同的操作型定義,本研 究的民主鞏固將同時涉及較廣泛的制度面向與較偏向選舉結果的面向,意即將同時考量

「自由之家」報告與「雙翻轉測驗」通過與否做為民主鞏固的依據。

由於既有研究皆指出政治菁英對民主轉型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將從此觀點來進行分析。

李酉潭(2006:38-39)指出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由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 協調磋商,並引領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政府與反對派都展現了成熟的民主特徵,

導致社會並沒有發生重大的暴力。廖淑馨(1991)也認為蒙古的當權者為避免武力鎮壓帶 來社會動亂,政治菁英間的協商與共識決定了民主的發展。因此,本研究認為政治菁英間 的互動過程或許是影響政治制度建立的要素。

除了既有的政治菁英角色研究外,本文認為這僅能部份解釋台灣與蒙古的民主轉型過 程,因為沒有公民社會的支持,改革派菁英將難以推動改革;沒有改革派菁英的產生,公 民社會將無代議者可實踐其政治要求。由於舊政體的統治菁英與公民社會間的互動關係,

是過去研究較少探討的部份,若能從研究中發現何種互動模式,最能促進民主制度的建立,

這將是本論文的最大的貢獻。Silliman 和 Noble(1998)指出,公民社會對民主政治的推動 總結為三個方面:(1)公民社會可以培育一個活躍的公共討論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民眾 的表達權得到充分實現,從而在民意上對強勢的國家和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約。(2)公民社 會重新定義了政治的內容。之前,獨裁主義政府把政治的內容定義為維持社會秩序、推動

6 Bruce Gilley, “Elite-le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rospects, Perils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1, Issue.2 (2006), pp. 341-358.

由於民主轉型代表從非民主政體轉向民主政體的過程(Rustow, 1970),而民主政體運 行需要許多制度的配合,多元民主政體即代表需要許多制度的配合(Dahl, 1989)。本文將

7 G. Sidney Silliman and Lela Garner Noble ed., 1998, Organizing for Democracy: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Philippine Stat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pp. 18-19.

8 蕭新煌,〈台灣的非政府組織、民主轉型與民主治理〉,《台灣民主季刊》,第一卷,第一期(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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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巴亞爾)涉嫌腐敗問題被捕,社會則將貪污視為普遍盛行的現象。因此,在文末筆者將 視貪瀆為民主深化的挑戰,並從政治菁英與公民社會的角度思考解決之道。

綜言之,台灣與蒙古的整體政治經驗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並不相同,但為了民主轉型,

兩國皆建立了相似的政治制度,如:選舉制度與半總統制。依據既有文獻,從政治菁英互 動與大眾動員的角度或許可解釋兩國在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時期,建立這些政治制度的共 同要素。

因此,為回答上述研究議題,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首先,對於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 的概念,作一概念性的討論與整理,其次,對於兩國的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作一整體比較 觀察,接著,找出來台灣與蒙古的民主化發展歷程的相同意義和差異性。一方面探究政治 菁英與社會運動間的互動對民主轉型時期選舉制度與半總統制建立的作用,另一方面則觀 察政治菁英與社會運動間互動對於民主鞏固時期對兩類半總統制發展的影響。最後,比較 與探討兩國民主制度建立的共同因素。

表格來源:筆者整理自由之家網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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