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府與電影產業
第一節、 台灣的電影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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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府與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是文化產業的火車頭，具有帶動其他文創領域發展的能力，因一部 電影的產出牽涉到多種專業領域的相互合作，從劇本的寫作、導演的運鏡、製作 人的籌畫、音效動畫等後製，到上映後與通路商之間的溝通協商，及電影下檔後 的周邊影音產品發行等等，都依賴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共同努力方得完成，因此 電影具有群聚與帶動整個社會文化相關產業發展的能力。各國政府也深知電影產 業扮演領頭羊的特性，為此制定政策及相關主管單位來進行電影產業的扶植在各 國間也屢見不鮮。
電影產業愈蓬勃發展必須「內外配合」，所謂的「內」指的是電影本身的品 質，從畫面的美感，運鏡流暢度、演員的肢體展現、劇本的故事情節，這是電影 專業人員需要花心思去努力的，而「外」則是指一個國家對電影產業所提供的協 助，屬於產業外部發展的充要條件(李天鐸 2007)。政府介入電影產業的方式很 多，但最終的目標都是期望藉由政策方針，補足市場機制與資源分配的不足，讓 電影拍攝的過程順利進行，不用過分擔心外部條件的困境，使產業能夠活絡，文 化創意產業業者得到保障。
然而每個國家在保護電影產業上採取不同的措施，此節將重點放在政府與電 影產業之間的關係，探討政府在電影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檢視台灣與韓國政 府過去在電影發展的歷程中提出的重要政策與措施。
第一節、台灣的電影相關政策
在談論我國電影相關政策前，須先對我國電影過去發展的脈絡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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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知悉台灣電影發展經歷的起起伏伏，與政府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過去的 電影政策對台灣日後產業發展的影響。
一、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歷史
1895 年第一部電影於法國誕生，11電影的出現迄今一百多年 ，而 1895 年也 正是滿清帝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年，電影在台灣史上超 過一百年，在這一百年裡，電影突破了語言、文化與任何國界的障礙，成為最有 魅力的總體藝術(the art of totality)(李天鐸 1997)。電影從歐洲傳到亞洲，再被引 進到台灣，從每個時代不同的電影類型與流行元素可看出當時動盪的時局下，電 影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
(一)日治時期
台灣的第一部電影出現於日治時期由日本國內知名的勞工運動者高 松豐治郎率領拍攝的《台灣實況紹介》，12內容涵蓋了城市建設、電力、農 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雖是作 為台灣總督府政治宣傳的工具，但在交通不方便的時代，仍具有教育意義。
總的來說，日治時期拍攝電影主要目的是做為政治宣傳，台灣總督府對電 影產製和播映也具有極大的控制權，日治時期，台灣人鮮少近電影院看電 影，也較偏好在電影院看中國片，這種情形，直到中日戰爭及二戰爆發後，
11 1895 年 12 月 28 日，由盧米埃爾兄弟在法國巴黎卡普幸路 14 號一家名為「大咖啡館」的地下 室首次公開放映了他們的短片，使電影進入公眾的視野。
12 高松豐次郎又名豐治郎，是一位電影映演者、社會運動家，同時也是第一位正式在台灣經營電 影事業的人。高松豐次郎在台灣經營電影業時曾成立「台灣演藝社」，招收對表演藝術有興趣 的少女進行技藝訓練，然而最終其電影及演藝事業在台灣虧損連連，最終回到日本開設戲院。
1907 年 2 月高松豐次郎率領日本攝影師等一行人在全台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的《台 灣實況紹介》，是台灣第一部紀綠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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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府禁止中國電影的播映才有所改變。日本政府在中日戰爭前後，為 了其戰爭策略，調整對台灣殖民的方針，施行強制同化的皇民化運動，電 影亦包括在內，1941 年 8 月台灣總督府情報部設立台灣映畫協會，統理電 影製作、發行、放映及利用電影進行宣傳等其他相關事務；1953 年 3 月又 成立台灣興行統制會社，統制電影的發行與其他所有表演活動的演出，足 見日本政府對電影的強行管制。
(二)台灣光復初期
台灣戰後初期社會大致上安定，但經濟貧困，當時電影產量少，一年 不到十部的新聞片用以記錄台灣當時在的生活情況，包含了農業，商業、交 通電力與社會等面向的題材，電影產製的目的為政治宣傳，與日治時期相同。
隨著國共內戰越行激烈，在台的統治階級又貪污腐化，導致台灣發生嚴重的 通貨膨脹，更導致 1947 年 2 月爆發二二八事變，此後台灣的新聞片也減產，
電影的發展沉寂了一段時間，直至 1950 年代台灣局勢逐漸安定後才又逐步 發展起來。
(三)1950 年代台灣電影萌芽期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同時也將中國大陸的電影公司大批人員與 設備帶來台灣，包括了官營中國電影製片廠、農教電影公司等，使得政府主 控了後來的台灣電影發展。
另一方面，1930 及 1940 年代上海有一批優秀的電影工作者，他們除滯 留上海者外，部分則移往香港，隨之也將優良的文人電影帶往香港，造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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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香港國語電影的發展基礎。反觀台灣，不但缺乏優秀的編、導、演人才，
加上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對對電影嚴加控管，因此 1950 年代的台灣電影的 發展缺乏新穎的題材與內容，多是做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尤其是國語劇情片，
如講述反共內容的《惡夢初醒》(宗由導演，1951) 、《永不分離》(徐欣夫 導演，1951) 、《皆大歡喜》(唐紹華導演，1952)等，完全配合反共抗俄的 文藝路線，在文藝形式的架構下，強調反共、軍民一家、保密防諜的內容(盧 非易 1998)，使電影完全成為政治操作的工具，堪與史達林時期的蘇聯電影 相比。
(四)1960 年代台灣電影起飛期，各類型電影興起
1960 年代台灣電影有了較好的發展契機，因 1960 年代政治方面，台海 情勢日趨穩定，國民黨以威權體制掌控台灣大局，經濟方面首次由進口轉為 出口擴張，工業開始發展，社會轉向穩定，在這幾年間，台灣民眾在休閒娛 樂上的消費比例從收入的 5.9%，提高到 7.25%(盧非易 1998)。人民生活無 虞後才有閒情逸致欣賞電影，在社會氛圍的轉變下，台灣電影發展出多元的 類型包括了台語電影、健康寫實電影、瓊瑤電影、1970 年代的功夫電影，
1980 年代的學生電影等等。
1950 年代是台灣電影的萌芽期，1960 年代電影發展來到了起飛期。當 時西片、日片與香港片在台灣電影市場上活絡，讓台灣商人嗅到一股商機，
紛紛新建許多戲院，與此同時也增加了電影的需求量，而台語片的出現解決 了大量需求的問題，然而台語片對商人而言是一種投機性的事業，小額的投 資可獲得大筆的利潤回收，但商人賺到了錢並未將錢投資回電影產業設備或 人才的提升，也因此造成日後台灣電影基礎建設不穩的危機(李天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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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隨著時序推進到 1960 年代，社會氣氛趨向安逸，電影的功用也不再停 留於 1950 年代作為政治宣傳的目的，國語電影企圖跳脫過去反共抗俄這種 強調戰鬥、對立的內容，電影題材轉而走向軟性宣傳，因此能一面兼顧政治 宣傳目的，一面維持市場需求的健康寫實電影應運而生(盧非易 1998)。
健康寫實電影的出現點出了中影在生產影片時的矛盾立場，必須在政治 與經濟兩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李天鐸 1997)，進而提出既「健康」又「寫實」
的電影製片方針，必須達到政府認為藝術片能提升人性光明面的健康作用，
另一方面亦必須做到迎合市場需求及觀眾的口味。當健康寫實電影的風潮退 去，台灣電影的發展轉向健康綜藝類型的瓊瑤式電影，劇情往往描述身在桃 花源世界中的男女主角不問世事，只受感情喧擾的劇情。
(五)解嚴後的台灣
1987 年台灣結束了長達 38 年的戒嚴，社會逐漸受到鬆綁，示威遊行成 了人們民主價值的展現，黨禁、報禁獲得解除，人民也獲得言論自由的保障，
社會走向自由民主。此時期的台灣電影題材可以觸碰的內容越來越多元，甚 至是禁忌的內容都搬上大螢幕，如《刀瘟》(葉鴻偉導演，1989)、《香蕉天 堂》(王童導演，1989)、《童黨萬歲》(余為彥導演，1989)、《牿嶺街少年殺 人事件》 (楊德昌導演，1991)等。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 1989 年侯 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此部電影的內容碰觸到二二八事變、白色恐怖，
具體的呈現出台灣人當時代的生活經驗，此片也在國際影壇受到矚目，受到 威尼詩影展金獅獎的肯定，也將侯孝賢導演推向國際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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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上幾乎年年受到肯定，一吐在外交場域上長 期失利的怨氣，政府也因此開始正視我國的電影產業，於 1990 年開始透過 國片輔導金的政策來支持國產藝術片的製作，然而此時的輔導金政策卻造成 了台灣電影呈現兩極化的情況，藝術電影在國際上發光發熱，但國內電影票 房卻呈現極大的反差，電影從業人員開始質疑輔導金政策，擔憂此制度會打 擊台灣的電影產業。
(六)1990 年代
1980 年代台灣藝術片電影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解，然而此時台灣國內的 電影市場日趨萎縮，首先面對的是電視的挑戰，1962 年台灣第一家電視台
「台灣電視公司」出現，此時電視尚未普及，電視對電影的衝擊尚未明顯感 受到，然而當 1969 年第二家電視台「中國電視台」開播後，兩家媒體在相 互競爭之下，開始挖角台語片的電影從業人員，對台語電影產量造成影響，
從數據上來看，台語片在 1969 年從 84 部，隔了一年，1970 年僅剩 14 部產 量(李天鐸 1997)。接著錄影帶的出現也改變群眾休閒生活的習慣，以往要 上電影院看電影，在錄影帶出現後不用出門在家即可觀賞，也造成電影產業
從數據上來看，台語片在 1969 年從 84 部，隔了一年，1970 年僅剩 14 部產 量(李天鐸 1997)。接著錄影帶的出現也改變群眾休閒生活的習慣，以往要 上電影院看電影，在錄影帶出現後不用出門在家即可觀賞，也造成電影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