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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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背景
2016 年 9 月韓國電影《屍速列車》在台灣上映，1故事除了呈現被喪屍追逐 的緊張片段外，也描述了在面對危難時人性的面貌，精采緊湊的劇情瞬間在影迷 間造成討論，在台上映一個月突破 13000 萬的票房，一時間有關電影的話題都聚 焦在《屍速列車》上。如同過去的韓國賣座片，當《屍速列車》的票房開出紅盤 時，輿論開始討論韓國電影為什麼成功?韓國影視產業為什麼可以席捲全亞洲，
甚至影響力擴散到全球?不免俗的比較的心態也會出現，為什麼台灣拍不出這種 電影?台灣電影甚麼時候落後韓國電影這麼多?這些討論我們都不陌生，每當韓國 電影賣座時，都會出現一波檢討聲浪，這也引起吾人的興趣去閱讀一些有關韓國 與台灣的電影產業學術文章，然而看完後我的態度轉向悲觀，為什麼台灣人總會 在韓國電影成功後開始反思我們落後韓國多少呢?這似乎暗示著台灣人覺得台灣 電影有能力追上韓國電影，但電影產業的振興並不是紙上談兵，其牽涉的層面廣 且複雜，更需要龐大的資金協助，吾人認為台灣的電影產業要提振，必須先清楚 的找出差距在哪裡，並對症下藥的根治，才有振興電影產業的可能，因此本文試 圖透過比較韓國與台灣電影產業在政策、資金與人才三個面向上的比較，來找出 台灣電影產業的出入。
電影產業是文化發展的火車頭，更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龍頭，一部電影作品誕
1 《屍速列車》於 2016 年 9 月在台灣上映，在台票房突破三億四千萬新台幣，創下在台活屍片 票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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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為何台灣定影落後韓國電影這麼多時，是否代表著我們認為台灣應該追的上 韓國，不管是民族情感認為我們不能輸韓國，或是曾經並列亞洲四小龍的舊思維 也好，都應該更理性的去分析韓國電影一次次的成功其背後的因素是甚麼?與台 灣在發展電影產業上有何差異都值得深入探究的。
文化創意產業對一國的經濟與國家影響皆有正向的影響力，也可以提升國家 認同感，我國政府亦正視到文化創意產業襲捲全球的浪潮，在 2002 年 5 月 31 日，行政院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由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新聞局 與文化建設委員會共同執行，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 計劃」，希望在 2008 年達到增加文化創意產業的就業人口、增加文化創意產業產 值、提高國民生活用品與活動的文化質感、建構台灣特色之文化產業，提升創意 風格、作為華文世界創意產業之樞紐平台等五項目標(楊惠琳 2003)。影視產業 成了首要提升的目標，政府期望透過提供國片輔導金的政策做為扶植電影產業的 方法，從實際的成效分析，發現輔導金確實對國片在資金的籌措上提供了很大的 協助，也幫助國片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但卻並沒有因此吸引民眾走進電影院看 國片，顯示出政府提供輔導金的政策對於國片的振興效果有待商榷。
好萊塢電影是行銷全球最成功的案例，電影學者 Vitor Perkins(1972)曾針對 電影內容對好萊塢電影做了以下的定義：「好萊塢電影對閱聽者智慧要求不高，
片中的口白及表演方式易於了解，閱聽者不須具有對政治制度、社會科學、學術 語言及哲學或歷史概念的知識。在拍片形式則屬於不積極開創新奇的拍片類型，
以激起閱聽者對自我生活態度的重新審視。」這一論確實反映出電影做為娛樂產 業，其目的便是讓閱聽者在兩個多小時的聲光、畫面刺激下得到放鬆紓壓的效果，
然而台灣並不是拍不出好電影，而是賣座片不連貫，久久才出現一部叫好叫座的 作品，且普遍存在導演個人風格過於強烈、藝術性電影不易看懂及缺少創意與文 化的元素，這些台灣電影的困境並非透過制定政策或是提供國片輔導金使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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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去思考政府現有的政策有哪些缺失，朝著甚麼樣的方向去調整政策，更高層 次是去思考政府該如何調整期施政作為與自我定位，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其他國家 電影產業成功的案例來找出台灣電影產業未來可依循的改善方向。
二、問題意識
台灣的電影產業歷經起起伏伏，1987 年解嚴後，台灣的政治開創了新的一 頁，政治走向民主，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力意識抬頭，電影工作者所能觸及的 內容、題材愈來愈多元，同一時間台灣電影也在國際舞台上獲得無數獎項的肯定，
為當時面對國際外交情事打壓的怨氣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政府也意識到文化 立國是一可行的途徑，如同韓國金大中的政府，其深知韓國僅依靠工業立國是無 法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同樣致力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從結果來看，韓 國政府的決策是明智的，韓流效應襲捲全亞洲甚至是全球，不僅提升了韓國的國 際知名度、觀光旅遊業的成長，最直接反映在國家 GDP 的成長，韓劇周邊商品 的熱銷，帶動了韓國的經濟成長，顯示出文化創業這種透過賣創意的軟實力展現，
確實有其獨特之道。
韓流的成功也讓其他國家紛紛想加以仿效其成功模式。當我們談論到韓國文 化產業的成功時，往往會認為是韓國政府的大力推廣是最大功臣，韓國政府設立 了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rean Film Council，簡稱 KOFIC)、政府與企業間融資 管道暢通等等，但吾人認為文化創意產業是一項國家、企業、文化產業上下一心 共同經營方得成功的產業，當台灣一味的讚揚韓流效應的同時，是否對韓國在文 化政策上的推行徹底了解，也就是說，台灣在仿效的過程中是否有全盤複製?還 是只片面的了解到一部份，並沒有徹底剖析韓國電影產業成功背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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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提供國片輔導金並不是一個徹底振興我國電影產業的方法，反之，
輔導金政策更造成了藝術界與商業界的隔閡、國片太過於依靠輔導金、政府成了 我國最大的製片商、造成大者恆大，弱者恆弱的現象(楊士賢 2003；新境界智庫 文化政策小組 2014)。因此本文企圖從韓國在文化創意產業上的成功探討其成功 的原因，解析電影產業的發展並非單靠國家之力可以扶植，須透過社會和企業共 同合作打造。
電影產業的振興並不是單單將他國成功的經驗複製即可，電影產業的發展好 與壞受到國家政策、經濟環境、企業結構、社會文化素養等多方面因素影響，每 個國家電影的發展經驗並不一定適合台灣電影產業套用，因此本文認為欲振興我 國電影，應該是在既有的電影發展模式下去進行調整，改革既有的法規政策，帶 入新的施政思維，企圖改善現有電影產業的發展僵局。這一振興過程與企業型政 府的理論相似，企業型政府是一種新的政府組織再造，強調政府在進行體制與政 策運作時可以將企業家精神融入，在一個既有的生產模式中加入新的概念，從內 在特質的調整來達到創新的效果。台灣電影產業在經歷一百多年起起伏伏的發展 過程中，曾經蓬勃發展過，也曾走過黯淡落寞的發展階段。1970 年代台灣各類 型電影多元發展，電影產業曾經興盛過就表示我國曾經有過電影產業，不管是電 影公司、電影產量、觀影人口都有一定足以讓電影產業生存的規模，然而隨著時 代的變遷，台灣電影發展走入低潮，政府該如何在這個曾經蓬勃發展過的產業中 再次找回榮景?
企業型政府的概念認為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應扮演領導的角色，融入日標性、
市場性、滿足顧客的需求，可以為產業革新帶來更佳的效果。在此脈絡下比較我 國與韓國在電影產業上的發展差異，並從中思考我國政府在電影政策上的推行有 何待改善之處?調整的方向為何?政府在電影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政府在電 影產業與大企業間應扮演何種類型的媒合角色?政府如何在社會上營造出從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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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電影發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