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體系處理虞犯少年合適性之爭論

「虞犯行為」（status offenses）通常是指某些行為如果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是可 以被接受的，但對於少年而言，則至少構成虞犯（有犯罪之虞），虞犯通常牽涉道 德或社會常模的違反，如：經常逃學、逃家、違反宵禁等；因此，虞犯係謂可能 發展至實施犯罪行為之虞之少年，其性質形式上是介於少年犯罪與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上要扶助之人之間。因而，少年虞犯行為實際上既是少年成長過程中所出現 的偏差行為或不良行為，是否應由司法介入處理，在世界法制史上始終存有爭論，

且往往與一國權力劃分之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文化之發展、國民價值觀及國家 資源之分配等攸關。在立法例上，關於虞犯之處遇有兩種不同的體系，一是採取 福利行政模式，將虞犯與要扶助之兒少一併處理，少年審判程序僅處理少年犯罪；

另一則是採取司法福利處遇模式，虞犯與少年犯罪同樣適用少年保護之調查審理 程序，已如前述。應採取何種體例，除了與虞犯之界定範圍、保護必要性及對於 少年人權保護等認知上的差異外，實際上執行處遇或保護機構是否完善，能否有 效發揮教育矯治功能，也是影響立法例選擇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國少年事件處

34 見賴恭利，談少年事件司法體系與社政（福）體系之合作支援─以少年司法工作者角度談社政

（福）資源之參與，兒童福利期刊第 4 期，頁 23 至 42 頁，2003 年 2 月。

理法於立法之初，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對於虞犯少年應否列入司法管轄，即有 贊成與反對二派。

一、贊成

贊成者其理由有二：

(一)社會防衛論：虞犯之行為不外在外遊蕩，行為不檢，進而形成小太保、小 太妹等，如不加以管束，聽其發展下去，實為一大隱憂³⁵。

(二)國家責任論：認為國家應負最高的教養責任，少年的父母如果都能克盡其 職責，合理地嚴加管教其子女，以關愛來代替冷漠與責罰，情感上和孩子 打成一片，使孩子視家庭為暖室，就不會走出家庭去惹事生非；如果少年 的學校以愛心和關懷去代替處罰和鞭笞，多用心領導學生校內身心活動，

使學生以學校為樂園，就不會逃離學校為非作歹。現在是家庭、學校對於 事先不知防範，事後到了頑劣之罪惡貫滿盈，無計可施的時候，眼看著社 會形形色色的罪惡，向少年招手、進攻，使少年心迷目眩，稍一大意就會 投向罪惡的深淵無法自拔，所以才用猛藥，希望警醒迷途羔羊和脫韁狂 駒。³⁶

二、反對

反對者的理由亦有二：

(一)司法本質論：認為人民未至犯罪，法院似無干涉之權，如為預防犯罪的發 生，此屬於內政部管轄之事，司法對於虞犯予以處理，實破壞了司法與內 政的界限。³⁷

(二)功能取向論：主張少年問題首為「教育」，應以「教育」為本，以司法、

警察為輔，少年事件處理法是本末倒置；少年虞犯的有效防止，其重點亦 在於學校教師，並不在於警察或司法的處理。³⁸

35 參立法院公報第 60 卷 20 期，院會紀錄，頁 71。

36 參立法院公報第 56 卷第 5 期，委員會紀錄，頁 9。

37 參立法院公報第 60 卷第 20 期，院會紀錄，頁 65。

38 參立法院公報第 65 卷第 4 期，委員會紀錄，頁 15。

第二項 學者之見解

少年司法管轄範疇是否應包括虞犯，即少年司法虞犯概念之存廢問題，在學 界亦存有爭議，有贊成與反對二說：

一、贊成

贊成者以少年因身心未臻成熟，社會經驗不足，對其不應採取與成年人 同樣之刑事政策，少年應受社會之保護，故對少年之刑事政策應以保護為理 念；且大多數的實證研究發現，許多的犯罪少年係由多次的微小過錯或偏差 行為的累積，而慢慢演變成非以刑罰的制裁無法衡平其惡害的少年犯，是少 年法制既然有防止並改善少年為違犯行為的目的，則對於少年有違犯之虞的 行為，亦應秉持防止的概念，以國家的力量提早介入，以求保護少年的必要³⁹。 況在虞犯概念與範疇進入少年事件所管轄範圍後，反而揉合了原僅處理少年 犯罪事件的刑罰性應報刑思想，而得以讓福利性的教育刑想法順利進入少年 司法領域中；此等教育刑思想，不但在成人身上甚難達成，甚或原在犯罪少 年身上亦難實踐，但因非犯罪少年的虞犯少年進入少年司法領域後，教育刑 思想得以漸行全面擴展⁴⁰。蓋虞犯概念若以保護性思想來看待，並不會產生對 於虞犯少年範圍究應減縮或擴張的爭論，即以需保護性作為虞犯少年的認定 考量，不但能夠嚴守不對少年人權造成恣意侵害，亦能夠將教育刑順利帶入 少年司法中，保持虞犯進入少年司法領域後的福利色彩；若將虞犯實質上非 犯罪化，其脫離司法系統後，則其他繼續留在司法系統中的非行少年，其「犯 罪」形象在對比下將益趨明顯，而終究成為刑事處罰程序欲施加的對象，尤 其當社會愈發動盪之時，必然會在高度的社會防衛思想下，成為被排除或隔 離的對象，終至造成少年事件嚴格化與刑罰化的趨勢。

二、反對

(一)反對者以標籤理論者為主，其強調，兒童及少年應避免太早進入刑事司法

39 見林清祥著，「少年事件處理法研究」，頁 55，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40 參陳孟萱，「少年司法保護制度之契機─以美國少年法為借鏡」，頁 121。

體系程序，而受標籤烙印的不良影響，否則昨日的兒童犯可能成為今日的 少年犯，今日的少年犯很可能成為明日的成年犯；不要隨意給問題少年加 上壞的標籤，否則不僅無助於行為的改善，反而可能更加深他們的偏差行 為⁴¹。且自罪刑法定主義而言，虞犯行為本均非屬犯罪行為，虞犯概念又 多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有違罪刑法定主義之罪刑明確原則，將虞犯行為納 入司法體系處理，並非因少年「行為」反社會性之結果，因此，輕易將虞 犯行為納入司法系統處理，有違標籤理論，屬不當擴大少年司法之範疇⁴²。 再者，少年司法福利之功能不彰，源自於少年事件處理法帶有強烈「少年 所適用的刑法」色彩，只要少年進入少年司法管轄的範圍內就很難排除被 貼上某程度的標籤色彩，現行法雖極力朝向整合型法制，努力堆砌福祉機 能，仍無法改變福祉機能在刑事司法體系內從屬地位的宿命。況對於虞犯 之處理如能使用轉向機制，不僅可以減少對少年的標籤，更能減輕司法負 擔，使司法資源可以集中處理較嚴重之犯罪。

(二)對於行為偏差但尚未至犯罪的少年虞犯、或家庭與學校的問題少年，最重 要的是要建立社會性的常設專業機構，以各種方法加以適當的輔導，將虞 犯少年排除於少年司法體系之外，採用「司法權不干預的處遇模式」，由 社會、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家庭共同協助轉入適當的社會福利機構 或中途之家等非機構處遇，或強化學校教化的機能，減少素為學者詬病的 標籤效應。尤其，在今日社會福利體系已能漸漸發揮功能之情形下，重新 調整少年司法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的角色定位，釐清兩者管轄對象，讓少 年司法體系只處理少年犯罪事件，至於「虞犯」概念則予刪除，回歸少年 福利法制的保護。

對於「虞犯」是否納入少年司法體系的爭論，誠如學者所言，若以社會防衛

41 見許春金，「青少年犯罪原因論」，頁 198，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蔡德輝、楊 士隆，「少年犯罪—理論與實務」，頁 109。

42 參施慧玲，從福利觀點論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40 期，頁 61、67，1998 年 9 月。

思想來看，自會認為虞犯概念的存在或擴展，將造成對少年人權的恣意侵害，並 且亦是「刑罰」過於前置化的現象。但若以需保護性作為虞犯少年的認定考量，

則不但能夠嚴守不對少年人權造成恣意侵害，亦能夠將教育刑順利帶入少年司法 中，保持虞犯進入少年司法領域後的福利色彩。因此，如果從保護思想來看待虞 犯少年，就不會產生這樣的爭論。

第三項 國際公約之觀點 第一款 日內瓦宣言

1924 年國際聯盟在第五屆大會中曾通過有關兒童權利的「日內瓦宣言」，該宣 言第 16 條只提到「兒童觸犯法律時，應交由特別法庭審理。宣告裁決時更應以讓 兒童改過自新為目的，而不應強調處罰。」，並未出現類似「虞犯少年」的概念。

第二款 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

嗣聯合國於 1985 年 11 月 29 日決議通過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簡稱北京規 則），其中第 3 節第 1 條明定：「本規則的有關規定不僅適用於少年犯，而且也適 用於可能因犯有對成年人不予懲處任何具體行為而被起訴的少年。」，換言之，北 京規則一方面確立「少年犯」是本規則主要的適用對象，同時又擴大其適用範圍，

將各國法制中所稱「身分犯」（Status Offenders）⁴³之人、以及在成年人行為不為罪 的少年特定行為（如逃學、在學校及家庭不服管教、公共場所酗酒等），也都適用 本規則。至於該條規定是否意味著北京規則支持將「虞犯」或「前非行階段」納 入少年司法範疇則容有不同之解讀⁴⁴。

第三款 兒童權利公約

1989 年 11 月 20 日第 44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⁴⁵（Convention on

43 美國少年法中有所謂的身分犯之規定：若行為人為成年人則不構成犯罪行為，但若行為人是少 年，就成為少年法院介入的對象；而日本制定少年法時即將美國法中的「身分犯」一詞翻譯成

43 美國少年法中有所謂的身分犯之規定：若行為人為成年人則不構成犯罪行為，但若行為人是少 年，就成為少年法院介入的對象；而日本制定少年法時即將美國法中的「身分犯」一詞翻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