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建議

1997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徹底翻修後，雖少年司法已朝向福利保護之趨勢，然 而讓少年太早進入司法體系，畢竟容易因貼上標籤，尤其虞犯少年之行為本非屬 犯罪行為，而虞犯事由不分是否是逃學或逃家類抑或是非逃學或逃家類的少年，

均非屬犯罪行為，僅是成長過程出現的偏差行為，虞犯行為的成因固然很多，但 不出教育問題所致，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的不當影響，縱使少年 的家庭對少年無法提供良善的教育環境，但基於國家親權的觀念，為保護尚在發 展中的少年，及為保護社會秩序的安全，國家的社會福利系統、教育系統自不能 袖手旁觀，先行放棄虞犯少年。對於偏差少年行為的改善機制，仍應回歸到少年 正常的社會福利及教育體制內，而不宜輕易動用具有強制性、威權性的少年司法 資源以為對待，故處理虞犯少年之重點在於其家庭及學校，司法僅能作為社政及 教育系統之後盾，而不能取代其等之功能。

又，少年司法如欲保留虞犯制度，並以少年司法作為協助社政及教育系統之 後盾，則其所得為之輔導或措施自須不同於社政或教育系統；而少年司法體系與 社政或教育系統間最大之不同即在於少年司法的強制處置，雖然釋字第 664 號解釋 拔除了現行少年司法制度下的強制力，但仍留下了轉圜的空間。至於釋字第 664 號解釋後，實務上對於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於保護處分執行中，是否可以留置觀 察，容有不同之意見，惟從少年的健全成長以及社會中犯罪的控制來觀察，並思 考對於少年人身自由短期（1 至 5 日）限制作為手段來看，「留置觀察」或許可以 通過憲法比例原則的檢驗，並留給實務界一個處遇運用空間，故，建議對虞犯少 年仍保留「留置觀察」之制度；並建議以下之修法方向：

一、 各種類型之虞犯少年適用同一種程序及處遇方式

目前實務上就虞犯少年之處置呈現二種不同的風貌：即逃學或逃家虞犯 少年不得收容及施以感化教育；非逃學或逃家類型之虞犯少年則得收容或施 以感化教育。但基於法律整體、一致性的考量，實不宜區分逃學或逃家虞犯

少年及非逃學或逃家類型的虞犯少年而做不一樣的司法流程及處遇，對於所 有的虞犯少年應一體適用同一種程序及處遇方式，即對於非逃學或逃家類型 之虞犯少年亦不得收容及施以感化教育，才不致有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

二、 虞犯要件明確化

虞犯與一般行為犯不同，它不是一個行為的概念，而是指特定少年的情 狀、狀態，雖然，大法官明確指出虞犯要件有不明確之嫌，但如何以法律語 言明確化虞犯之構成要件，終有其界限，恐須從實務上之運作方式來著手。

應可從司法實務上之實際受案量及須由少年司法處理之必要性，重新檢討虞 犯事由，來減少虞犯行為之態樣，縮減虞犯事由以避免讓人誤以為虞犯事由 涵括所有的行為，建議可將司法實務上歷年來虞犯實際受案量少的類型，如 參加不良組織之行為態樣予以刪除。

至於虞犯之實質要件，雖很難用法律語言來加以界定，惟，應仍可仿照 民法第 1055 條之 1 關於裁判離婚子女監護之子女最佳利益應審酌事項、及刑 法第 51 條關於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規定等立法例，明定評價虞犯性客觀 上應審酌之事項，以提供實務審判者於用法時審酌之參考，避免流於主觀。

三、 由社政單位擔任前置輔導機關施以司法前之輔導措施

我國現行制度將一有偏差行為之虞犯少年即納入司法處理，一律由少年 法院（庭）扮演個案管理的角色，造成社政及教育系統對其避之惟恐不及，

而過渡依賴、迷思司法體系的強制手段對於虞犯少年所能產生之功效，實應 參酌日本處理虞犯少年的司法謙抑作為、及強化兒童福祉行政系統介入保護 教養虞犯少年的作法。因此，建議少年事件處理法未來的修法方向應朝強化 兒童及少年福利行政系統對虞犯少年的保護、教養功能，特別是福利資源對 虞犯少年的積極介入，以弱化虞犯處理的司法色彩，揚棄目前一律進入司法 系統的模式，仿效日本福利先行之制度，改採進入司法前之輔導主義，由社 政單位 （兒童及少年福利之主管機關）以結合福利、教育、警政、衛生、

勞工或其他資源，對少年虞犯行為進行第一階段調查、判斷、協助與輔導，

並強化家庭與學校功能，緩解少年之虞犯行為，善盡同心圓第一層之社會責 任，於輔導無成效後始得進入少年司法體系。藉由節制並縮小虞犯的入口措 施，有限度讓兒童及少年福利行政主管機關擁有福利措施優先的先議權，以 避免情節輕微的虞犯少年直接進入司法內。

又國家對虞犯少年的保護、教養責無旁貸，即使虞犯少年進入少年司法 體系，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行政機關不能因此即擺手，亦不宜一概推諉予 民間福利或教養資源，仍應儘可能地回歸而善用兒童少年福利、教育行政資 源。因此，有關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轉介處分（或稱 轉向處分），似宜明定直接交付予政府機關，以期行政權限統一事權及整合 教育、兒童及少年福利資源的運用。

四、 建置新收容處所

依照釋字第 664 號解釋之意旨，對虞犯少年收容於屬司法執行機構（少 年觀護所）以外之適當福利或教養機構，其收容目的及強制手段當未違憲，

而為達以少年司法作為協助社政及教育系統後盾之目的，必須維持對虞犯少 年之收容制度，應無法避免。因此，建議增加少年收容處所之彈性，並參酌 舊兒童福利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之精神，就虞犯少年之收容處所另闢一條與 犯罪少年不同之路，將虞犯少年的收容場所明定在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

如此，不僅能符合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亦可讓實務上的運作順暢，而不致有 現行實務上將含有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須經由其他（虞犯）形式進入少年 司法體系之怪象。

少年虞犯行為經常是一個家庭、學校，甚至是社會問題的反映，位於第二層 保護圈之少年司法頂多僅能消極地在少年有虞犯行為時始予介入，在積極面，仍 須由第一層保護圈之家庭、學校予以協助虞犯少年。況少年司法體系畢竟屬於司 法領域，儘管標榜福利性的保護處分，仍難脫強制色彩，伴隨強烈的國權力量操

作技術，終究無法取代社政單位等福利機關專責的領域及其扮演的角色、以及所 擁有的福祉功能。過去社會福利思想隱晦不彰，少年福利體系尚未完整建立，社 政體系都瑟縮在少年司法體系之一隅，雖然，虞犯件數每年約僅占少年事件總件 數的 10%左右，卻因標籤化的貼附，有害於偏差性格矯正。又，少年司法體系與 社政單位因為彼此性質不同，而能在協助虞犯少年的不同面向上提供保護服務，

本來就應該透過立法權責劃分，形成一個較為有效率的合作機制，因此，如何重 新調整少年司法體系與社政單位的角色定位，在釋字第 664 號解釋後偃然成為一個 重要的課題。本研究因此提出以上的建言，希望能藉由虞犯制度的重新建立，能 更完善地提供此類少年之需要，並避免日後發生犯罪行為，使其步向正途。畢竟，

少年係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未來國家的走向即靠今日之青少年，而我們無法幫少 年選擇他們要走哪一條路，只能提供他們選項及較優質的環境，最後終究是要少 年自己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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