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國虞犯制度之沿革與構造
第二節 虞犯之構成要件
虞犯概念是指有犯罪之虞的少年，因與預防犯罪有密切相關，故何者符合「虞 犯」概念的內涵應要嚴格認定。認定虞犯之構成要件有「虞犯事由」與「虞犯性」
兩個，「虞犯事由」是指法律上所列舉之不良行為態樣，此為「形式要件」，而「虞 犯性」則是出於將來有犯罪之危險性〔此即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2 款中所謂
「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為虞犯之「實質要件」。形式要 件與實質要件均具備始構成虞犯，而作此兩者關係之判斷時，應以少年現在的需 保護性狀態作為審理核心，依經驗認定少年行為時之虞犯性是否存在，配合現存 的虞犯事由，進而產生對少年現在需保護性之判斷。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僅對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少年有虞犯處遇之規定，對
於未滿 12 歲之兒童則僅有觸法行為之管轄，並無虞犯之概念57。換言之，我國虞 犯之概念僅限於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少年，並不及於 12 歲以下之兒童，即少年 事件處理法僅就少年之虞犯行為加以處理，但不處理兒童之虞犯行為，其立法用 意，無非係虞犯行為之調整，實際上應屬監護權人所應善盡之責，或者應由社會 福利行政介入，況兒童因年幼無知會有虞犯行為者究屬少數，且因年幼尚能服從 監護權人之管教，亦較能接受屬任意性之社會福利的協助，不待國家司法公權力 介入輔導。
第一項 虞犯事由
1997 年公布的現行法對舊法所列舉的虞犯事由（形式要件）略有增刪，已如 前述，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之虞犯事由如下：「（一）經常與有 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二）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三）經常逃學或 逃家者；（四）參加不良組織者；（五）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六）吸食或 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七）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 罰之行為者。」。上開規定似乎涵蓋了少年有犯罪可能的各種事由，但虞犯事由不 是一個行為的概念，而是指特定少年的情狀、狀態（status），一種處於底線即將被 突破的臨界狀態，所以虞犯事由不會是一個一次性的行為，縱或必須以客觀的行 為態樣來加以表徵，其終究仍會殘存濃厚的規範意涵。58因此，虞犯事實除了客觀 的事態外，另規定了一個在犯罪事實這個底線的定義中所不存在的要素，即虞犯 性。
第二項 虞犯性
少年之行為除該當「虞犯事由」外，尚需具備「虞犯性」始構成虞犯。所謂
「虞犯性」乃指有將來犯罪之虞而使國家必須介入，具體而言，即為據以判定「犯 罪之虞」的「虞犯事由」以外之性格、環境事由，此即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2
57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5 條 1 第 1 項規定：「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 者，由少年法院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顯然少年法院對於未滿 12 歲僅處理觸犯刑 罰法律之行為，並不及於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之虞犯行為，因此，兒童之虞犯行為並不在少年法 院之管轄範圍。
58 參李茂生，釋字第 664 號解釋評釋—憲法的顢頇與天真，頁 35。
款所謂「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亦為虞犯之實質要件。
因此，少年只有虞犯事由是否為開啟國家介入之契機？當然不是。虞犯事由 作為外顯行為有時雖不明確，但在國家以國親思想為根據介入少年生活時，必須 以虞犯性作為控制閥，如果沒有虞犯性，國家就沒有介入的理由，因此，在概念 上，少年必須具備虞犯事由與虞犯性，才會開啟法院介入的契機；蓋少年行為該 當虞犯事由及虞犯性，如同少年有犯罪事實，皆屬具備非行事實，才會開啟少年 司法介入之契機。舉例而言，一個有逃學或逃家行為的少年，尚須評估是否依照 該少年之性格及所處環境，該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如評估有觸法之虞，才 會開啟少年司法程序，因此，並非一有逃學或逃家之行為即須由司法介入。
而虞犯性的認定標準為何？有二種說法，其一：虞犯性之認定僅需有一般性、
抽象性的犯罪危險性即可；其二：虞犯性之認定應到達具有某種程度具體性的犯 罪概然性。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虞犯性與需保護性之間的差別。
需保護性是貫穿整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中心概念，其包括三要素：犯罪危險 性（又稱反覆非行性）、矯正可能性及保護相當性。因為虞犯的虞犯事實必須衡量
「虞犯性」，而需保護性亦須判斷「犯罪危險性」，兩者都是犯罪可能性的評估，
兩者是何關係存在解釋上的問題。詳言之，可不可能犯罪是判斷虞犯事實就需判 斷的，稱之為「虞犯性」，至於犯罪危險性則是法官決定要介入後，在審理期間所 要考量的；因為前者是行為時，後者是審判時，有時間之區分，所以兩者以不同 名稱稱之以免混淆。然而，兩者的判斷內容是否相同，參照日本學說所提出之二 種解說：59
（一）兩者係相同，只是判斷時點不同，都是判斷少年是否具備「具體犯罪蓋然 性」。少年若具備虞犯事由及虞犯性（具體犯罪蓋然性），警察即應送交法 院，法院在收案之時點進行需保護性中的「犯罪可能性」（具體犯罪蓋然性）
判斷，若認為少年具備「犯罪可能性」（具體犯罪蓋然性），則開啟司法程
59 參劉金玫，「我國少年司法對虞犯之處理—以美國法制之發展為借鏡」，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6-17，2005 年 7 月。
序，不能以應不付審理處理，法院應進一步評估矯正可能、保護相當性而 作出處遇。在此，係要求警察與法院在決定移送與收案時判斷虞犯事實標 準是相同的，近似於警察與法院在認定犯罪事實時的關係，要求警察儘量 要負起相關證據的蒐集使其符合要件，使得法院在實務運作時的工作會傾 向對虞犯少年作出處遇即可，重點不在篩選要件。
（二）兩者係不同，不僅判斷時點不同而已，內容亦不同，虞犯性乃指「一般犯 罪蓋然性」，需保護性中的「犯罪可能性」則指「具體犯罪蓋然性」。少年 若具備虞犯事由及虞犯性（一般犯罪蓋然性），警察即應送交法院，法院在 收案之時點應作虞犯性（一般犯罪蓋然性）及需保護性中「犯罪危險性」（具 體犯罪蓋然性）之判斷，若認為不具虞犯性，則屬未有非行事實，「應」不 付審理，若認為具虞犯性而進一步評估卻不具需保護性中的「犯罪危險性」
（具體犯罪蓋然性），則法院「得」不付審理。在此，則僅要求警察作初步 之認定，而由法院進一步來決定少年需不需要司法介入。
無論採取哪一個標準，少年事件處理法既採全件移送60主義，只要警察認定有 虞犯事實存在，即應移送少年法庭；況由我國目前實務上之運作，警察亦僅係作 初步之認定來看，虞犯性與需保護性不僅是判斷時點不同而已，其內容亦不相同。
第三節 少年司法體系對虞犯之處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