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親經驗與青少年自我認同發展

壹、喪親經驗與青少年自我認同

從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建立自我認同感還有發展親密關係為青少 年時期主要核心任務，倘若在此一時期遭遇喪親，悲傷經驗勢必會對其產生重大 衝擊與影響力（Taub＆Servaty-seib, 2008）。從上面對於青少年此一時期的發展 任務陳述來論，假設面臨危機也會影響其後續不同階段的任務，Fleming 與 Adolph

（1986）認為喪親青少年除了要完成發展任務還需要去面對其悲傷與哀悼歷程，

兩者間也可能會發生衝突，對其造成不適應的狀況發生。在企圖擺脫家庭，藉著 與雙親分離的過程中以獲取個人獨立自主，同時完成自我認同並找到自己的價 值，卻因為喪親經驗干擾其與家庭、父母分離並發展新的親密關係，甚至影響其 心理自我認同的發展（黃春女，2006；許玉霜、蘇完女、許鶯珠，2012）。黃淑 清（1997）研究指出喪親事件發生除了讓青少年失去認同對象外，也會把青少年 拉離原先的「自我認同」發展任務，而會因為家庭系統的轉變將他們拉向「家人 認同」。這呼應了張春興（1986）提到人若是從自我觀點認識自己是困難的，原 因在於「我」並非只有一個，所以若能我與人與己之間的關係才有機會看到關於 自己的全貌。侯南隆（2000）針對喪親後出現偏差行為的非行少年研究，發現喪 親事件會直接衝擊其自我狀態，同時還需要因應的困境是 1.喪親後的負面情緒；

2.被留下來的孤單、失去依靠的感受；3.以及自我角色期許，其中第三項的自我 角色期許還包含死者或是家人對喪親少年的理想形象，喪親少年在面對悲傷調適 的歷程中也在尋找合乎角色期待的方式，假若遇到因應危機，就會呈現遲滯甚至 負向統合發展，可以見得喪親事件對於青少年自我發展的衝擊與影響，Pasupathi 與 Weeks(2010) 在其研究中指出除了成年人，特別是父母親，需要協助青少年 從其經驗中發展出建構自我的重要能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再者，還有個 重點是在喪親研究中，較少被拿來討論的，關於喪父喪母對喪親者是否會造成程

度上發展任務或是悲傷適應的差異？張志宏（2010）指出喪母比喪父更難適應，

其原因為母親是養育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孩子長時間需要母親的認同和支持。華 人文化之下父親的角色，常常扮演的都是養家的角色，與孩子的距離相對地遠離 許多。反倒是母親會去扮演著父親與孩子之間的潤滑劑，可以平緩之間的疏離。

因此，當母親逝世，這個關係中的橋樑也跟著消失，也可能導致家庭疏離更加明 顯。此外，父親的角色對於青少年發展自我的重要可於邱珍琬（2009）研究中看 見，父親的功能是協助兒子的角色學習，對於女兒的影響就會是在於「異性相處」

和親密關係的建立這一方面。父親的缺席對孩子負面影響頗多，男孩會因為沒有 男性楷模可效法，因此在男性氣概的表現上稍遜於雙親家庭的男孩，而父親缺席 家庭的女孩，卻也因為母親仰賴之故，表現出較多的男性特質，可兌見性別角色 發展的差別。

Carol 等人(2008)則是從校園生態理論的觀點看待喪親大學生，學校是另一 獨特環境能提供學生各種支持資源，尤其是與其最常時間相處的成人，撇開雙親 或是親戚長輩，就是學校裡的導師（侯南隆，2000）。再者，同儕文化也極為影 響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Balk(1997)有喪親經驗學生指出談及哀傷經驗會使得同儕 感到不舒服，甚至被忽視或是否認他關於此議題的談論需求，導致這樣經驗的學 生因為同儕這樣的行為和反應，讓他們感覺到被隔離開來且不願意再與他人分享 自己的感受。林綺雲（2005）指出「悲慟」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以文化為基礎 的社會互動過程對悲慟概念的界定與行動的形塑。蔡佩真(2012)指出目前現行的 悲傷理論來自於西方學者，仍與華人文化中看待死亡的觀點有很大的差異，不同 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和自由，華人文化裡的悲傷受到集體主義和家庭情緒共享性的 等特質使然。於是，社會文化不同，悲傷規則也有差異，不僅會有影響情緒的表 達甚至是失落經驗的調適也是如此。回到華人社會文化中的喪親青少年，面對學 校同儕與家庭甚至是宗教因素，該如何在一個安全且充滿支持的環境中，以自己 獨特哀傷方式從喪親經驗中為自己找到出路？

在國外研究指出童年或是青少年時期喪親者，喪親經驗對個體會有負面影

響，卻忽視其實此悲傷經驗也存有積極正向意義的一面(Wolchik, Coxe, Tein, Sandler＆Ayers, 2009)，在遭遇喪親 7 到 9 年後，個體心智其實也會越發成熟，

對其自我概念和成長也會有正向提升，除了對死亡較能夠坦然面對，也會促發對 生命的感謝以及珍惜所愛的能力，甚至也會加強對家人間感情的聯繫感，面對挫 折和考驗也可以擁有成熟態度去面對（許玉霜、蘇完女、許鶯珠，2012）。

施靜芳（2004）研究也發現喪親事件對青少年生活意義的影響是期許自己更獨 立，學會珍惜生命還有想找到未來生活目標。甚至內化與逝者父母的連結，成為 自我認同的一部份（王舒慧，2006）；洪雅鳳（1999）實施的失落事件班級輔導 經驗指出，面對同儕死亡經驗也會帶給青少年一些正面影響，比如他們開始會把 自身也難逃一死這樣的信念整合進自我認同，瞭解到生命的有限性與終極性，對 死亡也較有完整而正確的態度。有此可證，儘管失落經驗會對青少年在完成發展 任務造成阻礙，但是在長期效應仍存有正面意義，也是形成自我認同與世界價值 觀的一部份，在悲傷經驗中長出自我內在的力量，對其發展自我認同感也會有正 面的幫助。

總而言之，青少年時期喪親雖然一方面損害其與重要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 力或是產生失落感受和悲傷，但另一方面也會促使客體成長且更加成熟、強化自 我及影響其重新看待關係和他人的價值，於是乎，研究者也希望藉由本研究來了 解那些在面對喪親劇變的當事人是如何找回自我並走出屬於自己的生命大道，也 就是他們將會如何轉換這樣的喪親經驗成為其自我認同一部分，是研究者好奇的 且渴望能夠細緻去探討的地方。

貳、從敘事心理角度看自我認同的發展

敘事取向的的自我與認同其精神與人本取向的宗旨相符，焦點皆關注在個體 的獨特性，主要目的在於獲知每個獨特個體所體驗到以及錯縱複雜的主觀自我和 世界。然而，敘事取向更加強調的是「自我」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尤其是個

體的語言中如何展現與自我的連結（朱儀羚、吳芝儀、蔡欣志、康萃婷、柯嬉慧 譯，2006）。

傳統理論取向以自我是實體存在的假設為前提，社會建構論者Potter與 Wetherell(1987)則否定前者說法，並強調自我的存在於語言的理解和表達，且問 題不在於自我的本質，而是怎麼被敘說出來的？Arendt提出的敘事性之認同

（narrative identity），說到主體會在時間的流變與敘事的過程中，意識到自己動 態性的本質，透過現實的調和而構成對自我的理解（引自胡紹嘉，2005）。也因 此我們無法將這個被敘述出來的自我當作實體且有固定內容的存在，而是一種範 圍（scope），藉由任何形式的表達，個體會向我們展示何者是與自我相關的內容，

不單單只能用「我」去稱呼此個體，這些陳述標示出與「我」的關聯以及屬於我 的獨特觀點，再再表示我是怎麼成為這樣的我（朱儀羚等人譯，2006）。Pasupathi 與Weeks(2010)從本質論及敘事心理的角度提及個體透過自我認同去適應在生命 過程中挑戰自身不合理的解釋，前者強調的是人會保持相同屬性以跨越發展，並 同時擁有獨特的複雜性，於是習於將自我與經驗相連結以獲得驗證。而後者則認 為人的生命是連續性的身分的認同，於是從脈絡性了解何以養成自我性格。也因 此提出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對於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前者會說：「我是一樣 的，因為我一直都很善於交際」；後者則會說：「我這個人是一樣的，因為發生 這些事情讓我成為這樣的人」。從上述而論，敘事心理學與社會建構論一樣的是，

皆致力於找出語言在形成自我與認定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敘事心理學假 設人類的經驗與行為皆是有意義的，因此想要了解一個人，就必須找出自身心理 與世界連結的意義系統和結構。

想了解人類的獨特「意義組織」之特質，就必須從理解語言開始，而敘事心 理的基本信念，便是透過語言、敘說和書寫方式，使個人不斷投入創造自我過程 中得以了解自己。這裡可以稍微提及後現代的語言觀，李慧貞（2004）提到我們 說到語言的時候，包含所有的溝通符號，不單單只有字句表達，非口語的行為、

語氣，甚至語助詞和沉默都算在其中，語言是活的也是種思想的展現。語言不單

單只是聲音，也是說者讓聽者明白自身的定位，也是關係中的自我確立。總而言 之，在後現代的觀點中，自我是無止境且不停發展的的過程，敘說本來就是自身 經驗不斷演進且和新舊經驗交會過後的產物，也就是歷經這類的經驗洗滌過後才 會成為這樣的我，透過這類的經驗與人的互動才成就著我。於是敘事中的自我隨 時會被挑戰或是改變，那是種流動的過程而不會只是個實體佇立在此，於是想當

單只是聲音，也是說者讓聽者明白自身的定位，也是關係中的自我確立。總而言 之，在後現代的觀點中，自我是無止境且不停發展的的過程，敘說本來就是自身 經驗不斷演進且和新舊經驗交會過後的產物，也就是歷經這類的經驗洗滌過後才 會成為這樣的我，透過這類的經驗與人的互動才成就著我。於是敘事中的自我隨 時會被挑戰或是改變，那是種流動的過程而不會只是個實體佇立在此，於是想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