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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參與陣頭之相關研究分析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五節 國內參與陣頭之相關研究分析

蒐集陣頭相關資料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此主題多半出現在新聞雜誌中,風格 尤其誇大渲染,其呈現方式比較片段瑣碎,少部分散見於學術性相關期刊中,論 述焦點幾乎著墨於民俗儀式、宗教信仰及陣頭歷史或者是文化藝術,關於「國中 生參與陣頭」之議題,僅是附帶提及,多半傾向負面角度。

目前國內學術性文獻針對陣頭的討論,共有四篇。其中吳騰達(1999)的調 查研究報告主題為《家將團員的心理歷程》,其研究對象為宮廟團體與個人團員,

年齡層分布廣泛(十六至五十七歲),訪問地點遍布臺灣各地;採用觀察、訪問、

調查研究方法;主要偏重於敘述八家將源流組織、表演、服裝與傳承,雖有試圖 探究成員之心理歷程,可惜僅呈現出表面之訪談結果,對於研究參與者之心理變 化歷程,以及行為結果之成因,欠缺深入精闢的分析。不過吳騰達(1999)也歸 納出寶貴的研究發現:將團成員一開始接觸將團通常為十四至十六歲,多數是因 為同學呼朋引伴,懷著好奇心去嘗試。除此之外,找靠山、交朋友、愛表現等,

也是參加動機。特別是由社會評價中,反映出傳統民間宗教信仰,在社會急遽變 遷下,能對現代年輕人所產生之約束力與影響力非常有限,導致宗教活動中顯現 出臺灣社會青少年問題,讓信徒與民眾心生恐懼,因此導正將團中某些偏差行為,

使其朝正向發展有其必要性。

周明(2000)則對於將團做粗淺的介紹,其主題為《神秘威武的街頭舞者—

「八家將」與「官將首」淺釋》。研究中提到近年來將團由於受到社會功利陋習之 影響,來源典故與文化內涵逐漸被模糊化。只要有利益,有表演之需求,隨時可 以出陣,忽略宗教信仰敬虔的精神內涵,所以陣頭表演時會出現一些違背將團文 化本質的荒謬行徑,破壞了原本莊嚴樸實與淨化人心的意義!也難怪周明(2000)

對此發出慨嘆,期盼鄉土文化當局,對於民間宗教傳承工作之推展,應落實認知 基礎的補強。

吳秉憲(2001)所發表的研究《變調的民俗活動—八家將》中,除了概述八 家將之起源、組織與操演,也關注到將團引發的社會與教育問題,近幾年來參與 八家將的青少年多為中輟生或邊緣人,而參與的動機只是耍威風,再加上幫派別 有用心滲入陣頭,導致將團散漫缺乏紀律,常常上演不倫不類的戲碼,大為降低 其在民俗文化中的藝陣地位。吳秉憲(2001)指出家將團被貼以負面標籤,遭受 鄙夷,社會大眾需要對八家將有更深入的了解與省思,不應武斷驟下評議,對此 研究者卻認為,若要改變大眾之偏見,一再澄清辯解絕非根本解決之道,反倒應 在文化傳承上面多下功夫,拿出魄力整頓將團內部陋習歪風,不放任團員為所欲 為,並且嚴謹傳授宗教文化精髓,提升團員素質涵養,才能一掃將團陰影。

張紉(2002)在《八家將青少年的將團經驗》研究中,同樣認為媒體偏頗的 報導,讓單純的本土宗教文化活動被扭曲為青少年問題,扼傷家將團的文化意涵,

對正當參與將團者造成汙名化。採用滾雪球抽樣方式取樣,研究對象有六十一人

(團主九人及將團青少年團員五十二人),其深入探討團主角色最具意義,樣本分 布臺灣四個縣市,以深度訪談與問卷方式蒐集資料。根據張紉(2002)研究,發 現特別的現象是:將團間涇渭分明,會藉由外在形式(服飾臉譜等)差異,突顯 各自的特色。將團內權力結構屬於非正式形式,所有權力全集中於團主身上,團 主得承擔整個將團運作責任,不同類型的團主扮演不同角色(父親、兄長、仲介 人或朋友),對教化青少年的過程也有差異性。研究中最精湛獨到的見解是:在探 討八將團對於青少年行為,是正向因子或負向因子以先,應該先觀察他們所依附 的是何種型態的八將團。

從國內學者吳騰達(1999)、周明(2000)、吳秉憲(2001)、張紉(2002)等 人之研究,可以歸納出一個非常中肯之意見:頭人對將團少年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力,應端正自身言行,為團員表率,更需要求團員之言行,而政府也需善盡管理 將團組織之責。

研究者整理國內以陣頭或將團少年為研究主題之相關文獻,論文不多,約有 十篇,直至 2001 年蔡慧敏破天荒地發表了一篇主題為《青少年參與家將團的背景 與影響—以官將首為主》之論文,堪稱為國內研究將團少年立下了一個耀眼的起 點,之後相繼有類似議題論文發表。

蔡慧敏(2001)論文之理論架構很完整,有別於以往的論述角度,將青少年 參與將團的那一段時間,視為一個歷程或過程。從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深入了 解少年加入陣頭的情況,重要的發現是:少年加入陣頭並非有什麼特別的目的或 崇高的理想,多半只是受到同儕影響而加入,而在其中得到認同與歸屬感,使得 少年持續參與,但是此時期正值心性不定,而且對陣頭文化的內涵不是非常了解,

如果當他找到其他更新鮮有趣的事物時,通常會離開陣頭。將團少年於成長過程 中,受到整體社會之影響很大,個人、家庭、同儕、學校社區等各次系統,對將 團青少年皆會造成影響,少年受到各個次系統不同強度之推拉,使其持續參與或 是離開陣頭。關於蔡慧敏在其研究建議中提到,政府應推廣民俗陣頭活動,結合 社區資源定期舉辦民俗活動,學校與社區成立陣頭社團,開放學習民俗活動正當 管道,研究者對此深表贊同,因為廟會陣頭活動本身並沒有錯,其實是人為因素 的問題,所以導正扶植比壓抑遏止來得有建設性。此研究提醒我以多面向思考問 題,方能客觀完整。然而陣頭活動涉及的層面非常複雜,也並非只要舉辦或推廣 民俗陣頭活動,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王雅莉(2002)的論文主題為《越軌?轉位:青少年參與八家將團體之分析》。 其認為青少年加入八家將為一段生命歷程,家將團中的同儕建立在「相挺」的關 係上,此看法與蔡慧敏類似。青少年加入八家將背後象徵的意涵是:家將團和學 校同樣具規訓作用,所以少年僅是脫離主流價值體系的規訓,並非叛逆或是為了 反抗權威,因為他其實是繼續被另一套規範訓化。雖然青少年脫離學校,多半是 處在被動狀態,但是其仍具能動性,若無法適應主流的規範時,他們會產生動能,

藉由家將團與學校空間轉換,獲得需求滿足,同時轉換在家將團外被標籤的負面 身分與位置,重新認同自己,因此加入八家將可視為轉位而非越軌,此觀點非常 獨特,而且由此可知,王雅莉對青少年參與將團之動作與過程,給予比較正面公

允之評價。此研究中的「轉位」概念啟發我跳脫出主流權威文化角度,正視次文 化的影響力。研究者對於將團少年倘有偏差行為,是否仍能牽強地以所謂的「另 一套規範訓化」附會感到質疑!

康粹婷(2002)其論文主題為《天人之際:將團少年之生命史研究》,為了要 以「學生的多元世界」觀點來研究少年加入將團之生命史,清楚呈現出少年如何 與外界互動,所以在資料蒐集的來源方面,比起前面兩位研究者更為廣泛,除了 針對四名將團少年進行深度訪談之外,還包括學校、老師、家長、警察、宮廟的 頭人等。不僅如此,該篇研究獨到之處在於,把少年之將團與學校經驗與感受,

置於特定社會及文化脈絡之下分析探討,尤其能給我帶來啟發的是下列四大相對 性的議題:其一、反抗行為抑或是順從行為,其二、偏差行為抑或是差異行為,

其三、向上流動的機會抑或是導致再製的機制,其四、「我的志願」抑或是「他們 的志願」--真切地提醒了我要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這四 大相對性的議題,激發我延伸出一個新的疑問,很多問題似乎無法用二分法截然 劃分,有沒有中間灰色地帶呢?

黃福坤(2006)也相繼探討類似議題,其論文主題為《少年參與家將團之心 理歷程與行為意義—以臺北縣為例》。有別於以往之研究,黃福坤從社會工作輔導 與犯罪學相關理論之角度切入,從資料來源分為四個階段,不難得知研究過程中,

蒐集資料之艱鉅程度!最令研究者感興趣的是第三階段:以網路奇摩家將相關家 族為接觸窗口。研究者認為以此方式蒐集資料,不失為可行之道,非常值得稱許 與參考,同樣也啟發我蒐集資料可以運用網路資源,不過沒有面訪難免會有不夠 真切之感,仍應從長計議。對於家將少年之跳陣經驗,則歸納為正向與負向經驗,

簡明扼要地詮釋出家將少年之行為與想法。其研究建議具體明確,可供社會工作、

學校或警察相關單位參酌。

嚴啟能(2007)則從人類學、宗教學及犯罪學理論來研究將團少年,其論文 主題為《廟會繞境活動組織管理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以臺南市為 例》。不同於以往研究者的思考角度,嚴啟能以廟會組織管理來探討青少年之偏差 行為。受訪者年齡最輕的是十九歲,最年長者是五十六歲,在廟裡除了擔任轎班、

陣頭參演人員,還包括本身也是繞境活動參與者的管理階層,要特別說明的是,

其中一位受訪者是女性,所有受訪者都無偏差行為與前科,有正當工作或是在學

其中一位受訪者是女性,所有受訪者都無偏差行為與前科,有正當工作或是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