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爭造成「人力資源」的需求激增，像〈人的資源增殖に總進軍〉、〈人的 資源の增殖は皇國飛躍の根源〉、〈人的資源の飛躍へ 島民擧げて總進軍〉這一類 的標題，不時地出現在報紙的版面上。很快地，在 1937 年 (昭和 12 年) 中日開戰不久 後的 11 月初，日方就舉辦了「第一回人口問題全國協議會」，不僅關注到人口成長率 減退與體格低下的威脅，也說明人口問題的重要性是與糧食、就學、農村、勞動、就 職與失業、結婚生產、死亡、移民殖民、兵役等問題息息相關，並在殖民地的廣播中 宣讀，好讓臺灣的一般民眾都能有所體認。25在傅柯看來，這無疑是把人口當作各種要 素的總和，一方面它與生物的總體體制相關，另一方面它使綜合的干預措施有了著力 點，26也正是基於它的重要性與複雜性，各種知識與技術便合理地蔓延開來，讓治理的 權力擴張到各種領域，斯時，一個新的整合機構因時代之需而誕生了。
25下村宏，〈現下に於ける 人口問題の重要性〉，《臺灣日報》，1937.11.04，8 版。
26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安全、領土與人口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326。
59
60 新報》，1941.08.27，1 版；〈厚生委員會 奉公會中央本部に設置〉，《臺灣日報》，1941.08.27，2 版。
61
者年年增加，從 1910 年代到 1935 年 (大正末年到昭和 10 年) 之間，人數已從千分之 258 人突破至 400 人以上，而這些人多屬肌肉薄弱、高度近視和胸部疾患者，其中以學 生最多，次為職工和店員。35另一份資料也詳細地陳列 1916 年至 1935 年 (大正 5 年到 昭和 10 年) 間的徵兵體格統計，發現昭和年間甲、乙種比例減少，而丙、丁種比例增 加，文中更繪製了比較圖，呈現徵兵體格甲種和丙種的變化最為明顯 (圖 3-12) 。36同 時，這些官方論述 (前者任職體育官，後者任職衛生課長) 除了說明國家非常時局之 際，壯丁體位低下是軍方動員的一大隱憂之外，也以關注疾病威脅人口問題的醫界立 場來表態。
圖 3-12 歷年壯丁體格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主要數據引自下村八五郎，〈銃後國民の體位向上と其の對策〉，110-112。
從下表 (表 3-1) 觀察，自稱帝國的日本，在出生率、死亡率與平均壽命上的指標 表現均劣於歐美等文明諸國，呈現多生、多死 (尤其是兒童) 、壽命較短和傳染病蔓延 (尤以肺結核致死率最為嚴重)37 等問題，對其因應之道指向疾病的預防與治療，包含
35丸山芳登，〈我邦國民體位の現情と其の對策〉，25-31。
36下村八五郎，〈銃後國民の體位向上と其の對策〉，《新竹州時報》，2.6 (新竹，1938.06) ：110-112。
37這一說法不是短期資料所獲致的觀點，體育官丸山芳登進一步地列舉德國自 1905 年到 1932 年間，結 核致死率由 18.9%下降至 7.0%，但反觀日本自 1911 年到 1936 年間，結核致死率僅由 21.9%降至 20.6%，仍是德國近三倍的死亡率，說明結核問題已經造成國力的巨大耗損，不可不慎。參考丸山芳 登，〈再び我國民體位の向上策に就て〉，《社會事業の友》，122 (臺北，1939.01) ：11-19。
62
63
圍廣及 1908 年 (明治 41 年) 到 1937 年 (昭和 12 年) 之間，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 增加率的統計結果指向人力資源的「量」；以結核死亡率和乳兒死亡率的統計結果指 向人力資源的「質」，並被用以提示臺灣島民應該更加注意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落 實於衛生設施改善、預防結核病，以及對於乳幼兒和母體的保護。40顯然地，統計作為 國家的科學知識，教導我們對身體的認知不單只是個人存在的肉體與「個體作品」，
也是國家人口的一種實體與「國家作品」。當局有意地宣傳著國民體位絞接著從「個 體健康」到「整體增值」的鍵結，也左右著戰爭動員以至於國族存亡的後續效應，舉 凡官方調查、學界研究的人口統計資料，它們短時間、高頻率地移置到臺灣的一般論 述中，並利用淺顯數據的呈現來灌輸意識和獲取認同，反覆提醒殖民地島民付諸「增 產報國」與「健康報國」的實際行動。
即使是一般商業廣告，版面上的統計資料並不是攸關自身產品使用前後的實驗數 據，它們表面上是向預防醫學認同的善意宣導，彷彿文明生活帶來的威脅無所不在，
明智的消費者需要的是購買有助於身體健康的保健產品，但實際上也是一種與國策靠 攏的意識灌輸。端看眼藥水和牙粉確實有利於近視和咀嚼功能劣化的預防功效，相關 統計數據的伴隨並不令人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41但燈泡廣告在「健康週間」以近視率 數據直指「日本是世界的近視眼國」 (圖 3-12 左) ，魚肝油廣告則呈現 1930 年 (昭和 5 年) 已高於各強國結核罹患率的日本，至 1935 年 (昭和 10 年) 仍是不減反增的情況 (圖 3-12 中) ，甚至肥皂的消費量也相繫於諸國死亡率，以簡要數據佐證肥皂使用愈 少，死亡率則愈高的反比現象 (圖 3-13 右) 。此等商界利用醫界的調查結果強加宣 傳，無非是掌握消費者心理，藉由製造恐懼創造消費需求，以提高購買意願。此時，
身體 (body) 被用以較量的已不僅是體格、體質、體力等歷經檔案化後的可見狀態，人 口 (統計) 學將原本屬於自然生命現象的模糊概念，轉化為可以被全面掌握與集體干預 的實體，以利國民身體 (bodies) 的治理，發展國力。
40曾田長宗，〈統計から見た 列強國民の健康〉，《部報》，臨時增刊號 (臺北，1941.06) ：8-12；
曾田長宗，〈統計から見た列強國民の健康〉，《社會事業の友》，151 (臺北，1941.06) ：2-7。
41參見《臺灣日報》，1937.04.13，夕 3 版；《臺灣日報》，1940.05.18，3 版。
64
圖 3-13 廣告中的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由左至右擷取自《臺灣日報》，1939.05.04，1 版；《臺灣日報》，1940.02.14，6 版；《臺 灣日報》，1938.05.17，6 版。
凡此，從軍部警訊、醫界研究，一直到官方機構設置、改制，以及大量藉由統計 凝視著人口興衰，甚至是商業廣告列舉的疾病與死亡威脅，都是關聯至國民身體與戰 爭人力問題的背景下所衍生的。然而，在殖民地的身體治理中，殖民者並不是把每一 件事情都納入統計，被殖民者會有些必要或不必要被列入統計的範疇。比如說，臺籍 人士參與休閒活動與實際運動表現常不在帝國的關懷之列，相對地，帝國在意的兵種 體格等級則不見得是被殖民者所關切的，二者之間的差異很容易使得身體治理的策略 宣告失敗。是以，得好好考慮的是對個體層次到整體人口的利益向度，使受力者自願 配合管理自身健康狀況，進而提升殖民地的身體素質以換取勞動作業的生產效能。顯 然，醫學很輕易地掌握了時代的發言權，42殖民者提供這種對生命延續或身體健康有益 的知識和技術體系，加上一種看似視如己出地為「皇民」付出的國家關懷，確保能夠 降低被殖民者對權力介入的排斥程度，而順從國家的治理。
似曾相識地，在傅柯的《必須保衛社會》乙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生命政 治 (biopolitique) 」機轉，它是與出生率、死亡率、壽命、人口繁殖的過程相聯繫，而
42此一發言權的掌握當然不是從戰爭時期才開端，早在日治初期，先進的醫學與衛生，就成為日本帝國 贏得臺灣殖民地民心的重要策略性工具。這也體現了當時著名的民政官後藤新平所表達「殖民就是一 種生物學的政治」的觀點，姚人多認為這與傅柯在《性史 (性經驗史) 》所提出的「生命政治」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都是試圖對人民的生命做出最詳細、最細節的管理及干預。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 體 : 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82；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 性〉，147-148。
65
疾病是關聯至一種侵蝕、打擊和削弱生命的人口現象，和死亡一樣視為削減力量、減 少工作時間、降低能量和經濟代價的恆定要素，因此，醫學建立了，公共衛生成為主 要職能，並開始一系列機構的產生，如：醫療所、救濟院、保險事業等，以及添增對 環境的改良來確保干預「整體生命」的權力領域。43這本來就是作為現代國家走向治理 化的一般過程，保衛著國民身體不受疾病的侵犯，也保衛著國家人口不畏強國的凌 駕，這同時也是治理藝術的展現，一種使人妥善生存的權力，得以全面地干預其生 活，已經比過去那種強迫他人死亡的權力更溫柔，卻難以拒絕。換言之，治理殖民地 的權力形式顯然已經從過去個人化的懲戒 (殺死叛亂者) 、對象化的規訓 (訓練生產 者) ，進一步地轉移它的重心到了大眾化的治理 (調節臣屬者) 。
最後，彙整本章的各節來談。在殖民地臺灣，身體的治理工作 (特別是公眾衛生) 在日本帶來殖民性和近代性的同時也有了大幅度的躍進，晚期更因為受到戰爭的影響 (不只是中日之戰，還有整個世界列強間的較量) ，對身體的治理快速地從兵種「體位 低下」的警訊轉向對國民「體位向上」的強調，其目標則是從個體幸福健康延伸到全 體人口的質量增長，以順應戰事；治理知識也從乏人問津的專科知識轉化成普及全民 的一般常識，人口統計此時除了支撐了治理集體的正當性，也成為個體治理自我的重 要參考；而治理技術則從醫病關係的疾病防治擴展至文化向度的生活實踐，一方面藉 由國家的機構運作和科學調查，有意讓原屬於自然現象的身體生長和人口消長，經由 介入其中的要素以增進健康和減少疾病、增加出生和減少死亡，以助於個體身體及整 體人口之質與量都能夠往所欲的向度移動；一方面經由強調疾病與死亡的威脅，創造 改善「體位低下」的需求，也宣導健康生活和消費選擇，誘發對「體位向上」的期 望。
即便，臺灣沒有像日本內地的人口政策有那些具體目標設定，但總督府對殖民地 身體的關注，特別是它所具有的健康勞動力，44使得帝國早在開戰之初，就已經將「體
43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必須保衛社會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 (錢翰譯) (上海：上海人 民 1999) ，229-231。
44即使到了戰情屢屢惡化的 1944 年 (昭和 19 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統計官對於人口調查事項的說
66
位向上」納入了治理殖民地身體的算計之中。在這些轉變的過程中，它是與順應國際 情勢以及回應戰爭需求的情況共處，持續地將眼光放置人口的移動現象評估國民的保
位向上」納入了治理殖民地身體的算計之中。在這些轉變的過程中，它是與順應國際 情勢以及回應戰爭需求的情況共處，持續地將眼光放置人口的移動現象評估國民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