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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時代臺灣報紙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5.3 (臺北，1999.03) ：49-58。李承機，
〈日治時期的報業發展〉，《臺灣學通訊》，85 (新北，2015.01) ：4-7。
7 性的成果。此時，思考文化史家 Johan Huizinga (赫伊津哈，1872-1945) 所說的：「某 一時代精神的真實面貌，在看待和表達瑣碎、平常之事的方式，比在哲學和科學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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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塗寫與覆蓋的文件上。」15，後續，他雖然也指示系譜學需要耐心與細節知識，仰賴 著原始材料的大量堆積…等等，卻再也沒有留下任何實質的作業程序。於是，除了學 界對系譜學方法存有諸多疑惑之外，也使得傅柯式的歷史研究遭受到幾許批評，例 如：傅柯的斷裂史觀無疑強姦部分史實 (歷史事實) ，且陷入歷史化約論的危機，其歐 洲中心觀點亦受質疑；傅柯的系譜學方法缺乏理論，而令人有虛無飄渺 (free-floating) 之感；傅柯論述缺乏道德規範性基礎，既無法提供更好的社會未來之願景，又對抵抗
15英譯版原文：Genealogy is gray, meticulous, and patiently documentary. It operates on a field of entangled and confused parchments, on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scrsthed over and recopied many times.見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The Fouac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76.
16見楊宇勛，〈顛覆史學與權力之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及《規訓與懲罰》〉，《史耘》，5 (臺 北，1999.09) ：216；謝國斌，〈The Free-floating Postmodern Phenomenon: A Case Study of Michel Foucault〉，《人文集刊》，3 (臺北，2005.04) ：113；姚人多，〈說真話的問題化〉，《當代》，
209 (臺北，2005.01) ：95。
17倪炎元，〈進入傅柯系譜學分析的兩種策略〉，《新聞學研究》，87 (臺北，2006.04) ：18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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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亦絕非對歷史的「造反」，而是跳脫傳統歷史研究「本質」、「規律」、「連 續」或「同一」等迷思，讓各種複雜的異質重現，提供歷史現象的詮釋另一個嶄新視 野。
以上，這些資料對本文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啟發，至少，納入多元的瑣碎與細緻 資料與一般歷史學方法並不相違，唯實際是把研究重點從歷史學探索的「本質和起 源」轉換成系譜學關注的「現象和出現」。特別是討論那些與時代局勢相應而生的話 語，猶如傅柯將之描繪為某些自地平線竄升，或者有了爆炸式湧現的論述內容，因而 學界也對此一研究取向稱之為「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基於此，我們鎖定 了日治晚期「體位向上」的時代話語，還有其他自 1938 年 (昭和 13 年) 到 1943 年 (昭和 18 年) 間相繼而生的新詞彙，如：「厚生省 (1938 年) 」、「體力章 (1939 年) 」、「體力法 (1940 年) 」、「體鍊科 (1941 年) 」、「健民運動 (1942 年) 」、
「武道章 (1943 年) 」等等，它們彼此伴隨、關係密切地共構著身體治理的知識與技 術，並且，研究視角開放至不同對象 (不同權力位置) 與動員單位，如官與民、資本家 與消費者、男性與女性、成人與兒童、體健者乃至體弱者之間，分析「身體治理」的 異質和此消彼長的關係時，將會有不同的發現。
最後，也許會有人注意到，基於本篇研究的需要，除了說明檔案來源和系譜學方 法以外，更應該找尋、交代傅柯對於殖民議題的討論，然而，這部分的收穫卻不多 見。從姚人多所進行的地毯式搜尋下，發現 27 篇文本雖然足以澄清傅柯一生並非對殖 民主義沉默，然而內容往往是一小段落的一些詞彙，未能與被殖民者這樣的「異己」
有更多的聯繫時，就直接轉向了對統治技藝的關注，正一如過往沉浸於系列性的權力 研究。22換言之，面對殖民論述的寡言，我們不可能一廂情願地參照傅柯西方式和去中 心化的系譜研究，造成觀察與分析日治時代的各種困惑，亦無法清楚地套用至東方式 的，以及具至高且普遍的權力中心—總督府—的殖民歷史。不過，仍有許多討論是直 接或間接地受到傅柯的啟發，例如：「治理」或「治理術」的討論，便為這篇研究開
22姚人多，〈傅柯、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研究〉，《臺灣社會學》，6 (臺北，2003.12) ：223-266。
12 1977-1978 年的課堂上則第一次出現了「governmentality (治理術／治理性) 」的用語，這個詞從
「governmental (政府的) 」派生而來，指的是權力關係或治理活動特性的戰略場域。但無論是治理或 治理術，兩者在傅柯的課程講座中時常交替地出現著，另外像「governmental rationalty (治理理性) 」 與「art of government (治理藝術) 」等曖昧辭彙，在傅柯的論述中，似乎也沒有嚴格的區分，吳彥明 甚至大膽地假設這些辭彙其實意指著同一件事。參考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安全、領土與人口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 (錢翰、陳曉徑譯) (上海：上海人民，2003) ，357；吳彥明，〈治 理「文化治理」：傅柯、班奈特與王志弘〉，《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2 (臺北，2011.06) ：176。
24傅柯指出：「我們不該認為規訓社會 (society of discipline) 代替了君權社會 (society of sovereignty )，
然後治理社會 (society of governmentality) 又代替了規訓社會，這實際上應該是一種君權 (統治權) — 規訓—治理的三角架構」，見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102. 只是，傅柯過去所著墨的「規 訓」對象是病人、罪犯等邊緣者的角色，但「治理」所牽涉的是廣大一般群眾，是既具能動性的主體 (subject) ，也是具從屬性的臣民 (su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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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見Paul R. Katz, “Government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Colonial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a-pa-ni Incident of 191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 (Michigan, May 2005): 387-424；呂紹理，《展示臺 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臺北：麥田，2005) ；林玉茹，〈殖民地的產業治理與摸 索－明治末年臺灣的官營日本人漁業移民〉，《新史學》，24.3 (臺北，2013.09) ：95-133；姚人多，
〈傅柯、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研究〉，262-263。
27張隆志，〈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以台灣近代史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 (臺北，2006.12) ：119-120。
28Paul R. Katz, “Government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Colonial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Ta-pa-ni Incident of 1915,” 414.
29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安全、領土與人口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288-289。
30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ed. Michel Senellart,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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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為名義」所進行的身體管治問題。
第三，國內目前對傅柯治理術的專題研究雖然只有一篇碩論，31但是，內文已相當 清楚地交代對其研究不能只落在對現代國家統治的分析，且更著墨於關注自我與生存 美學的討論上。並且，正是藉由「治理術」的概念，傅柯方從生命權力的分析過渡到 生存美學的主題，爬梳了讓生命成為藝術品的治理活動。32換言之，當我們在看待一段 歷史時，既想知道權力如何運作，又想一窺它不著痕跡的流動關係，以及，探究時人 生長於斯，如何追求其所欲安身立命之道？這種要將對權力的分析從打造「國民，即 國家作品」的客體，跨越到探究主體實踐「我，即我的作品」的話，那麼，傅柯的治 理術在這個層面是足具分析適用性的。
但接下去，我們可能會有一點惋惜，有關傅柯的「治理」或者「治理術」論述，
幾乎都是從他過去 (特別是 1975-1984 年間) 在法蘭西學院的講座系列中獲致。也就是 說，學界並不是從傅柯本人的文字性書寫來整理，而是經由演講轉錄逐字稿的形式，
加上統合傅柯手稿 (授課筆記) 的編者介入，以及英文或中文的翻譯和後繼專家的補述 來認識。一方面，這些文本畢竟是作為授課而不是研究作品，口頭相較於文字存在著 較為模糊的意義，也跳躍出更多的分歧概念；另一方面，傅柯雖然爬梳了治理術的歷 史，卻未曾對該詞彙提出唯一而獨斷的定義。以至於儘管有學者花了一些篇幅整理傅 柯的治理術觀點，卻認為「這個概念不僅是一種有如驚鴻一瞥的口述歷史，它還在傅 柯突如其來的撒手人寰之後，就缺乏原作者的回應而開始遁入五里霧中」33。也因如 此，本文篇章意不在於這一概念的哲學辯證，而是涉及有關治理術的基礎性介紹，以 及指出治理觀點對照日治時期研究的可應用部分。
有關研究治理 (術) 的所有文獻，幾乎無不引用或參照一篇代表性論著，也就是傅 柯在 1978 年 2 月 1 日於法蘭西學院講座的錄音資料和文稿，後有譯者將此篇章定名為
31吳朝聖，〈傅柯對治理性的研究〉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09) 。
32何乏筆，〈從權力技術到美學修養：關於傅柯理論發展的反思〉，《哲學與文化》，37.3 (新北，
2010.03) ：摘要。
33吳彥明，〈治理「文化治理」：傅柯、班奈特與王志弘〉，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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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ity」。34論其研究方式，是將 16 世紀中葉爆炸式湧現的治理文獻與同世 紀早期的單獨文本做比較，即 1513 年馬基雅維里所著的《君主論》。文中指出，由於
34參閱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87-104.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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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安全、領土與人口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90。
37英版譯原文：The ensemble formed by the institutions, procedures, analyses and reflections, the calculations and tactics that allow the exercise of this very specific albeit complex form of power, which has as its target population, as its principal form of knowled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as its essential technical means apparatuses of security. 參閱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102。至於「政治經濟」與「安全裝置」一詞，傅柯倒沒有對之作一清楚界 定，但從《安全、領土與人口》的全文中，大抵可以看出他將前者視為一種綜合人口、領土、財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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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論述的說明後，本文攸關日治晚期的身體治理將是整合在人口 (整體) 、對 象 (客體) 和主體 (個體) 治理的盤根錯結上，而不是用一種截然清楚、卻可能顧此失 彼的切割方式來討論，我將於後文陸續呈現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基於檔案屬 性的限制，相當程度是涉及對現代國家統治的分析，或各種現代機關裝置 (Device) 下 對於被殖民者的支配面向，有關臺灣人的身體治理仍有許多未竟之處，也就是在關注 自我或生存美學這方面，本文僅作簡略涉獵，拋磚引玉爾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