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代開始，伴隨體操科逐步確立和運動風氣興盛下，檢查機制也漸地轉化到 積極要求學童能自主增進身體健康與能力，已有校方早於官方政策發起體力和健康度 的身體檢查，前者涉及跑、跳、投和持續性手臂懸垂 (吊單槓) ，後者則以身高、體 重、胸圍和肺活量等數值進行公式計算來加以評定。21爾後，總督府文教局旋即於 1933 年 (昭和 8 年) 制定、1934 年 (昭和 9 年) 改正「體力檢查實施要項」，要求校 方於每年日本體操祭 (11 月 3 日) 的前後一個月內，對小學四年級以上的學童施行一 次體力檢查，不過剛開始 (1934 年) 同樣以日人為主要關懷對象，且並不是那麼具有 強制性，小學校的受檢率 (80.14%) 幾乎是公學校 (42.03%) 的兩倍，往後才像身體檢 查一樣逐漸增加至學生總數 (表 2-1)。
21建成尋常小學校，〈體力檢查．健康度檢查に就て〉，《第一教育》，9.3 (臺灣，1930.03)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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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能或氣質等檢查項目相結合，25以擴增對身體的認識，並提供更有價值的治理方針 而已。
圖 2-2 1934 年 (昭和 9 年) 發育概評與體力等級關係 (符號〇表發育良/體力良；X 表 發育良/體力不良；Δ 表發育不良/體力良；※表發育不良/體力不良)
資料來源：岡野丈雄，〈昭和九年度體力檢查成績に就て (二) 〉，28-43。
整體而言，臺灣學童體力等級通常隨著年齡 (也隨著學校級別) 上升而轉好，顯著 進步情況是與身體發育階段相符的，男生介於 14 歲至 17 歲之間，女生則介於 11 歲至 14 歲，此後進入水平狀態而逐漸被男生拉開差距，待男生 19 歲左右、女生 15 歲至 17
25在 1933 年 (昭和 8 年) 的《臺灣教育》中，刊載 5 期 (分別為第 369、370、372、374、375 期) 小學 生體格與意志氣質的檢查報告，前者除了身高、體重、胸圍，也關注於頭部、腳長、顏面部等人體測 量，進而探討體格和學業成績的關係；後者則就 12 項類似性向測驗的題目，考察學生內在心性的運 動性、進攻性和思慮性，但體格與其關連並不顯著。而像頸圍、頭圍或意志氣質這樣的測量，時常還 牽涉到許多精確度不明的身體計算公式 (並非所有的檢查都是有效的) ，無論它對於今日而言有無分 析價值，確實已經展露當時學界或官方對於身體的積極摸索，企圖從無數的數據中建構身體各種分類 的檔案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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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身體檢查機制歷經不同項目、標準，逐步增列更多的統計方法和圖表 呈現，在一份官方制定的「體力測定票 (附錄一) 」中，這計有 46 項的檢測項目展露 學生身體被區隔成多種細目，細膩程度涵蓋施測環境、家庭背景、疾病異常、學業、
操行到各種身體狀況如：體質、體格、「筋力 (肌肉力量)」與「巧緻力 (協調與敏 捷) 」的評定等，對於受測者的整體認識實可謂相當深入。無疑地，這促使個體轉化 為可書寫的個案，和對大量個案的多種分類與計算而建構系統性的國家檔案，使得身 體檢查從 1910 年代之外在「體格」的可見，擴展到 1920 年代內在健康「體質」與 1930 年代活動功能「體力」的可見。正也是經由這些可見，私己的身體便成為政府能 夠「處理」的客體對象。
歷經這些階段，政府已經不只關注著身體的發育面向，或僅是藉由疾病有無區別 健康與虛弱的生物體，它在一系列的分化調查之後「可能」構成整體「體位」的概 念，而各種統計結果的複雜現象，則意味著身體介入的綜合策略，將座落於人種、年 齡、性別、環境、衛生、營養和教育 (特別是體育與運動) 等多種因素。更重要的，這 種將身體檔案化的過程中，反覆提供受檢者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極為符合當局所期望 的「自覺」，因為，好的治理並不是強加控制於一群對身體無知的對象，而是使每個 對象都能認識，並願意打造自我期許又合乎國家之需的身體，而這種對身體的自我認 識到自發實踐，將有助於對國民的身體治理變得更加經濟、省力。
在陳宜君所翻譯 1937 年 (昭和 12 年) 的《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七) 》中，有一 則課文是描述老師為學生測量身高時，稱讚學生像竹子一樣長得很快，但和體重相比 卻顯得太輕。28這樣的陳述頗符合當時本島人細長型體格的調查結果，或許，當時有很 多人經由這樣的課文認知到身體檢查的方式與益處，並在檢查過程都能具有數字大小 的差異概念，以及認真看待校醫對身體良劣的指示和建議，進而也影響自己的身體實 踐。另一方面，回顧 1940 年代後，臺籍作家楊逵 (1905-1985) 以其家居生活為寫實的 題材，也有這麼一段創作：
28陳宜君，〈製作健康兒童：日治時期臺灣學校衛生事業之發展〉，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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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畢業，要當志願兵。我們老師每次談志願兵，就說我要是去當志願兵，
一定可以甲級 (日：一番) 合格！」我默默不語。頓時間，殖民地兒女的悲哀汹 湧地填塞了我的心膺。「我是我們全校中身體最棒的……我的胸圍是七三點 一！」他張開他的胸部，自己用手轟轟地捶打給我看。我痛苦地望著他。啊，
孩子，我能告訴你什麼，我能怎樣教育你呢？29
它所呈現的，除了是本島學童與家長對於身體檢查數據和等級分類都有了相當程 度的認識外，也賦予一個健康身體對於國家的正面意義，更透露了世代間對於殖民者 存在複雜的認同差異。往後，隨著軍國主義愈熾，人力動員加劇，身體和體力檢測者 也逐年增加，凡受教學生都接受此一例行性的身體檢查和體力檢查，自童年階段就不 得不認同、默許、容忍，乃至自然接受或配合身體成為國家機構的凝視對象，系統性 地客體化成為檔案文件後，一方面持續地建構其知識，一方面也提供治理技術的著力 點。例如學校已經掌握到要避免劃一的與機械的體育指導，必然立基在對學生體質與 個性的個別認識，並且涉入生理學、解剖學、體質學、心理學與醫學等廣泛內容。30而 這些治理，也將考量一種合乎受檢者情緒或興趣的身體調查，於是我們能在附錄一的
「體力測定票」與學校檔案中，看見運動和食物的嗜好調查，或找到對學生身體檢查 後的安置作業。這倒不見得真的是來自什麼樣的教育愛或人道關懷 (但我不懷疑部分 日人也曾真心照顧和幫助過臺灣人) ，也可以看成是在治理術的陰謀中，一種利人又 不損己的安排。這種帝國恩澤之姿還多得很，但我想，傅柯會說各種予以部分的利益
29本篇潛藏對當局政府加以筆伐的意味，作者楊逵除了描繪被殖民的父親對日本施行「志願兵」制度的 隱憂，以及小孩對志願兵高度認同所凸顯的世代差異之外，更清楚呈現學生、家長已經由身體檢查的 分類和結果，習得某種符合國家之需的身體知識類型。原作為日文創作，刊載於楊逵，〈泥人形〉，
《臺灣時報》，4 月號 (臺北，1942.04) ：108-119。此處中譯擷取並修改自楊逵，〈泥娃娃〉，《楊 逵集》，張恒豪主編， (臺北：前衛，1900) ，110。
30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本校體育的施設と學校衛生の實際〉，《臺灣教育》，377 (臺北，
1933.12)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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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由作法，都只不過是便於治理的技術之一而已。
凡此種種，作為本文的歷史背景，瞭解統治者所施以的身體檢查機制乃是經由時 代推移逐漸確立，如體格、體質到體力檢查類別的劃分，便是在這一過程中隨著國家 注視應運而生，同時，也奠立了銜接 1937 年 (昭和 12 年) 中日戰爭後，順利地擴張到 學生以外的一般群眾，對健康身體的宣傳亦達到無微不至的榮景，得以開展國民體位 向上運動的深厚基礎，更是本島兵力與勞動力進入供應體系的治理成果。總之，這裡 能確定一些梗概：身體已不再只是個人課業，也是與國家生存攸關的共謀對象，對它 的治理是範圍全面、目標細緻、方法科學，並期待能自客體的檔案化到主體的自動 化，也就是從他人的 (被動) 治理到對自我的 (主動) 治理。並且，亟欲成為國家檔案 的則不僅是被分劃的個體身體 (body) ，還擴張統合為集體的身體、國家的身體 (bodies) ，也就是「人口 (popul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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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中心，說明藉由何種文字與圖像的宣傳，促使民眾感知「體位向上」的概念和進 入戰時體制的階段；第三節呈現官方基於國家人口質量增長的目標，開始增列新的機 構和論述來推動「體位向上」的政策，而迫切的，不僅是早期用以認識國民身體的調 查統計 (statistics) ，還必須是能夠認識、預測、調節，並知已知彼與相互較量的人口 學 (demography) 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