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ais (2002)以七年級和八年級學生(國一和國二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 現：社經背景愈高，對上階層文化活動(例如：上圖書館借書、參加音樂會、逛博 物館等)之參與愈多、其擁有的精緻文化愈高，進而對學業成就產生正面的影響；
Sullivan (2002)研究揭示：相較於低社經背景者，高社經背景子女從小即在家庭中 不斷地被反覆灌輸文化資本，進而使他們能夠在學業或教育方面獲得較好的成就 (Bourdieu, 1974)；而 Kalmijn 與 Kraaykamp (1996)、DiMaggio (1982)、DiMaggio 與Mohr (1985)以及 Farkas 、Grobe 、Sheehan 與 Shuan (1990)等學者之研究均與 上述研究結果相類似：社經背景愈高、文化資本愈多的學生，其學業成就以及教 育取得均較佳。不過，Katsillis 與 Rubinsion (1990)以希臘高中生為研究對象，結 果卻揭示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影響未達顯著。
二、國內相關文獻
目前國內多數的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均為；學生文化資本(如：精緻文化)愈高、
有助於提升其學業成就(李文益，黃毅志，2004；吳淑芬，2012；張芳全，2009b；
蘇船利、黃毅志，2009)；不利文化風格(如：不利休閒與不利嗜好)愈多、會降低 其學業成就(李文益，黃毅志，2004；巫有鎰、黃毅志，2009；蘇船利、黃毅志，
2009)；張芳全(2009b)研究結果證實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有正向顯著影響。翟本 瑞(2002)長期觀察與比較幾所農業縣山區小學學童之社經背景與學業表現差異 後，發現文化資本對學童學業成就之影響，遠遠超越了其他因素(如：學校因素的 師資、圖書與設備等)；由於高教育家長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得以讓其子女學習
並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本，且隨著就讀年級越高，文化資本的區辨性越發明顯，其 學業成就就更加優越。
王麗雲與游錦雲(2005)以及張芳全(2006a)雖然均發現精緻文化資本對學業 成就有不小的影響，但張芳全(2006a)以家庭中的電腦和圖書數量當作文化資本；
王麗雲與游錦雲(2005)則是誤將補習教育(例如，上語文班、益智班)當作文化資 本，他們對文化資本概念的測量都有問題，張芳全研究中的家庭圖書數量是文化 資本、但也是財務資本，而電腦應屬於財務資本；至於王麗雲與游錦雲研究中的 補習變項則應該也是財務資本，致使其研究對文化資本的影響，產生估計錯誤之 結論。
另一方面，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以及陳怡靖與鄭燿男(2000)研究結果均顯 示Bourdieu 的精緻文化資本對學業成績影響不顯著或很小，原因可能是其研究對 精緻文化資本的測量不佳或鑑識強度不夠，以致無法涵蓋 Bourdieu 精緻文化資本 的概念與內涵；例如：蘇船利與黃毅志(2009)指出，在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研 究中，僅將擁有五項偏向物質面文化資本的文化物品(收音機、音響設備、電視機、
報紙與雜誌)加總，作為家庭文化資本之多寡，這對文化資本的測量稍嫌粗糙，故 該研究的結果是顯示出文化資本之影響未達顯著；而陳怡靖與鄭燿男(2000)則是 僅以兩道題目：父母帶子女去聽音樂會或演奏會、父母帶子女去參觀畫展或博物 館，測量研究樣本的文化資本之高低，故鑑別度不高(蘇船利、黃毅志，2009)；
張 善 楠 與 黃 毅 志 (1999) 以 臺 東 地 區 國 小 學 童 對 古 典 音 樂 和 國 樂 的 喜 好 作 為 Bourdieu 精緻文化之指標，以探究與學業成就之關聯性，但因為其研究的樣本太 小，造成精緻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未達顯著(巫有鎰，1999；陳順利，2001)；
再者，有些研究則是因其時間點落在聯考時代，考生均需以匿名方式來參加聯考 之篩選，閱卷者毋須與應考者見面，無法從所批閱的試卷得知該生的文化資本(如 氣質、談吐、舉止與穿著)而影響其評分，故文化資本未能發揮作用(孫清山、黃
趙曼妏與趙曼寧(2012)運用「臺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TEPS)，以臺東 國三學生的父母親原漢族群之婚配分成四類子女模式，研究發現精緻文化資本愈 高、其子女之國語文成績愈高；在控制文化資本後，其基測國語文成績之排序仍 維持：父母皆為漢人之子女、父原母漢之子女、父漢母原之子女以及父母皆為原住 民之子女，但差距有縮減。
張芳全(2006b)以參加2003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的 臺灣國二學生(共5,300名)為分析樣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數學成績高分者的文化 資本，顯著高於數學成績低分者；對城市學生而言，文化資本對數學成績之影響 呈正向且顯著，但對鄉村學生則未達顯著(張芳全，2009a)；不過，之後又以2007 年參加TIMSS 的臺灣國二學生(共3,289名)為研究樣本卻發現：家長教育程度會 透過子女的文化資本正向顯著影響子女的數學成就(張芳全，2011)。
另外，屬於DiMaggio 與Mohr (1985)的不利文化風格，例如：不利嗜好(抽菸、
喝酒、嚼檳榔)和不利休閒(上網咖、跳街舞和八家將)，對學業成就的影響亦屬於 重要之中介變項。過去臺灣原漢族群相關研究多數均發現：臺東原住民學童因養 成吸菸、喝酒、嚼檳榔之不利嗜好較多、從事上網咖、跳街舞和八家將之不利休 閒較多，對課業產生負面影響，進而使其學業成就顯著不如漢人學童(巫有鎰，
1999；巫有鎰、黃毅志，2009；蘇船利、黃毅志，2009)。例如：張善楠與黃毅志 (1999)以臺東國小學童為研究樣本，揭示在臺東地區原住民學童較常抽菸、喝酒 以及嚼檳榔，故學業成就較漢人學生差。根據黃毅志與陳怡靖(2005)研究所闡釋，
這些不利嗜好雖然字面上和課業學習沒有直接關聯，而具有這些不利嗜好的學 生，其學習能力也並非是較差的，但可能是學生本身因常抽菸、喝酒或嚼檳榔等 不當行為，導致師長們對其產生不良的印象，故間接不利於學業成就。
又，周明(2008)研究指出，「八家將」是臺灣傳統文化的技藝之一，但近年 來，在國中小將的承傳過程中，卻產生一些對學業有負面影響之情況，如逃學、
翹課或鬥毆等，使跳八家將學員和壞學生被畫上等號；而施淑芬(2002)闡示，低
學業成就學生可能會因逃避課業壓力，尋找另一個出口，留戀於網咖，使成績更 不理想；林俊瑩與黃毅志(2008)研究即證實不利文化風格對國中學生之學業成 就，有直接的負向影響；不過，楊賀凱(2014)以2005年TTEPS國二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臺東地區漢人學生的不利嗜好與不利風格均會顯著不利於學業成就，但 原住民學生的不利休閒達負向顯著影響學業成就，而不利嗜好則否。另外，趙曼 妏與趙曼寧(2012)研究結果證實臺東國中學生，擁有的不利嗜好與從事的不利休 閒愈多、其國語文成績愈不利。而巫有鎰與黃毅志(2009)研究則發現臺東縣原住 民國小學童因不利嗜好較漢族多、其數學成績較差。
至於本土文化與流行文化等不同面向之探究，在過去文獻中，甚少有深入著 墨者；巫有鎰(1999)研究發現僅本土文化對學業成績會產生負面顯著影響，而流 行文化則否；因此，欲探討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之影響，其測量指標不應該只採 用外國人較常參與之上層文化活動的精緻文化，尚須考量國內外文化之差異性，
應將屬於臺灣社會的本土文化資本(如：看歌仔戲、看布袋戲與參加廟會活動)以 及流行文化(如：聽日文歌曲、聽英文歌曲、聽本土音樂以及看日劇、韓劇)，
皆納為變項加以測量。
鍾鳳嬌、張立人與王國川(2015)抽樣屏東縣國中生有參與廟會陣頭(189 人) 與無參與廟會陣頭(182 人)，共 371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差異分 析，結果顯示社經背景與學生參與廟會陣頭之差異並未達顯著，但成績較差的學 生，參與廟會陣頭之情形顯著較高，另外，相較於沒有參與廟會陣頭者，參與廟 會陣頭學生的師生關係也較差；而上述研究是極少數針對本土文化所作的實證研 究，有鑒於此，相較於Bourdieu (1984)的精緻文化資本和 DiMaggio 與 Mohr (1985) 的不利文化風格，本土文化和流行文化，這兩個面向的相關實證研究數量仍屬匱 乏、是文化資本理論上的缺口，故其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如何，正是本研究嘗試釐 清的目的之一。
和香港)國二學生參加TIMSS 2003 年資料為研究樣本，以 SEM 檢定影響數學成就 因素，結果揭示亞洲四小龍的學生，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家中有 書桌、其數學成績愈好(張芳全，2007，2009a；Kingston, Hubbard, Lapp, Schroeder,
& Wilson, 2003)；亦即，社經背景愈高、擁有的文化物品愈多、學童的學業成就 愈優越(孫清山、黃毅志，1996；陳青達、鄭勝耀，2008；Bourdieu, 1986; 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