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政權的姓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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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外來政權的姓名政策

衡諸臺灣的歷史，原住民族歷經了清國、日本國和中華民國等名制變革的政 策，「創姓登錄」的制度便成為原住民納入國家體制過程的重要一環，「改朝換代」

所帶來的「改名換姓」，也必然對各族造成一片混亂並對民族承受力提出考驗﹝林

修澈 1997：6﹞。清政府的「賜姓政策」，其統治手段未見得深入原住民族部落，故

其影響有限，其「賜姓」對象大都係以歸順清朝的平埔族（熟番）為主，例如：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令熟番歸化習清俗（剃髮蓄辮、穿戴冠履）稱姓，竹塹 社番賜姓（潘）；日據時期，昭和十五年（1940）臺灣與朝鮮兩個總督府同時宣 布各少數民族改用和式姓名，其全面性改姓名施行時間前後不到五年，它的影響 自不得與光復後施行之改漢式姓名相提並論。本節主要論及清代統治者的「賜姓 政策」、日治時期「改和氏姓名」的政策，與臺灣光復後，國家統治勢力介入民 族的「改名換姓」政策，並一聲通令全國原住民族一律改用漢名漢姓，使戶籍登 錄不再出現原住民族傳統姓名。

一、清朝「賜姓」政策

近三、四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族與外來民族接觸後，外來民族開始以他者 身分描繪形容或書寫記錄原住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回顧有關姓名文獻的紀錄，外 來統治者的撰述，例如康熙二十年間，蔣毓英在臺灣府志一書中，紀錄「番人無 姓氏，不知歲月……」；郁永河認為：「番族以婿紹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故不 知有姓氏」﹝郁永河，《椑海遊記》，1996﹞；雍正年代黃叔璥的觀察記載是，「番無姓名，

以父名為姓，以祖名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以乙為姓、甲為名。眾番呼曰 乙礁巴、甲礁巴者，番人口吻語」［臺海使槎路：雍正甲辰］。由於清領時期，對於臺灣 原住民族（生番）視為化外民族，未曾做科學性或學術性的研究調查，其作為對 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影響有限。惟臺灣最早使用漢族姓氏可追溯自雍正元年，當 時由平埔族首先使用，迄今已三百餘年。據考證當時之改姓大致有「官府賜姓」

與「自以為姓」二個途徑。有關賜姓部分，在乾隆時期使用漢族姓氏為「番人」

熟化之要件，即表示已歸化清朝，故對當時「熟番」及平埔族予以賜姓。道光六 年「欲為隘丁，為防未化生番，以漢姓賜之」，就將賽夏族氏族名譯為漢字姓，

此即賽夏族使用漢姓之開始，因氏族名意譯之漢姓上有來源可尋，故未破壞原有 之氏族社會組織。

在賜姓政策方面，原住民族固用的名字，與漢人姓名迥異。為表示歸附，曾 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令歸附平埔族薙髮結辮並實施賜姓政策，亦令改用 漢名。對台灣南部平埔族賜姓 50 個（根據日人伊能嘉矩在<<台灣文化志>>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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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尚可考證的漢姓有：潘、陳、劉、戴、李、王、錢、斛、蠻、林、黃、江、

張、莊、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吳…等 39 個）。然而實際 上，以潘姓居多數。據一肚皮集載：「漢人給之曰……；唯潘字有水有米有田，

姓莫如潘宜。番大喜有此，與胡廣託胡蘆為姓相類。」可知漢人欲歸附原住民易 漢姓後，仍能以姓氏為正血統、睦族之基，不欲因賜姓政策之實施而有所混淆，

故實別具心裁毋庸置疑﹝洪敏麟 1972：119-122﹞。到了光緒十二年，刷新「番政」，一 面勵行前賜姓政策，同時特令理番當局諭示，凡原住民族已用漢姓，或以潘字為 姓者，應於姓氏之下加以｢新｣字，為雙字姓。又使用漢姓者，不如加添字典中｢

金｣｢玉｣｢邑｣三部內之字眼。然而習用漢姓久成習慣之原住民，規定加添｢新｣字 成雙姓，實際形同虛設。

其實乾隆以降，平埔族之改用漢式姓名，僅行用於對官府關係上，其族人間 依然慣用固有名字。例如巴宰族公私二種姓名對照如下（表二十八）：

表 二十八：巴宰族公私二種姓名對照表

對官府漢式姓名 族人間固有姓名 對官府漢式姓名 族人間固有姓名

潘永安 巴哈拉‧美耶拉哈 潘章輝 耶馬‧巴拉于兎

潘打字 大宇‧馬尼 潘打比里 大美里海‧苦魯鐵字

潘文明 大灣‧阿馬打兔 潘純熙 駝無里‧大愚

潘阿穆 阿武苦‧哈烏信 潘阿四老 阿西盧‧拉苦沙伊

潘益三 大美里海‧拉依歪 潘阿敦 豆乳‧拉于駝溫

潘頭番 打哈灣‧義樹

資料來源：參考臺灣土著歷代治理［上］賜姓政策內容製表說明。

以上所述係與平埔族有關，至於對未歸附原住民族之賜姓政策，遲至道光六 年（1826），始實施於淡水廳下南庄地方之賽夏族間。當時因開疆設隘徵用賽夏 族人為隘丁，以禦未歸化之原住民族。按賽夏族原已有家姓，乃以意譯之漢字為 其姓，因此在姓上另開新例﹝溫 吉 1957：564﹞。所賜漢字姓包括高、朱、夏、樟、

蟹、日、豆、錢、風、潘、絲等。大致與原姓之意合乎，林修澈認為：「如此看 來，賽夏族漢化年代極早，相對新港社更是如此。尤有甚者，賽夏族是氏族社會，

有氏族名，用本民族的氏族名來對應於漢文化的姓，可以說是聯名制的小社會在 面對姓名制的大社會的挑戰下，所做出來的富有生命力的回應。如此，姓名制沒 有衝垮本民族的社會組織，更使本民族在與大社會交往上沒有障礙。」﹝林修澈 1997：

21-23﹞。以下整理賽夏族改漢姓後，其漢字姓與族語原意之說明列表如下（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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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十九：賽夏族漢字姓氏與族語原意之說明對照表

漢字姓 族與原意 漢字姓 族與原意

高 開茅模＝高 日 大尼海拉＝日

朱 茅武茅望＝薏仁 豆 豆豆哇來＝豆類

夏 哈也灣＝音哈與夏同 錢 沙拉灣＝﹖

樟 棉拉圭絲＝樟樹 風 巴盧巴伊＝風

蟹 加拉加翁＝蟹 潘 加模拉來＝蟬

絲 多里打里西＝麻絲

資料來源：參考臺灣土著歷代治理［上］賜姓政策內容製表說明。

光緒年間則對原住民有投誠、中立者也賜予漢族姓氏，如光緒元年增設恆春 縣時，為了嘉勉排灣族 paliljaliljau（巴里查理查歐）頭目之合作賜予漢式姓名「潘 文杰」，為排灣族使用漢族姓氏之開始；光緒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派兵討伐東 勢角地區泰雅族時，老屋峨社頭目由於抱持中立，暗助官兵平亂，則被賜姓為「白」， 亦為泰雅族使用漢族姓氏之開始。由於分布深山地區的原住民族則因清朝統治勢 力未逮，因而仍然維持著自己原有的傳統命名制度。至於自以為姓部分，則是在 自然之情形下產生，因原住民族之生活形式與風俗習慣在與漢族日趨密切之交流 下逐漸同化，為求便利實用有以致之﹝徐燕珍 2009：13-15﹞。另外，最早與清政府接 觸的卑南族，在社會的結構制度層面上，有其一貫的傳統，在宗教、道德和刑罰 的層面上，更有其整套的原則規律，一直到清政府要離開臺灣時，漢人在上述的 幾方面上，對卑南族的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宋龍生 1998：249﹞。

二、日治時期「改和式姓名」政策

日本治臺初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名制並沒有積極的加以干涉，在記 錄原住民的名字時，直接用片假名或漢字音譯書寫，例如明治三十年(1897)太麻 里排灣族社長名就有：文阿柳九老、久里力、渣記六、加拿必、鎮蒙安言老…等。

但是許多學者奉臺灣總督府之委託，到全島各地對原住民族作調查，例如：在 1898 年，鳥居龍藏第二次到台灣進行調查，來到紅頭嶼時，針對蘭嶼雅美族的 名制作了以下的描述：「一般人都以為紅頭嶼的主人，多半是沒有「人名」的，

但 是 我 發 現 土 人 之 中 確 有 名 字 ， 例 如 Shaman-tonanko 、 Shaman-magat 、 Shere-woro，都是土人的名字，在此，我要向世人宣佈紅頭嶼的土人確實有名字，

關於這一點，已經沒有懷疑的餘地了 」這是讓外界最早知道蘭嶼雅美族是有名 字的民族，但卻沒有再去對蘭嶼的傳統名制，作深入的調查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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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井圭次郎，1914 年提及可沿用清領時期的賜姓政策當做教化方針¹⁵¹，因認

「要使蕃人全然日本化，改姓名亦是一策」，惟並未立即全面實施，而係使用日 文假名拼寫傳統名字。所以，在原住民族社會戶口調查時，只先用日文假名拼音，

拼寫各族人名登記戶口，先完成人口的掌控工作。而在日本政權教化政策下，有 不少台灣原住民族主動改日本式姓名，這些人有的在蕃人教育所，接受簡單的基 礎日語教育，而留在警察分駐所當差傭。有的是從頭目和有勢力者的子弟中，找 出年齡適當者，就讀小學校、中學校甚至醫學校，畢業後當警察或公醫的，這些 人是在剛上學時就使用日本式的名字，例如：鄒族「矢多一生」¹⁵²、泰雅族的「花 岡一郎」、「花岡二郎」、「川野花子」和「高山初子」等，賽夏族的「伊波仁太郎」

都是因上學而改用日本式名字，因此改日本姓名的時間相當早，在大正時期就有，

在戶籍簿中的事由欄中有清楚的時間登記，剛開始改日本姓名都是只有個人部份 改日本姓名，因為戶籍法規問題，這些人幾乎同時使用「和稱」與「蕃稱」二個 名字（內田生 1942）。

日本政府自 1937 年實施「皇民化運動」後，一開始便盤算著「有條件」地 讓原住民族享有日本姓名的權利。其基本心態是要原住民族認同日本文化，學習 日本精神，效忠天皇，然後，才有資格改日本姓名。這些擁有日本姓名者，便成 了日人在部落中，刻意栽培的新勢力，是族人學習的典範。祗是後來因二次大戰 戰事吃緊，而改弦易轍，積極推動改為日本姓名的運動。台灣總督府在 1937 年 對於「改姓名」採取許可制。許可條件為：(1)國語常用家庭（2）思想、宗教、

習慣等內地化者（3）於國家公共功蹟顯著者。不久，「改姓名」條件逐漸放寬，

習慣等內地化者（3）於國家公共功蹟顯著者。不久，「改姓名」條件逐漸放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