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跨村落的信仰機制
第三節 外四庄的信仰體系建立
本文由西湖的人群拓墾歷史，堆疊至土地、街肆、宗族，再由庄內底層信仰 三官大帝千秋，逐層架構起跨村落的高階信仰--五龍宮，最後再加入日人異族統 治時期、最晚進入西湖地區的鸞堂信仰，如此將有較清楚之脈絡、較立體而完整 的外四庄信仰體系。希望藉由本文，可將學者潘朝陽與周文研究的西湖各個鸞堂，
放置於此信仰體系中正確的位置，使之產生地方的著根性，而與西湖人群、土地 構成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在此之前，先將四大公廟的互動關係做一釐清：
一、店仔街三間廟宇的互動
五龍宮為最早出現整合四庄人的信仰中心；飛龍宮本為服務店仔街商家禦火 之功能，後來與「街心伯公」整合，也成為三湖庄的整合中心；天福宮為儒學道 統傳承的信中心，更是三湖各宗族文人士紳結社之中心。在天福宮成立後，這些 結社之文人、鸞生，因應統治政策的變遷，主動肩負起保衛漢學傳統之重責。因 此這三間在空間上緊密聚集的三大廟其實分別在外四庄地域社會中猶如一間大 公廟的三個部門，滿足了地方社會需求的不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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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時期的三大廟整合
昭和 16 年（1941），日本殖民政府以祀神升天方式企圖廢止民間宗教，天福 宮為免遭廢除，立刻應變加盟日本佛教社團，供俸釋迦牟尼佛，免遭廢除厄運；
同時天福宮的堂主羅萬元也主動將近距離的飛龍宮玄天上帝與五龍宮媽祖的神 像迎請於天福宮供俸，而延續了香火、保衛了外四庄的精神象徵。外三庄的三大 公廟在日人統治壓迫，面對欲消滅漢文化之神佛昇天政策之時，地域整合的功能 達到了最極致，此時的外三庄地區在捍衛儒學道統並集中三大公廟信仰於天福宮 之時，必是最團結、認同最強之時！
光復後，雖然三間廟的主神各自回至原址供奉，但羅萬元仍繼續擔任三間廟 的共同管理人，之後，羅家子弟續任三廟管理人，如 1960 及 1982 兩次的寺廟調 查：「1960 年：三廟共同管理人--羅金煥；五龍宮住持--陳天福、飛龍宮住持--古阿蔭、天福宮住持--何春清。1982 年：三廟共同管理人--羅金煥；五龍宮住 持--李錦昌、飛龍宮住持--陳庚金、天福宮住持---何春清。」168；三廟祭典服 務也都由天福宮之鸞生服務，直到國民政府的廟宇管理法規定各自需有管理組織，
才又裂解成三個不同的管理委員會而各自負責廟務。
由上可知，三廟之廟務雖由二湖庄羅姓宗族綜理，但各庄的主要宗族仍藉「住 持」之職參與其中，但是當時參與至廟中的神職人員，相信對祀奉神明與公廟事 務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崇敬，此時不但三庄維持態勢均衡、且三廟事務容易協 調！但在民國 70 年代，政府規定必須辦理寺廟登記及有各自的管理委員組織，
三廟分離登記初期為了達成之信徒人數門檻，三廟之信徒名單幾乎大部分重疊，
直到「派系」為了爭取廟宇的管理權，動員了各派信徒之加入，產生了角力，三 廟之距離由共同管理人緊密共處，開始走出了分歧點：
(二)當代關係緊密的天福宮與飛龍宮
分開成立各自管理委員會之後，天福宮為三個鸞堂整併之公廟，也是此區最
168中央研究院，寺廟調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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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形成之公廟，原無由居民主動組成的爐主頭家組織，有的是由天福宮的文人鸞 生成員加所組成的祭祀組織：文武聖會、龍門會及桃園會，但歷經 80 年世代交 替、人口外流，會員之凋零、流失，已無法繼續有力地維持應有的祭典及教化，
因此所有廟務皆為管理委員會處理，與三個庄頭的眾人之事似乎較為疏離，更因 與四湖庄的宣王宮主神相同，而形成兩個體系！
那麼，除了居民主動至天福宮祭祀問事之外，並未正臨最熱鬧的店仔街之位 置，如何加強與群眾的互動？進而擴大天福宮的影響力呢？即為透過與飛龍宮的 合作。
光緒 13 年(1887)，本為三湖店仔街提供「禦火」功能之「三間」小廟169； 在昭和 16 年(1941)遭逢日本政府神佛昇天政策劫難時，由地方仕紳羅萬元將神 像請至天福宮避難，於是和天福宮有了連結關係。民國 34 年(1945)台灣光復後，
羅萬元發起原地重建，並擔任三間公廟的共同管理人。直至民國 75 年，飛龍宮 成立自己的管理委員會，並因老舊發起重建，卻成為今日三層樓的大廟，似欲在 規模上與周遭公廟抗衡。
天福宮與飛龍宮仍維持密切往來，飛龍宮廟方表示「帝爺公」會「出巡」， 時間在三月三帝爺公生日之時，但並非每年，而是由天福宮的乩童得到神意，授 意通知飛龍宮該年要辦理帝爺出巡，才會辦理。巡境之後，將會請五龍宮媽祖、
天福宮恩主公、宣王宮恩主公至廟中看戲。透過「帝爺公」的「能動性」，及帝 爺公巡境維持地域範圍潔淨性之時，同時提升了天福宮與飛龍宮的地位，這兩大 廟背後代表的社群組織，也在運作過程中向所有地域居民展現了其文化資本與競 爭實力！但帝爺公出巡在沒有爐主頭家組織及丁口錢的支援下，只靠辦理行政業 務為主的「管理委員會」成員承辦，實屬艱困，因此，帝爺公出巡已多年未曾舉 辦！
169《清修苗志》：「天后宮，一在三湖莊，距城十二里，光緒五年，貢生黎彬南、張鵬漢等倡捐建 造，共九間。」；「上帝廟，一在三湖莊，距城十二里。光緒十三年，例貢生黎彬南、湯集賢、李 成傑等倡建。共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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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宮與飛龍宮另一緊密之結合，為兩宮廟共同舉辦「年初祈福儀式」及「年 底酬謝天恩」儀式，舉辦地點皆在「天福宮」，由此可見兩宮廟之緊密關聯。如 底下照片為筆者田調時於飛龍宮廟前所攝得之公告，內容為天福宮與飛龍宮共同 具名，為共同舉辦「酬謝天恩」祭祀活動。筆者拍攝此張公告當天，正是與飛龍 宮相隔 300 公尺的五龍宮熱熱鬧鬧舉辦「年底完福」的三獻禮祭典儀式之時，兩 相比較，同在店仔街的兩大公廟，一冷一熱，五龍宮與飛龍宮空間上的相近卻敵 不過天福宮與飛龍宮彼此社群派系之認同感！
照片 7：天福宮與飛龍宮共同辦理酬謝天恩及祈禱天恩之公告 資料來源：筆者田調拍攝。(拍攝時間 102/2/2)
(三)當代五龍宮維持四大庄進香之傳統
相較於前兩者，五龍宮仍維持「爐主頭家制」、「管理委員制」並行，透過每 年一次的動態進香及巡境過程，讓外四庄在輪流主辦的機制中投入義務，並在全 體一致行動的儀式中，感受同為一體之認同。因為五龍宮為本區最早建立之公廟，
既已形成的組織最早獲得四庄人群認同，這機制並未因為鸞堂的出現、三堂的整 併或是管理委員會的成立而消失。正如張珣的「後祭祀圈」所提出的：「村落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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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其實關聯著「市場」與「宗族」，三者關係必須共同討論；村落祭祀也是民 間權力的來源，與國家、官方權威之間的互動甚為密切170。因此，即使今日五龍 宮巡境的規模小了、進香返程之陣頭比賽沒有了，但是「四大庄輪流的機制與傳 統」成為共識，店仔街市場中心性位置的重要性仍為四庄各氏宗族關注，退出這 個組織、將失去累積宗族文化資本重要機會、失去與官方、國家互動的機會！祭 祀組織背後的文化資本象徵與結構功能意義才是五龍宮四大庄共同輪流進香之 基石與持續之動能。
於是，先是歷經多間鸞堂分立、三堂合一、天福宮與修省堂抗衡；又再歷經
「神佛升天」威脅，天福宮保護了地方信仰的三廟合一，卻再分裂成不同派系，
最後，在結構功能與文化資本的期待下，四大庄六村人還是被護佑在五龍媽溫婉 的羽翼下！
二、外四庄信仰體系的建立
五龍宮與飛龍宮的建立，據《清修苗志》記載皆由「黎彬南…等人倡捐建造」， 兩廟的倡建人幾乎為同一批人，因此兩廟之關係並非為了宗族之競爭，而是為了 完成聚落居民之不同需求；相同的，天福宮的創建更是為了整併三大庄三大鸞堂 之力量，擴大規模增進地域社群之向心力，且在昭和 16 年，天福宮還扮演了保 護地方信仰之角色，直至光復初期仍維持三廟同一管理人之團結。
這份和諧、平衡直到管理委員會及信徒組織的設置又再度被打破。廟務的經 理介入越多不同宗族的力量，滲入了地方派系的色彩，因而發生歧異，地方社群 一旦對地方信仰中心產生疑慮之心，原就形成的認同感就被打破！地方宗族及派 系及背後代表的社群藉著這近距離且占有重要位置的公廟、神明，展開地域社會 中的拉扯，隱隱然的力量，或聚合？或張裂？西湖的人們在面對草創時期的困阨 或外來異族的剝削時，產生了高度大格局認同與整合；而在強大、外來的擠壓力 消失後，突然膨脹、裂解成許多的小塊，又回歸至平和時期的低格局小認同！「差
170張珣、江燦騰編，2003《研究典範的追尋臺灣宗教研究的新視野》：16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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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認同」的選擇與波動，似乎是三湖地區多宗族競爭無法逃避的命運！正如筆者 田野時，廟方表示：「宗族171的力量大於信仰，宗族出錢、出地、出人、出力，
宗族配合，廟宇才能推動。」地方社會的性格，與地方社群的組成關係極為密切！
但，綜合第三章各庄內部整合及第四章跨村落的宮廟的貫時性發展，筆者仍 嘗試為西湖外四庄的信仰體系理出一個脈絡，如下圖：
圖 39：外四庄信仰體系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首先，外四庄內部透過各有特色及不同功能的三官大帝千秋而整合起來，在
首先，外四庄內部透過各有特色及不同功能的三官大帝千秋而整合起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