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店仔街周邊多間大型公廟緊密聚集且祭祀圈重疊的現象為出發點，以 信仰象徵、權力互動的進路，去觀察地方社會各文化要素間的關係。透過貫時性 的歷史地理文獻探討及當代信仰組織、儀式內涵的田野觀察，由底層漸次建構出 地域社會中立體的信仰象徵階序，並以此來說明西湖鄉外四庄建構為一地域社會 的歷程及動態演變；另一方面，也透過原本聯合設隘而區域化的西湖鄉整體，到 之後演變為以兩個媽祖為對話平台的「外四庄」與「內三庄」，以其分開下港進 香機制，釐清西湖溪下游兩大地域社會的互動關係及交界社群所扮演的協調關 係。
藉由各式文獻資料如公私藏古文書、契約、淡新檔案、碑記、廟志及各式疏 文、緣金簿及帳簿…等，以建構地方社會各文化結構的關聯；而觀察及訪談當代 各層次的村落祭祀及各公廟的神生、進香等儀式，對照歷史的發展，則說明了地 方社會的特性與動態演變。本文首先以四大庄各自的三官大帝千秋，描述各庄庄 內的基層信仰脈絡；再來，以店仔街中心點的四庄人共同的信仰公廟：五龍宮、
天福宮與飛龍宮的信仰內涵與儀式、組織…等，對照另一座由家廟轉型地方公廟 的宣王宮，描述此區在五龍宮建構的四庄地域社會不同階序的信仰互動；並以南 北兩大地域社會的兩個媽祖祭祀圈互動做關聯對話。最後，歸結出外四庄的地域 社會發展：店仔街雜姓多元宗族組成的地緣組織力量超越地方強勢單一宗族的血 緣組織；社群接觸的邊界地帶不只有衝突意象，更具備協調功能；四庄地方自性 與家族精神的對話，最後在「階序下的並存」得到了和解！
本文研究對象緊鄰施添福的苗栗內山雞隆溪流域，施添福透過「公館」與「芎 中七石隆興」兩大地域社會外在的「拼庄」力量，來形塑芎中七內部的凝聚；本 文卻以「外四庄」與「內三庄」兩大地域社會的「協調」關係，及地域社會內部 的競爭與並存來說明西湖溪流域蘊含深厚歷史、人文、社會與文化意義的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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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歷久不衰至今仍然鮮活的區域意象。
一、研究發現
在施添福的地域社會分類中(下表)，罩蘭埔及芎中七皆位於沿山「隘墾區」，
因為國家權力弱，加上環境威脅大，因此多屬於[第三類型]：「地緣發展優於血緣」
的地域社會，而出現了明確的整合地域社會的地緣性組織；但本文的西湖溪下游 位屬「漢墾區」，卻出現了難以被歸類的困境？在必須聯合抵抗生番的環境威脅 下，西湖鄉為一個整體[第一類型]；生番威脅解除，西湖鄉則重回宗族強勢的[第 二類型]，此處是明白流動的地方社會。
表 13：地域社會的四種發展類型
國家權力強 國家權力弱
環境威脅大 (一)地緣發展優於血緣 (三)地緣發展優於血緣 環境威脅小 (二)血緣發展優於地緣 (四)血緣發展優於地緣
資料來源：內容參見施添福，2004180。筆者整理繪製成表。
雖然流動，但仍透過各式文化象徵活躍地試圖整合地方多元的宗族力量。因 此，在最重要的高級中地「店仔街」出現密集競爭的信仰象徵，而這些象徵在初 期建構時，也曾經透過扮演各式「社會功能結構」的正當理由，來爭取重疊祭祀 範圍社群的合理性認同，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以店仔街為核心的地域建構史
店仔街的土牛溝分界、地理水文的匯流點、交通道路的興築、街肆中心的形 成，形塑了店仔街無可替代的中心性高級中地位置，於是為爭奪佔有此區的高曝 光率與中心性，於此處紛紛出現了多元文化象徵的競爭，由最早的五龍宮、飛龍 宮到多間鸞堂與天福宮、祭聖亭…等信仰象徵，到日治時期的繳租所、今日的鄉 公所、農會…等國家權力的象徵，裡面更參雜了多元宗族及各式地緣組織的互動，
180施添福，2004，〈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
14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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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化象徵以各式「結構機能」出現於此地，並以該種機能、角色，參與權力 的角逐與互動。回溯歷史，可將店仔街為核心的地域社會建構歷程分作四個時期 來說明：
第一期為庄內底層信仰發展期(1761~1861)乾隆初期~咸豐初期：
來自相同原鄉惠州陸豐但卻不同宗族的漢移民在較安全的土牛溝至高埔隘 之間，分別與不同的番社給墾，並依照著天然地理界線，開始發展拓墾及進行精 細的水田化耕作，形成了依血緣聚居的自然村。為了擴大灌溉的水圳，於是跨越 血緣，與老同鄉一起進行地域地景的改造，之後，透過「水資源」的共享與分配，
人們擴大了社群也加強了與該片土地的關係，形成了新的地緣聚落，也形塑出認 同此片移墾地的「地域意識」。此時期，各庄發展出各自的庄內信仰機制，如：「三 官大帝千秋」或「天神信仰」，並透過爐主福首的輪流祭祀制度，將依存該片土 地的人群聚合在一起！
第二期為店仔街街肆成熟期(咸豐年間)：
此時期因為交通路線的連結，及物資通流貿易之需求，店仔街在此區形成一 個較高級的服務中地。以店仔街位置的中心性，向外擴出一個互保的範圍，此範 圍與國家政策共同形塑出咸豐七年「五庄同設一局」的團練組織，底層生活需求 頻率高的街肆交易，疊加於國家政策的聯庄互保，形成了外四庄跨村落的更高層 級認同，架構出更大範圍的四庄人地域意識。此時期，創建了四庄人共同的信仰 中心「五龍宮」，及保護店仔街功能的「飛龍宮」。五龍宮為整合四大庄的地域意 識而建，有四大庄輪祀的爐主福首制度，因此祭祀圈涵蓋最完整範圍；飛龍宮為 禦火而建，祭祀範圍僅及三湖店仔街。
第三期為鸞堂信仰進入時期(日治時期)：
因為異族統治，此時期的各庄、各宗族的私塾書院的地方菁英面臨此一時代 巨變，原本規劃好的「學而優則仕」之路已斷，漢學道統面臨危機，於是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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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為鸞堂，透過善書及宣講繼續傳承儒學道統、教化人民。此時期，外四庄的 各庄皆建立了各自的鸞堂：二湖重華堂、三湖崇德堂、四湖修省堂、鴨母坑警化 堂。不若四湖庄以單姓宗族為主，在店仔街附近交流密切的雜姓宗族參與三大鸞 堂的重疊性高，為團結各庄人群、擴大影響力，於是將店仔街附近的三庄鸞堂整 併，三堂合一而創建天福宮，因此四大庄人在這個時期因鸞堂系統的整合與分流，
在五龍宮整合的大地域社會中，分成南北兩個次地域社群。值得注意的是，四湖 庄(修省堂)並未因鸞堂系統未被整合而脫離外四庄，反而透過與四湖庄內農耕人 群的三官大帝千秋整合，將血緣家廟轉化為地緣性的公廟信仰中心。
第四期分分合合時期(昭和 16 年~至今)(1941~)：
面對異族統治，漢人的大格局認同來到最高層次，不只透過鸞堂信仰傳承儒 學道統，更扮演了保護地方信仰中心的角色，如天福宮在日人神佛升天政策時將 飛龍宮玄天上帝及五龍宮媽祖迎請至天福宮供奉，直至光復後才又復歸原址；外 四庄與內三庄的交界，擁有乾隆 51 年聯合設隘的區域化記憶，再透過鸞堂地方 菁英之間的脈絡，更讓兩大地域社會的社群互動良好，協調出今日內三庄與外四 庄兩個媽祖祭祀圈下港進香的先後順序，分配了上、下游兩大地理空間社群所需 的春耕用水。此時期，在二湖羅家宗族的協調下，店仔街的「三廟合一」持續了 40 年(1941~1981)，直至民國 75 年廟宇的管理委員制，才使三廟分治！今日分離 的三廟，又回到三湖地緣社會中一直存在「雜姓多元宗族」狀態，持續動態地調 整與競爭，就好像原已「三堂合一」整併為天福宮的鸞堂，如今也都一一復活了！
因為多元族群的交界、因為多元宗族的並存，使得以店仔街為中心建構而起 的地緣性組織，背後象徵各式多元的力量，這些文化要素在外在共同的環境威脅 解除後，將借用各式象徵重新復活、再度爭取文化權力，而使得外四庄地方社會 一直呈現分分合合的態勢。
(二) 內部動態調整的外部平衡
今日店仔街所見同時並存、規模相當的三大公廟為五龍宮、飛龍宮與天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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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象徵了不同的功能與意義，比較三大廟的祭祀組織規模與創建目的，說明分 述如下：
1.扮演行政機能的五龍宮
組織最龐大、明確由四大庄人輪流擔任爐主，並且透過媽祖進香儀式將四大 庄公廟主神共同請至廟中神桌共同祭拜的，是最早創建的五龍宮。以「渡海護佑」
及「春耕雨水」的象徵，最早成為四大庄居民的心靈寄託中心，在「聯庄團練」
時期出現於中心地，也扮演了統整、協調四大庄眾人事務之功能，因此本文將之 稱為「行政機能」。
2.護佑商業人群的飛龍宮
飛龍宮與五龍宮建立時間相近，以店仔街居民的另一需求：「禦火」，保護店 仔街往來交易人群、物資，進入此地方社會，獲得居民的認同。後來改建時更加 借用三湖庄內的整合中心「街心伯公」的力量，試圖擴大廟宇的格局、提升廟宇 的層級，因著飛龍宮初始創建的目的，本文將其功能定義為「商業機能」，其祭 祀範圍較為侷限，主要為三湖村人群，與三湖村基層信仰「衍慶平安」整合。
3.傳承漢學道統的天福宮
天福宮創建的時間最晚，乃因四庄內的三大鸞堂整併，而再一次帶來地域整 合的意義，同時也扮演保護四庄信仰中心的功能，但未能將四湖村的強勢劉姓宗
天福宮創建的時間最晚，乃因四庄內的三大鸞堂整併，而再一次帶來地域整 合的意義，同時也扮演保護四庄信仰中心的功能，但未能將四湖村的強勢劉姓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