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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女性主播的美感勞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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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首先探討女性新聞主播從過去到現在如何在電視產業中付出情緒 和美感勞動,再來討論女性主播能力和身體化性格之間的矛盾,她們自身又如何 面對和協商來自外界的質疑。最後,來到本研究欲延伸的問題,女性主播的美感 勞動從螢光幕延伸到數位環境的現象。

第一節 女性主播的美感勞動經驗

一、情緒勞動

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概念,最早由 Arlie R. Hochschild(1983)提出,當 時她對於情緒勞動的定義為:「勞工為了換取工資,透過自身情感管理,創造出 可被公眾知覺的表情或行為。」如此一來,情感便成為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勞動。

Hochschild 針對空服員進行研究,認為空服員的情緒管理及展演被商品化,為所 屬公司付出情緒勞動,她於研究中指出,以下三項標準可用於判斷某工作是否涉 入情緒勞動:(一)工作涉及與公眾面對面、交談等接觸(通常為公司外部顧客);

(二)工作要求員工讓他人產生某種特定情緒狀態(如感激或害怕);(三)工 作允許雇主在訓練與監督之時,對員工的情緒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林品菁,

2009)。Hochschild 發現空服員的情緒勞動可透過兩種方式達成:一是「表面功 夫」(surface acting)——勞動者掩飾其真實的情緒、裝出被資方要求的情緒;

二是「深度表演」(deep acting)——當資方對勞動者情緒的管理和操弄深層地 改變了他們真正的感覺(藍佩嘉,1998)。

但是,Sharon C. Bolton 及 Carol Boyd(2003)批評 Hochschild 及其他援引其觀 念之研究者對於情緒勞動的詮釋,忽略了員工可能會在組織管理控制與顧客之間,

爭取自身的主動性與控制權。因此,他們再次針對空服員進行研究,進一步解析 了情緒勞動背後的四種內涵類型,分別為向錢看齊的(pecuniary)、表象展演的

(presentational)、迎合規定的(prescriptive)、仁慈博愛的(philanthropic)等。

其中向錢看齊的(pecuniary)、表象展演的(presentational),內涵能夠對應到 Hochschild 研究的「情緒勞動」,也就是為了商業、金錢目的,透過組織或社會 訓練養成的自我展演能力換取收入(Goffman,1959)。而此研究的另外兩個項 目:迎合規定的(prescriptive)、仁慈博愛的(philanthropic),則是研究者挑戰 Hochschild 概念的延伸說法。其中,迎合規定的(prescriptive)代表員工雖然遵 從組織規範進行情緒勞動,但並沒有完全遵照「成本考量」行動;而仁慈博愛的

(philanthropic)則是員工付出情緒勞動時,依照本身自由意志,可能會願意在 社會交換的工作情境下再「多給一點」。

(pecuniary)

表象展演的 (presentational)

迎合規定的 (prescriptive)

仁慈博愛的 (philanthropic)

支配感受 (feeling rules)

商業的 社會的 專業的 組織的

社會的

關聯動機

(associated motivations)

手段的 本體論的

資料來源:Bolton, S. C., & Boyd, C. (2003). Trolley dolly or skilled emotion manager? Moving on from Hochschild's managed heart.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7(2), 289-308.

此研究結果重新將員工本身的主體性拉回討論,員工並非一味被組織牽動、造成 情緒變形(transmuted),他們也有一些和組織抗衡的空間,以及從工作中獲得 滿足、成就感、享受與其他正向回饋的機會,甚至能藉由諷刺、幽默、不做到完 美的工作表現來對抗無止盡的情緒勞動。

二、從情緒勞動到美感勞動

Witz et al.(2003)認為 Hochschild 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將身體面向過 度簡化,因此以情緒勞動為底,提出美感勞動(aesthetic labor)此一新概念,並 在研究中將美感勞動定義為「員工的身體化性格(embodied dispositions)在招募、

因而需以美感勞動概念取代之。員工在進行服務接觸(service encounter)時,除 了情緒勞動外,過程中可被感知的成份(sensible components),以及被具體化 的特質(embodied character)也同等重要,而靠著這些所發展出的「肉身不同風 格」(styles of the flesh),重要性與過去在談情緒勞動時提到的人造感覺(the manufacture of ‘feelings’)或被製造出的自我認同(’making up’ of self-identity)

幾乎不分上下。此外,Witz et al.(2003)將 Hochschild 深層表演(deep acting)

情緒會導致員工改變對自我想法(’what we have thought of as ourselves’)的觀點,

延伸套用在美感勞動上,宣稱員工在進行美感勞動的同時,也在經歷一場內在轉 感技巧」(Dennis Nickson, Chris Warhurst and Eli Dutton,2004)。綜合以上,

能觀察到在某些特定行業中,尤其是服務業,美感勞動的影子是無所不在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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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職場上的外貌歧視,甚至有不少女性願意為了獲得更好的工作進行整容手術,

其中,需要頻繁與人接觸的業務、秘書工作,更是要求應徵者的美(陳怡潔,2007)。 電視新聞從業人員長時間生活在螢光幕下,若以美感勞動概念分析,可推論出電 視新聞工作者(員工),為了吸引及討好閱聽眾(顧客),必須經歷電視台組織 的規訓,將自己的身體化性格轉化為「技巧」(符合期待的外貌或肢體語言),

以進行服務(Witz et al.,2003;俞振儀,2015;楊雅清,2011)。

三、美感勞動:新聞主播理想的「身體化性格」

電視新聞主播的身體化性格究竟重不重要,薛宇珊(2004)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 受訪者評價新聞主播的方式,研究結果顯示,被受訪者評定為最在意的選項為「整 潔的/邋遢的」、「服裝品味合宜/ 服裝品味不合宜」、「精神煥發/死氣沈 沈」、「外型漂亮/外型醜陋」等與身體化性格相關之題項,可見觀眾在評價主 播時,身體化性格是相當重要的指標,這成為推動女性主播不斷進行美感勞動的 壓力。由林書煒(2006)針對女主播工作倦怠原因進行的研究中,除了指出閱聽 眾認為外貌、經驗、可信度是評斷主播的重要指標,也發現連女主播自身都認為 外貌和吸引力很重要。且閱聽眾對於不同性別的主播期待有所不同,他們希望能 看到年輕、漂亮的女主播;對男主播則期待要專業與成熟,而此研究中的受訪者 也說到:「男主播應該比較吃香,因為男主播很少。女主播還要維持、至少沒有 老態,壓力很大」、「剛播新聞的時候,網路上經常出現批評的聲音,像是討論 一些跟新聞無關的身材、臉蛋啦,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觀眾對新聞主播身體化性格要求,並非新鮮事,最早對電視新聞主播專業知能進 行研究的 Lynch & Sassenrath(1965),以 NBC 主播 Chet Huntley 和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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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kley、CBS 主播 Walter Cronkite 和 Harry Reasoner 等四位當紅電視主播為樣 本,透過語義差異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試圖找出觀眾對主播播報表 現的觀感,最後發現受試者認為四位主播共同具有的條件為:「播報能力」、「外 貌」、「人文素養」、「影響力」、「自由意志主義」,顯見外貌條件對新聞主 播有一定重要性。而 Sanders & Pritchett(1971)的研究更以年齡、體型、身高、

髮色、外套、襯衫、領帶、種族等變項,進一步刻劃出理想主播的非語言傳播要 件,研究結果顯示,觀眾希望坐上主播台的人是「31 至 55 歲之間的白人男性,

擁有金黃色或深褐色的頭髮,體型、身高中等。他必須身穿深色的西裝外套、白 色襯衫,配戴素色或條紋花色的領帶。他不可以留八字鬍、山羊鬍,也不能配戴 蝴蝶結型的領結。如果不巧他實在是太高、太矮、太瘦或太重,那麼他必須藉由 穿著或攝影機角度的調整,來讓自己看起來更接近理想的樣子(轉引自林宏聰,

2006)。」而 1981 年 Christine Craft 因為外貌「太老、不夠吸引人」而被 KMBC-TV 開除,是發生在美國的知名案例(Chambers, D., Steiner, L., & Fleming, C.,2004)。

高文音(2015)透過深度訪談,整理出各家電視台從內部篩選當家主播的條件,

發現人格特質、新聞專業、表達能力、基本技術、外表是電視台選人的幾個主要 條件:「當然對於一些主播人才的這種培訓喔,……我們當然是說他本身這個主 播他的持久型,就是說他的從基層的……,然後他本身的這個能力,包括他的外 表、表達能力還有他的個性,我覺得都是一些基本。」可以看出挑選適合的人培 訓成當家主播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但身體化性格是否符合公司形象與觀眾期待是 絕對必要的條件。綜合以上文獻整理,無論是過去以男性為主的,或是現在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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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主的主播市場,美感勞動都是新聞主播工作內涵中的一環,想要坐穩主播台,

必須要符合新聞主播理想的身體化性格。

四、新聞主播工作性別化

以歷史觀點而言,說媒體是男性主導的產業是沒有爭議的,整個二十世紀,這件 事都不曾改變(Djerf-Pierre, M.,2007)。在英國,直到 1955 年,Barbara Mandell 才成為第一個出現在電視上播報新聞快報的主播,且時段還是在收視率相當低的 午餐時間;在美國,Pauline Frederick 是第一個在電視台取得全職工作的女人,

但她剛開始只能處理和女性相關的新聞,二戰結束,ABC 和 NBC 直接告訴她

「女人的聲音缺乏權威」,因此她在 ABC 做的第一則故事,是關於「如何找到 一個好丈夫」(Chambers, D., Steiner, L., & Fleming, C.,2004)。而台灣 1960 至 1970 年代依序成立的「老三台」台視(創立於 1962 年)、中視(創立於 1969 年)、華視(創立於 1971 年),率先起用的新聞主播也以男性為主,首位女主 播為 1971 年到職台視的周嘉川[1]。只是,隨著時光推移,目前台灣新聞主播的 性別主流已從男性轉為女性,綜觀台灣各家電視台,男性新聞主播大約皆只佔四 分之一,其中更有不少是兼播,或是專門播氣象、體育的主播[2]

事實上,1987 年,Holland 便指出英國新聞主播已經是女人的工作,她主張主 播已經不再是權威的象徵,女性播報者成為男性觀眾眼中的娛樂客體(江斐琪,

2014)。大約 1980 到 1990 年代之間,新聞報導開始出現新的轉向,小報化

(tabloidization)、大眾化(popularization)等詞彙開始頻繁出現,新聞內容從 公眾轉至私人取向,更重視個人事件和情感,此種新的報導風潮與過去被稱作是

「女性化新聞」(feminine’ journalism)的報導特質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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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時許多研究將之稱為「新聞陰性化」(feminization journalism)。此時,

新聞商業化亦逐漸抬頭,媒體組織背後的老闆不再是具有新聞專業的權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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