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政治參與相關理論及研究

兩性間政治態度及參政行為的不同，在既有研究中有不少成果，就其研究 結果可分為兩性間政治態度的差異，包含政治興趣及政治效能感⁷的差異，以及 實際投入政治參政後，兩性間參選率的差距，與佔有席次的不平等。

首先就兩性間政治態度差異而言，Verba, Nie & Kim(1978)研究七個國家的 政治參與，發現女性的政治興趣與心理涉入感皆低於男性，Randall 在 1978 年 的研究歸納國外既有研究對女性政治態度的論述，包含女性較不關心政治 (apolotical)且政治效能感低落(the low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等等。我國研究亦 出現相似結果，女性政治涉入感較男性低，且女性的政治興趣普遍低於男性（黃 秀端、趙湘瓊，1996、楊婉瑩，2007），劉美惠（2010）分析臺灣國中生在公民 資質上的表現，仍然發現女生在政治效能感上低於男生，亦即相較於男性而言，

女性對政治較不感興趣，且主觀認為個人行為無法影響政治決策及政治事務。

此 外 ，Randall(1978) 同 時 歸 納 出 女 性 的 政 治 態 度 是 受 男 人 宰 制 的 (male-dominates)，黃秀端、趙湘瓊（ 1996）回顧國外研究 發現女性對政治冷漠 (indifference)，以丈夫的意見作為政治行為判斷依據，或是受自身父母及親近的 親戚意見所左右，且夫妻兩人意見相同是由於太太的意見越來越接近先生意見 所致，我國研究亦發現指出女性選民遠比男性更易受家族影響而投票（游盈隆，

1989）。

儘管趙湘瓊（1996）研究指出 1983 至 1992 期間兩性政治興趣差異縮小，

但就前述學者的研究結果可知兩性間政治興趣及政治效能感差異仍然存在，而 Campbell, Converse & Miller (1960)指出女性政治效能感低落，將導致女性低度 政治參與，就廣義的政治參與而言，楊婉瑩（2007）研究發現兩性政治涉入感的 差異是解釋我國兩性政治參與差異的主要因素，其政治涉入感包含兩性間政治

7 依據 Campbell, Converse & Miller (1960)的定義，政治效能感指人民對於影響政治決策過程及 政治事務的自信心與能力感，屬於個人內在感受層次（羅琳，1989）。

興趣及政治資訊的差距；在狹義的政治參與內，周碧娥（1987）發現我國不論在 哪一層次的民意代表選舉，男性候選人的人數皆大幅多於女性，檢視中央選舉 委員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發現近三屆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候選人中，女 性參選率逐年緩緩提高，但仍遠低於男性。即便如此，隨著我國政治民主化的 開展，女性投入競選人數上升，在代議政治下的代表權比例亦有所成長，包含 民選地方首長、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女性代表比例皆持續增長，然而女性在 政治場域內的影響力提升，與男性相比始終有一段差距（行政院，2017、行政 院，2018、行政院，2019），且女性參政數量的成長並未相對應的反映在行政權 及立法權的性別比例上，各縣市的小內閣及議會內正、副議長仍以男性為主（婦 女新知，2018），也就是說在實際參與政治的層次上，即便女性參選率及就任民 選公職比例上升，但其席次比例及實際掌握權力之程度仍落後於男性，實為政 治權力分配上的不平等。

綜上所述，兩性間政治態度的差異，導致政治參與的差異，在進入政府體制 後，兩性間實際掌握政治權力情況亦不平等，可知法律及政策的實施，尚未弭 平兩性間的政治態度差異，亦未使得兩性得以平等共治，而其影響因素為何？

學者試圖以「性別差距理論」(Gender Gap Theories)加以解釋，其指涉範圍包含 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為女性不論作為選民、公民或政治菁英，在政治態度、政治 觀和政治理想與男性的差距，第二層面為兩性在政治體制代表權的機會、程度 和影響的差距（周碧娥，2008），而「性別差距理論」中又以資源論、社會化理 論及結構論最受到青睞，以下將分點陳述其內容，並兼納國內外研究結果對各 理論的驗證及回應。

壹、 資源論

資源論主張阻礙女性參政的不利因素，肇因於女性擁有的政治經濟資源不 如男性，其中所指的的政治經濟資源包含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等，Verba &

Nie(1972)的研究為資源論提供立論基礎，他們認為即便法律明定人民皆有平等 參與政治的權利，但在實際上僅有少數擁有知識、財力、時間及聲望的公民得 以真正參與其中，缺乏較高的教育程度及合適的專業職業訓練的婦女，難以取 得政治資源及政治效能，以致女性在政治場域內處於不利地位。相關研究尚包 含Verba et al. (1978)觀察七個國家的政治參與情形，發現女性的政治興趣與心理 涉入感皆低於男性，但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兩性的差異越小，Norris(1985)指出 受過教育的公民較能獲得政府相關資訊，與他人進行政治議題討論，並從中體 驗政治效能，因此女性若接受更多的正式教育將有助於提升女性菁英的政治參 與率（引自許翠谷，2002），而我國研究結果表示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能力獲 取政治資訊（黃秀端，1996），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女性能更獨立自主的做政治判 斷（游盈隆，1989），進而能增加女性的政治參與，黃秀端、趙湘瓊（1996）研 究發現年輕女性女性在政治興趣較年長女性為高，若控制教育因素後，年齡的 對政治興趣的影響力消失，謝仁烜（2014）對不同世代女性的政治參與比較亦指 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較有可能參與政治活動，且在政治參與的項目上也 較為多元，可知「教育程度」為影響女性政治興趣的重要因素。

就實際參與政治的女性而言，Cantor 研究發現實際投入政治的女性菁英皆 有較高的學歷（引自江素慧，1996），國內早期研究指出在基層參政的女性較無 須考量教育程度，特別是在傳統在地型的社區（彭渰雯，1998a），范毅芬（1981）

對女性議員的研究中，有 85%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程度，江素慧（1996）指出 民進黨內的女性政治菁英在其生長的年代亦屬於高學歷分子，楊婉瑩（2000a）

觀察從政婦女往往具有專業背景及受過高等教育，洪淑珮（2013）研究台南市第 一屆女性議員，其中大學（含）以上學歷者佔近八成，而在中央民意代表層次，

女性擁有碩博文憑者大幅增加，其成長幅度更勝於男性，（許翠谷，2002、姜貞 吟，2005），綜上研究結果顯見教育程度對女性投入政治確有影響，同時隨著教 育普及整體教育程度的提升，其效果亦反映在女性政治人物的學歷背景上。

除了教育程度外，女性學科專業領域及其職業地位亦在女性參政研究中受 到討論，Kirschten(2000)認為近年美國女性國會議員比例上升，主要來自法學院 女性學生人數的增加，我國近年來當選的女性立法委員中，除學歷提升外，畢 業於法政、社會相關科系者亦有所增加（許翠谷，2002、姜貞吟，2005），紀欣

（2000）依據歐美國家的統計，指出政治菁英大多為律師、記者、法學教授、工 會領袖、心理諮商師出身，過去從事這些行業的女性極為稀少，女性從政的機 會自然大大不如男性，也就是說高等教育階段的主修科目，更進一步影響女性 進入社會後的就業領域，亦影響女性參政的機會。由此可知，過往教育對女性 參政態度的行為造成影響，其因素在於兩性間受教程度的差異，在教育普及後，

教育對女性參政態度及行為的影響，已從教育程度移轉成科系間的性別區隔，

這樣的性別隔離現象進而使兩性就業分流，而形成兩性間投入政治人數的差異，

儘管並無研究確切指出教育與職業何者對女性參政有較大的影響，但可以確定 的是教育資源及職業地位，皆會為女性參政之路提供不同的資源，而確實使女 性的政治角色改變。

然而亦有研究結果指出，即便教育程度相當，女性仍較男性有較低的政治 知識及政治興趣(陳義彥，1991、黃秀端，1996)，楊婉瑩（2007）以 2003 年台 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資料，檢視臺灣兩性政治參與的型態，其研究 指出整體而言兩性間仍存在不平等的政治參與，男性主觀的政治興趣與政治效 能感都較女性高，在控制教育程度、職業及收入的變項後，男性的政治參與仍 顯著高於女性，對女性的低度政治參與的解釋，非客觀的「不能」，而是主觀的

「不為（不願）」，亦即相對於政治參與的資源與條件（如：教育、收入、職業與 婚姻等），兩性在政治涉入感（如：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及政治資訊）的差異 對政治參與行為影響較多，2009 年針對八年級學生所作的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 調查研究(ICCS)，調查結果顯示在相同教育程度下，女生的公民知識顯著優於男 生，但在政治參與行動層面，除了投票活動外，其餘公民參與活動皆是男生的

興趣高於女生（楊晶雲，2012），亦即即便相同教育程度，且女性政治知識優於 男性的情況下，女性仍較男性對政治參與行動不感興趣。Campbell et al. (1960) 研究指出儘管兩性在外在客觀資源條件的差距縮小了，女性有參與政治的資源 與能力，但源於傳統社會中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影響，使兩性間產生政治認知、

動機及興趣的差異，女性社會化為被動性的政治角色，對政治較不感興趣，政 治效能感也較低，劉義周（1994）指出在控制教育程度後，兩性間許多政治參與 的差異即會消失，但控制教育程度後還存在的差異，即可能是社會化過程中所 造成的，Verba, Burns & Schlozman(1997)亦指出兩性在政治參與上的差異並非源 自於資源因素，而是個人在社會化歷程中所形塑的感官認知，才是解釋政治參 與差異的主要因素，此論述亦獲得研究支持，以下首先說明社會化理論的內涵，

動機及興趣的差異，女性社會化為被動性的政治角色，對政治較不感興趣，政 治效能感也較低，劉義周（1994）指出在控制教育程度後，兩性間許多政治參與 的差異即會消失，但控制教育程度後還存在的差異，即可能是社會化過程中所 造成的，Verba, Burns & Schlozman(1997)亦指出兩性在政治參與上的差異並非源 自於資源因素，而是個人在社會化歷程中所形塑的感官認知，才是解釋政治參 與差異的主要因素，此論述亦獲得研究支持，以下首先說明社會化理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