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Verba & Nie(1975)將政治參與定義為「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地以影響政府 的人事甄選或政府政策為其目標，從而採取的各種行動。」（引自郭秋永，1993）， Milbrath & Goel(1977)則認為政治參與為一般公民試圖去影響或支持政府及政 策執行的活動（引自張智全，2003），可知政治參與的意涵即為公民採取各種行 動介入政治事務，並以影響或支持政府的人事或政策為目標，包含參與社會運 動、壓力團體、加入政黨及投入競選，而非僅限於投票或是投入參選的政治行 為。以此政治參與意涵回顧臺灣女性的政治參與，可貼合我國推展婦女運動及 政治民主化的社會脈絡進行討論2，以下首先回顧我國婦女運動起源及其開展歷 程，大致呈現我國婦運從草根運動至進入體制的脈絡，接著就女性在體制內的 人數變動，檢視近年來政府行政及立法機構中女性參政比例，最後概括說明女 性參政的不利因素，並聚焦在2018 年大選中出現的一群女性參政者，她們如何 扭轉過往視為阻礙的參政條件，展現不同以往的女性參政者樣態。
壹、 我國婦女運動開展歷程
范雲（2003）將臺灣婦女運動劃分為四個階段，1970 年代呂秀蓮提出「新 女性主義」，為戰後婦女運動初試啼聲，是為第一波婦女運動；第二波則是婦女 團體組織出現，以1982 年「婦女新知」雜誌社的成立為代表；第三波為 1987 年 政治解嚴後，新興婦運團體出現，以及訴求多元化發展；第四波則為1990 年代 婦女運動從分化到差異的異質化過程。
1970 年代以前，處於威權體制與父權體制的雙重壓迫下的臺灣，幾乎沒有
2 本文受篇幅及研究焦點所限，將婦女政治參與由呂秀蓮提出「新女性運動」開始談起，但事 實上在更早之前已有婦女運動及婦女參政的出現，如日據時期的婦女運動可參考楊翠
（1991）。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之研究ㄧㄧ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東海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市。以及清末民初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始可參考薛立敏（1989）。婦女 參政運動史。載於鄭至慧、梁雙連（主編），婦女與政治參與（47-75）。台北市，婦女新知。
婦運或是為女性爭取權益的論述出現，1970 年代呂秀蓮提出「新女性運動」被 視為婦女運動的起始點，挑戰男尊女卑的父權結構，其後呂秀蓮等人籌組的拓 荒者出版社，更運用媒體挑戰性別不平等的意識；1982 年李元貞等人創立《婦 女新知》雜誌社，被視為婦女運動組織化的開始，在此期間婦女團體引介西方 女性主義思潮，試圖喚醒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在政治體制解嚴前，臺灣女性的 政治參與多半是加入與執政黨相關的官方及半官方團體，以及國際婦女在台的 分支機構或宗教團體，前者的功能在於提供社會服務及維繫政權，而後者則以 社會服務及聯誼為目的（梁雙蓮、顧燕翎，1995），隨著解嚴後政治發展民主化，
為女性參政提供相對寬廣的空間，集會與結社的限制不再，許多單一性議題及 專業性的婦運團體成立，婦運團體在議題上相互聲援、結盟，擴大了婦女的支 援網絡，同時也為喚醒女性自覺提供更多的養分，這樣的意識成為體制改造運 動的基礎，婦女團體主張法律的制定與改造，過程中或有進展與挫敗，又為婦 女政治意識增添能量，思想與運動間相互助長（梁雙蓮、顧燕翎，1995）。
自 1987 年起至 1995 年為分界，婦女運動也慢慢從最初保護弱勢女性的主 張，追求與男性相同補助及福利的性別平等，發展至透過社會運動、草根團體 以及結合立法或行政部門，從體制外對政府施壓並介入法律與政策的改革，促 進政治氣候的改變（周碧娥，2006）；至後期（1996 年以後）婦女運動改採體制 內改革為主要途徑，1997 年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
成立，婦權會逐步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在2005 年通過「行政院各部會 推動性別主流實施計畫」，使婦女團體及性別平等相關學者專家得以進入政府體 制，直接參與政策及法律的制定，有部分女性主義者擔任政務官或參選民意代 表，要求性別正義的政治（楊婉瑩，2011）。然而婦運團體並未因此消聲，而是 在在立法過程中扮演起草法案或提出修正案的角色，並透過外部遊說方式喚起 社會注意，與體制內的共同為性別議題努力的婦運代表其專家學者相互應和，
可視為女性突破體制內外劃分的全面參與政治，外部施壓及內部滲透，使政府
體制與社會間形成相互鑲嵌的關係；與此同時，婦女團體紛紛成立也使婦運關 注的議題越趨多元，除了進入政治體制外，更將影響力擴展至校園，性別相關 團體及研究室成立，性別課程的開設皆為其成果，年輕世代的女性亦為婦運注 入新血，相較於早期婦女團體關心的反歧視、反性騷擾與暴力、墮胎合法化等 議題，新興的性／別議題則聚焦在性少數、性解放、性交易與身體自主權等，自 始之後婦運出現多元歧異性的議題，婦女團體內亦出現關懷立場與路線取向之 差異（楊婉瑩，2011）。
貳、 我國婦女在體制內的政治參與
而婦運後期以進入體制的方式參與改革，即為狹義的政治參與，包含競選 及擔任民選公職或任職政府官員。周碧娥（1987）指出我國戰後三十年，婦女在 參選即能超過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且跨越各層次的選舉，隨有進展但幅度不 大。近年來為追求兩性平權之目標，公部門持續推動並擴大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原則，增加女性加入決策階層人數，以使女性得以參與決策，行政院「2019 性 別圖像」（2019）統計，公務員中任主管職的女性占 36.9%，較 2013 年增加 2.8%，
擔任政務委員的女性亦較十年前有所增加，2018 年女性內閣則佔 14.6%；在中 央及地方的民選公職上，2017 年我國女性立法委員比率 38.1%，較 2007 年增加 16.9 %（行政院，2018、行政院，2019），「2017 年性別圖像」指出 2015 年底女 性民選首長3從2005 年 6.7%增至 15.8%（行政院，2017），2018 年縣（市）首長 女性佔37.5%，較前次選舉提升 31.2%，是自 1997 年以來，首次超過 1／3 性別 比例，但直轄市長、鄉（鎮、市）女性比例仍與男性有較大的落差；而地方女性 民意代表除直轄市原住民區民代表女性人數微幅下跌外，皆較上次選舉有所提
3 此民選首長包含總統、副總統、直轄市長、縣（市）長及鄉（鎮、市、區）長，詳細資料可 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2017 性別圖像」，取自：https://eng.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2/gender/eb/2017/2017C.pdf。
升（行政院，2019），其中女性議員比例 33.66%創下新高，突破 1／3，媒體稱 許為女力當道，彭渰雯（2000）指出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方式，是平等的重要指 標，然而女性參與決策的比例提高，在縣市政府的行政權及地方議會的決策權 上卻沒有出現相對應的提升，甚至出現倒退（婦女新知，2018），可知女性欲進 一步掌握政治權力，仍有努力空間。
關於女性投入民意代表競選及當選人數皆呈現成長的趨勢，學者指出與婦 女保障名額的設置與提高有關（姜貞吟，2005、彭渰雯，2012、洪菽珮，2013、
姜貞吟，2017），然女性當選人數已超過保障名額，該制度已顯現落後政治實情 的情況，原意為保障的下限額度反而變成提名的上限，出現「天花板效應」，更 可能成為候選人間排擠女性參選人的策略（梁雙蓮、顧燕翎，1995、楊婉瑩，
2000a、鮑彤、莊文忠、林瓊珠，2014），但仍有學者肯定此一制度在地方層級的 選舉及政黨提名策略具有一定的效果，整體而言對鼓勵女性參選有正面影響（唐 文慧、王怡君，1999、黃長玲，2001b、鮑彤、莊文忠、林瓊珠，2014），然而可 以確定的是，在臺灣女性在參與競選上需藉由制度的設計，扭轉女性在政治場 域內的劣勢地位，但整體而言，女性參政人數的增長，得利與多方面的結構因 素，包含國家民主化帶來社會氛圍的改變，女權運動的開展與推進，及女性平 均教育程度提高，加之政策的修正與制度的設計，讓女性較過往更具有參政的 能力與空間，在意識與行動上皆有正向改變。1990 年代中期以後，我國婦運團 體也意識到，只期待生理女性在政治場域中的現身是不夠的，女性主義者本身 也應該積極進入體制，與國家合作，甚至更進一步啟發「女性主義官僚」
(femocrats)，不僅是立法部門，也要從行政部門落實性別改革（彭渰雯，2012）。
參、 從體制外到體制內─歐巴桑聯盟媽媽參政
綜觀我國女性的政治參與歷程，雖在性別比例上有所增長，但卻始終未完
全脫離女性在傳統政治場域內的邊緣地位，究其原因學者以資源論、結構論以 及社會化理論加以解釋（周碧娥，2008），其中社會化理論指出女性在成長過程 中，被塑造為適合在私領域內扮演人妻和人母的角色，以致於女性缺乏政治參 與的能力及意願，即便投入政治場域，亦會因為人妻或人母的身分，產生角色 衝突而造成女性參政的邊緣性，或是較晚開始投入政治。國內研究結果亦驗證 了社會角色理論對女性政治參與的影響（周碧娥，1987、江素慧，1996、彭渰雯，
1998a），然而母職何須作為女性參政的羈絆？2018 年底九合一大選中，歐巴桑 聯盟在全台推出女性參政者，投入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其背後是1200 多個時常 關心並參與環保、性別、勞工等各種社會議題的親子共學家庭（王惠美，2015、
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2018），她們在各縣市成立共學團，成為親子成 長、共養共教的團體，亦是歐巴桑聯盟萌芽的沃土。
一、 親子共學團的運作
歐巴桑聯盟的醞釀與萌芽始於親子共學團的運作，而共學團的成立源自社 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以下稱
歐巴桑聯盟的醞釀與萌芽始於親子共學團的運作，而共學團的成立源自社 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以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