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擊的歐巴桑─女性政治參與經驗與母職實踐的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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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Colleg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進擊的歐巴桑─ 女性政治參與經驗與母職實踐的交會 Mobilizing Obasan: Intersection between 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s and Maternity Practice. 陳姿穎 Chen, Tzu-Ying 指導教授：陳素秋博士 Advisor: Chen, Su-Chiu, Ph.D.. 中華民國. 一○九年八月. August 2020.

(2) 謝誌寫論文同時也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看見自己的堅持，也看見自己的逃避，看見自己的不足，也看見自己的韌性。從入學到畢業，這一步走了六年。記得讀碩一時適逢選舉，在研究法的期末研究計畫中以女性在政治場域內的形象為主題，四年後正式提筆撰寫論文，恰巧又是選舉年，女性在政治參與上的突破，歐巴桑聯盟的出現，女性參政成為我感興趣的議題，儘管非政治相關科系背景，也想在有教授指導的環境下對此一議題進行研究，想起來這四年前後真的是個奇妙的巧合。謝謝素秋老師在課業與論文給予的一切指導，總是精確點出我的盲點與矛盾，再帶著我將思考更往深推一層，還在緊湊的 meeting 時間內，關心我的生活與工作，解答我在教學上的疑惑，每次 meeting 前總是戰戰兢兢，但在 meeting 中的隻字片語總能感受到老師其實暖得不著痕跡，深深感謝老師的每一句指導與關心，謝謝老師給我的包容與鼓勵，無形的師生情誼不知如何著筆，我真心感謝與珍惜。謝謝貞吟老師和婉瑩老師願意擔任口試委員，在論文寫作、理論應用和討論分析上都給我豐富且具體的建議，老師溫暖的笑容與鼓勵，也化解了我在論文寫作上的不安與自我懷疑，能獲得兩位老師的指導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謝謝六位受訪者一口答應參與研究，謝謝妳們面對我生澀的提問，總能毫不掩飾地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觀點與感受，不僅為論文提供豐富的資料，也對我有著深刻的啟發，在訪談期間好幾度都被感動得熱淚盈眶，覺得自己何德何能參與妳們生命的片刻，是女性也是媽媽，來自歐巴桑有溫度的力量，謝謝妳們展現不一樣的女性面貌，看著妳們總覺得身為女性，我們真的可以更不一樣。謝謝研究所的同學們，寶妮、又君、洺儒、東霆、思伶、雅琳、韋靜，還有. i.

(3) 一起學習和擔任助教工作的同學們，謝謝你們在我寫論文期間幫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關於心理的擔憂和論文的卡關，謝你們無私提供各類小撇步，謝謝洺儒各種進度關心還有電話連線討論，為我梳理文獻和資料分析的關係，謝謝思伶在精神上和實務上的支持，寫論文期間有你一起相伴真好，未來有任何我可以幫得上你們的地方，請不要客氣向我開口；特別謝謝學弟裕勝各種閒聊和分享，互相聽著彼此的抱怨，也在最後論文繳交階段幫了我大忙，可愛的學弟，希望你將來考試和論文也都能一路順遂，謝謝威廷幫我修正英文摘要，也謝謝昀嬋助教耐心回答我的各種問題。謝謝我的父母陳火南先生和巫演玲女士，看著我讀了六年的碩士，沒說出來的關心與擔心我都知道，謝謝你們支持我也相信我的各種選擇；謝謝姊姊陳姿伃在我生命中的陪伴，我是個不成熟的妹妹，多謝你的包容與體諒。謝謝柏諺加入我以論文為重心的生活，周末假期一起待在咖啡廳工作、寫論文，出遊的日子也擺脫不了論文的陰影，承接我的焦慮與不安，看見我的成長，為我加油打氣，相處的自在、陪伴的溫度都為我化解工作與論文上的煩躁與焦慮，歲寒知松柏，不依街談巷諺，未來也讓我陪伴你，在學業上、工作上和生活上。記得重回碩士生活後，在雲林與台北間來回的日子，是最忙碌也最充實的一段時間，也是這段日子真正打從心底感受到學習的樂趣，留職停薪的一年，到加拿大的一個月，論文寫了兩年，終於來到畢業的這一天，謝謝自己堅持到底，要記得學習的美好，記得幫助過我的人，記得自己也曾這樣努力，記得自己的真實面貌，記得成為更好的人，畢業快樂。. 姿穎 2020/9/1 於雲林. ii.

(4) 摘要綜觀我國女性的政治參與歷程，雖在性別比例上有所增長，但卻始終未完全脫離女性在傳統政治場域內的邊緣地位，究其原因學者以資源論、結構論以及社會化理論加以解釋，其中社會化理論指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被塑造為適合在私領域內扮演人妻和人母的角色，以致於女性缺乏政治參與的能力及意願，即便投入政治場域，亦會因為人妻或人母的身分，產生角色衝突而造成女性參政的邊緣性，或是較晚開始投入政治。國內研究結果亦驗證了社會角色理論對女性政治參與的影響，然而母職何須作為女性參政的羈絆？ 2018 年底九合一大選中，歐巴桑聯盟在全台推出女性參政者，投入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其背後是 1200 多個時常關心並參與環保、性別、勞工等各種社會議題的親子共學家庭，她們將政治參與視為母職實踐的責任，在日常生活中及帶著孩子參與社會倡議活動，並於 2018 年以母職身分號召 21 位媽媽參與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在投入政治參與的同時履行母職責任，突破傳統母職實踐與女性參政樣貌。本研究聚焦於這群歐巴桑聯盟女性參政者以母職身分投入政治參與的經歷，她們的政治社會化歷程為何？母職身分對她們的政治參與行動有何影響？她們又如何詮釋以母職參政的這段經歷？研究結果發現家庭不再是女性參政必要的助力，母職身分得以為女性帶來成人階段的再社會化，女性對於母職的再定義，以母職實踐與政治參與得以並行，打破女性主義對母職的正反辯證，亦即母職不再是削弱女性公民身分的原因，而得以成為女性踏入政治的助力。此外，具有政治意識的女性，將人權價值帶入母職實踐，使母職實踐場域跨越公／私領域的界線，母職思維得以擴張而涵蓋廣泛社會議題、民主價值與政府權力運作的思辨。. 關鍵字：女性參政、母職、母職思維. iii.

(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aiwan. Yet women are still found in disadvantaged status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field. To explain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women, gender gap theory proposes three main theories: (1)resources (educa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 (2)socialization effects and (3)political structures. The socialization effects theory put stress on the sex-role socialization in which women are socialized to be passive and home-oriented. The role conflict between being a wife and a citizen also hampers their political career. But why should motherhood be a barrier to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 nine-in-one elections at the end of 2018, twenty one mothers in Obasan Union ran for local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ey are more than 1,200 parent-participatingeducation groups who cared about and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ocial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ender issues, and labor rights. They regar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otherhood practice so they took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when they participated in social advocacy activitie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ideal motherhood and reality, there were twenty one mothers nominated for local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ey succeeded in breaking the barriers between practicing motherhood and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they fulfille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s mothers and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therhood practice and 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mag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group of mothers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in the Obasan Union. What are thei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How does their motherhood affect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do they interpret their experiences in. iv.

(6)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as mother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family is no longer a necessary support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that motherhood can bring about women re-socialization at their adult stage. 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nts in Obasan Union redefine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so they can practice maternal responsibilitie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break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s a mother and as a citizen in feminist debate. In addition, they bring the values of human rights into motherhood practice, blurring the public/private field boundary and expanding maternal thinking to include critical thinking on a wider range of social issues,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 power.. Keywords: 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therhood, maternal thinking. v.

(7) 目錄第一章緒論 ..................................................... 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研究動機 ............................................... 2 研究背景 ............................................... 7 研究問題與目的 ........................................ 16 名詞定義 .............................................. 19. 第二章文獻回顧 ............................................... 20 第一節女性主義對政治科學的反思 .............................. 20 第二節女性政治參與相關理論及研究 ............................ 28 第三節女性特質與母職思維介入政治 ............................ 48. 第三章研究方法 ............................................... 64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論 ............................................ 研究方法與工具 ........................................ 資料分析與檢核 ........................................ 研究倫理 ............................................... 64 67 75 77. 第四章研究與發現 ............................................. 79 第一節潛伏與累積：加入共學團前的政治參與 .................... 80 第二節從共學到參政：由下而上投入政治 ....................... 102 第三節穿梭公／私領域間的自我探索：是媽媽也是自己 .......... 152.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 180 第一節研究結論 ............................................. 180 第二節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 183. 參考文獻 ....................................................... 186 一、中文文獻 ................................................ 186 二、西文文獻 ................................................ 194. 附錄 ........................................................... 197 附錄一研究參與者邀請函 ..................................... 197 附錄二訪談同意書 ........................................... 198 vi.

(8) 第一章緒論政治主宰權力、義務和資源的定義與分配，沒有人能置身於政策制度之外，女性亦然。而傳統政治理論對女性的忽視，以及公／私、男／女的二元預設，使政治被劃分於公領域範疇內，其中的權力運作與男性及陽剛氣質緊密連結，女性則依性別角色被歸類於私領域內，加上社會期待的女性氣質不符政治場域所有，形成女性政治邊緣的角色。我國女性的政治參與管道，隨著解嚴後政治民主化而更加開放且多元，婦運者與婦女團體關心女性的政治參與，鼓勵女性投入公領域，從體制外與體制內改造政治氛圍與制度，加上政治結構的改變，政黨競爭越來越激烈，這樣的改變使得婦女選票更受到重視，而法律制定不同層級選舉的婦女保障名額提高後1，更使得婦女參政受到鼓勵，參選及勝選的女性人數皆有增加趨勢（彭渰雯，2012）。時至今日，女性仰賴保障機制而當選者已大幅減少，女性勝選而就任公職人數超越保障名額，女性參政的量變顯而易見。女性參政人數的成長在美國 2018 期中選舉結果中亦得窺見，林思怡（2018）報導美國 2018 年期中選舉結果，女性參選及當選人數皆為歷史新高，被稱為女性之年(Year of the Woman)，在競選過程中更有女性主打母親身分，在競選廣告及發表演說時，彰顯女性兼具母職，同時挑戰民選公職的意圖，我國 2018 年底的選舉亦出現相同情況，在 2018 年底九合一大選甫結束，新聞媒體上出現「女力當道」、「女力時代來臨」的標題（卞金峰，2018、蘋果即時，2018），指出我國首次出現七位女性縣市首長，更是史上最高比例的女性縣市首長人數，其中在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中出現一群自稱歐巴桑的女性參政者，在養兒育女歷程中看見政策的不足，試圖挑戰地方民意代表的席位，希望能將母親的聲音帶入議. 我國在 1946 年制憲之際，已在《憲法》中明文規定需有「婦女保障名額」，並透過法律制定不同層級的婦女保障名額從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1999 年婦女團體推動《地方制度法》的修正，將地方民意代表婦女保障名額提升至四分之一；2005 年修憲立法委員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內，政黨推薦的當選名單婦女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彭渰雯，2012）。 1. 1.

(9) 會，我好奇她們如何踏上政治參與的道路？母職身分對她們的政治參與行動有何影響？對她們而言這段歷程有何價值？是賦權還是削弱？其參政樣態對母職實踐與女性參政面貌又有何補充與擴充？本章首先說明研究者身為女性，如何開始關注女性政治參與的議題，以及臺灣女性政治參與的脈絡背景及困境，再依據研究動機及背景進一步提出關注的研究問題與本研究欲達成的研究目的。. 第一節研究動機壹、受男性標準框架的政治場域政治作為權力展現的場域，向來被視為男性歸屬的空間，女性在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下，不被期望或認可進入男性的政治領域。研究者身為女性，觀察媒體對政治場域中女性的報導，在其長相、氣質、穿著打扮著墨許多，偶爾提及學歷及職業，對男性參政者而言，妻子的現身能展現成功男性背後溫柔、順從的力量，為男性的能力與道德作保證，同時也確保男性候選人在家庭無憂的情況下，更能專心投入公職為民服務。而對於爭取公職或承擔公職的女性而言，儘管面對政治正確、性別平等的壓力，媒體仍時常聚焦於女性的外貌，諸如「正妹議員」、「美女刺客」、「美魔女」、「政壇小清新」等詞彙仍不斷在報導中呈現（蕭宜君、陳世忠、吳承翰、王彥鈞，2017、民視新聞，2018），亦有對女性樣態的嘲弄與批評。媒體的鏡頭像是以男性觀點凝視女性，向大眾傳遞狹隘的性別表現，同時束縛著鏡頭內外的女性們，報導內容反映出女性在政治場域內受男性標準所衡量，女性必須做為男性眼中的女性。此外，政治人物所發表的言論呈現特定的性別意涵，當男性展現出非傳統政治人物的形象及行為時，被稱為「娘」、「像女人一樣」，而在女性表現受到肯定時，則被譽為「女漢子」、「真男人」（蔡宜文，2016），不僅將男性的負面評價連結到女性身分及特質，女性優良表現歸咎於男性特質，正是將傳統上的男性特質視為正向價值的標準，呈現出「娘」不 2.

(10) 適合從政的意涵，而此陰柔氣質與女性的連結，更使得女性被認為不適合投入政治參與，或女性參政仍須符合男性氣質標準，始得成為合格的政治參與者。 2015 年媒體報導國外女性議員帶孩子進議會工作，除了親子之愛所驅動，更想藉此鼓勵企業跟進，爭取職業婦女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的權益，這樣的作法受到大眾肯定，並被視為性別平權以及進步國家的象徵（蕭宜君、陳世忠、吳承翰、王彥鈞，2017）。2016 年國內女性立委提案，希望議場能允許有三歲以下孩子的立委及部會首長，帶孩子一同進入議會工作，期待由立法院的示範帶動企業重視友善嬰幼兒環境的建立（許正宏，2016），相對於外國先例的推崇，國內女性立委的提案卻受到大量批評，有民眾認為此舉為浪費公帑，若無心擔任公職，應立即辭職回家專心帶小孩；官員則表示孩子會擾亂會議秩序，應提案在立法院設置托育中心（賴映秀，2016）。這樣的例子恰好顯現人民期待政治人物無須承擔私領域責任，抑或是另有人得以為其打理私領域事務，方能全心投入政治，然而在性別分工概念下，女性被期待承擔私領域內的育兒責任，當女性面對參政與育兒間的兩難，其一為離開職場，在私領域內實踐母職，從事再生產勞動，或將母職責任暫時委外承擔，才得以在符合政治場域的文化規範下，繼續進行倡議及參政活動。政治為眾人共謀共治，展現分配資源的權力，又參政權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兩性間並無二致，女性占有半數人口，甚至超越男性，然而政治場域內盡以男性為準則，使男性具有優勢掌握政治權力，女性則位處政治邊緣地位，受男性標準框架，甚至在成為母親後，必須善盡母職責任後才得以如男性一般延續政治仕途，又或者被迫將政治權力拱手讓人。. 貳、性別與政治的連結開啟新視野帶著對政治場域內女性處境與角色的觀察，碩班三年級時修習了性別與教. 3.

(11) 育研究的課程，課堂上由女性主義的發展與流派出發，檢視女性從屬於男性地位的形成、女性與政治的關聯、女性角色的框架以及母職經驗對女性的影響等等，這些理論與我對於女性政治參與的觀察產生對話。關於女性與政治之間的辯證，各流派的女性主義有其主張，但相同的是女性主義皆在揭露及批判父權體制之下，女性從屬於男性的地位，即便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女人與男人皆具有理性，鼓勵女性踏入公領域，喚起女性性別平等意識以參與政治（林芳玫，2000），卻受到批評認為此舉並未挑戰公私領域的劃分，與性別二分間的緊密連結，即男性具有理性隸屬於公領域，女性富有情感性而隸屬於私領域，此種父權體制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並非中立的對兩性產生影響；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亦指出資本主義主宰著國家，透過性別分工機制，使女性在私領域內無償承擔再生產勞動而不被重視（彭渰雯，2012），同時受到父權制度的壓迫，無法取得經濟獨立地位以尋求婦女解放；基進女性主義則提出「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號，挑戰「有一獨有政治領域」的說法，及其所對公/私領域的二元劃分（彭渰雯，2000），Kate Millett 在其經典之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宋文偉、張慧芝譯，2003）裡更大聲說出「性即政治」，指出社會將男性─支配、女性─從屬的角色制度化，更以性別刻板角色使婦女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王瑞香，2000）。以女性主義的主張檢視政治場域內的性別關係，女性在公／私及性別二分的劃分下，被合理化的排除在政治之外，且接受自身的從屬地位，即使女性參政已獲得數量上的突破，然而究其處境地位仍無法脫離男性的壓迫，父權結構依舊使女性參與政治之路充滿層層阻礙，更遑論肩負母職的女性投入政治參與將面臨的挑戰，基進女性主義同時認為生育機制是女性進入公共政治領域的最大障礙（周志杰，2008），何以女性政治參與者承擔母職需面臨家庭與政治參與的兩難，相較於男性卻得以在其背後「賢妻良母」的分擔下，無後顧之憂的參與政治（林宜瑾，2012）？. 4.

(12) 參、母職實踐與政治參與並行的可能 2018 年底我國舉行九合一大選，其中一群自稱歐巴桑的女性，在養兒育女歷程中發現既有政策無法打造親子友善的環境，便投入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她們同時背負母職與女性參政者的角色，不僅要如同其他女性參政者一般，面對政治不利的環境，更有母職所帶來的外在角色期待與內在自我衝突，她們為何在這樣的條件下投入政治參與？帶著對歐巴桑聯盟的好奇，研究者參與她們舉行的座談會，同時藉由電視及廣播節目瞭解她們參政的經歷與目的，觀察該聯盟女性在倡議過程中的發言，時常提及母親身分帶來的獨特視角，帶領她們從不同角度看公共政策，進而投入政治參與，這樣的經驗與研究者對周遭母親的觀察有些許異同，多數女性在成為母親後，會較以往更加注意食品衛生、環境汙染、兒少安全及教育等議題，是在她們成為母親前鮮少關注的政策面向，儘管各個母親著重的議題未盡一致，卻同樣皆有視角轉變的經驗，此與歐巴桑聯盟女性的經驗相同；然而不同的是，這樣的視角改變對行為的影響，就研究者周遭女性而言，多半是在個人層次的調整，如：購買健康食材、在網路平台上對關注議題的分享及表態、改變生活習慣等等；然而歐巴桑聯盟女性受母親視角所影響，看見各項政策、公共設施的不足，卻選擇投身公領域內發聲倡議，參與議題討論及社會運動，甚至作為候選人投入民意代表的競選，以從根本的制度層次介入。我好奇這群女性成為母親後所產生的新思維其內涵為何？這樣的思維如何影響後續採取的行動？她們的母職身分與其政治參與有何關聯？此外，在選前的同志大遊行中，研究者發現歐巴桑聯盟候選人也參與其中，她們與其他家庭形成娃娃車隊伍，媽媽在拜票時，孩子也一同發放競選文宣，身兼候選人的母親也同時向孩子說明同志、性平教育的內容及重要性；在各項人權座談會及政見分享會上，候選人媽媽在台上發表政見、進行倡議的同時，孩子或陪伴左右或在台下靜靜聆聽，亦有孩子成群一同遊戲，整個會場同時是. 5.

(13) 政治的場域亦是育兒的空間，亦即育兒的責任並未使歐巴桑聯盟參選女性留守私領域，亦未切割母職，或將照顧責任暫時外包以投入政治參與，而是將育兒責任及政治參與並行，與傳統母職實踐型態不同，亦突破過往女性政治參與的樣態，對照自己在課堂中所認識的女性處境，歐巴桑展現出女性立於荊棘而不畏懼的樣貌，她們如何實踐母職又如何投入政治？母職與女性政治參與者雙重角色如何交互影響？歐巴桑聯盟中的女性參選人如何詮釋這樣的經歷？她們的經驗與女性主義及既往對女性參政的論述如何相互對話？又能給現代女性甚麼樣的啟發？值得研究與關注。. 6.

(14) 第二節研究背景 Verba & Nie(1975)將政治參與定義為「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地以影響政府的人事甄選或政府政策為其目標，從而採取的各種行動。」（引自郭秋永，1993）， Milbrath & Goel(1977)則認為政治參與為一般公民試圖去影響或支持政府及政策執行的活動（引自張智全，2003），可知政治參與的意涵即為公民採取各種行動介入政治事務，並以影響或支持政府的人事或政策為目標，包含參與社會運動、壓力團體、加入政黨及投入競選，而非僅限於投票或是投入參選的政治行為。以此政治參與意涵回顧臺灣女性的政治參與，可貼合我國推展婦女運動及政治民主化的社會脈絡進行討論2，以下首先回顧我國婦女運動起源及其開展歷程，大致呈現我國婦運從草根運動至進入體制的脈絡，接著就女性在體制內的人數變動，檢視近年來政府行政及立法機構中女性參政比例，最後概括說明女性參政的不利因素，並聚焦在 2018 年大選中出現的一群女性參政者，她們如何扭轉過往視為阻礙的參政條件，展現不同以往的女性參政者樣態。. 壹、我國婦女運動開展歷程范雲（2003）將臺灣婦女運動劃分為四個階段，1970 年代呂秀蓮提出「新女性主義」，為戰後婦女運動初試啼聲，是為第一波婦女運動；第二波則是婦女團體組織出現，以 1982 年「婦女新知」雜誌社的成立為代表；第三波為 1987 年政治解嚴後，新興婦運團體出現，以及訴求多元化發展；第四波則為 1990 年代婦女運動從分化到差異的異質化過程。 1970 年代以前，處於威權體制與父權體制的雙重壓迫下的臺灣，幾乎沒有. 本文受篇幅及研究焦點所限，將婦女政治參與由呂秀蓮提出「新女性運動」開始談起，但事實上在更早之前已有婦女運動及婦女參政的出現，如日據時期的婦女運動可參考楊翠（1991）。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之研究ㄧㄧ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市。以及清末民初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始可參考薛立敏（1989）。婦女參政運動史。載於鄭至慧、梁雙連（主編），婦女與政治參與（47-75）。台北市，婦女新知。 2. 7.

(15) 婦運或是為女性爭取權益的論述出現，1970 年代呂秀蓮提出「新女性運動」被視為婦女運動的起始點，挑戰男尊女卑的父權結構，其後呂秀蓮等人籌組的拓荒者出版社，更運用媒體挑戰性別不平等的意識；1982 年李元貞等人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被視為婦女運動組織化的開始，在此期間婦女團體引介西方女性主義思潮，試圖喚醒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在政治體制解嚴前，臺灣女性的政治參與多半是加入與執政黨相關的官方及半官方團體，以及國際婦女在台的分支機構或宗教團體，前者的功能在於提供社會服務及維繫政權，而後者則以社會服務及聯誼為目的（梁雙蓮、顧燕翎，1995），隨著解嚴後政治發展民主化，為女性參政提供相對寬廣的空間，集會與結社的限制不再，許多單一性議題及專業性的婦運團體成立，婦運團體在議題上相互聲援、結盟，擴大了婦女的支援網絡，同時也為喚醒女性自覺提供更多的養分，這樣的意識成為體制改造運動的基礎，婦女團體主張法律的制定與改造，過程中或有進展與挫敗，又為婦女政治意識增添能量，思想與運動間相互助長（梁雙蓮、顧燕翎，1995）。自 1987 年起至 1995 年為分界，婦女運動也慢慢從最初保護弱勢女性的主張，追求與男性相同補助及福利的性別平等，發展至透過社會運動、草根團體以及結合立法或行政部門，從體制外對政府施壓並介入法律與政策的改革，促進政治氣候的改變（周碧娥，2006）；至後期（1996 年以後）婦女運動改採體制內改革為主要途徑，1997 年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成立，婦權會逐步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在 2005 年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實施計畫」，使婦女團體及性別平等相關學者專家得以進入政府體制，直接參與政策及法律的制定，有部分女性主義者擔任政務官或參選民意代表，要求性別正義的政治（楊婉瑩，2011）。然而婦運團體並未因此消聲，而是在在立法過程中扮演起草法案或提出修正案的角色，並透過外部遊說方式喚起社會注意，與體制內的共同為性別議題努力的婦運代表其專家學者相互應和，可視為女性突破體制內外劃分的全面參與政治，外部施壓及內部滲透，使政府 8.

(16) 體制與社會間形成相互鑲嵌的關係；與此同時，婦女團體紛紛成立也使婦運關注的議題越趨多元，除了進入政治體制外，更將影響力擴展至校園，性別相關團體及研究室成立，性別課程的開設皆為其成果，年輕世代的女性亦為婦運注入新血，相較於早期婦女團體關心的反歧視、反性騷擾與暴力、墮胎合法化等議題，新興的性／別議題則聚焦在性少數、性解放、性交易與身體自主權等，自始之後婦運出現多元歧異性的議題，婦女團體內亦出現關懷立場與路線取向之差異（楊婉瑩，2011）。. 貳、我國婦女在體制內的政治參與而婦運後期以進入體制的方式參與改革，即為狹義的政治參與，包含競選及擔任民選公職或任職政府官員。周碧娥（1987）指出我國戰後三十年，婦女在參選即能超過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且跨越各層次的選舉，隨有進展但幅度不大。近年來為追求兩性平權之目標，公部門持續推動並擴大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增加女性加入決策階層人數，以使女性得以參與決策，行政院「2019 性別圖像」（2019）統計，公務員中任主管職的女性占 36.9%，較 2013 年增加 2.8%，擔任政務委員的女性亦較十年前有所增加，2018 年女性內閣則佔 14.6%；在中央及地方的民選公職上，2017 年我國女性立法委員比率 38.1%，較 2007 年增加 16.9 %（行政院，2018、行政院，2019），「2017 年性別圖像」指出 2015 年底女性民選首長3從 2005 年 6.7%增至 15.8%（行政院，2017），2018 年縣（市）首長女性佔 37.5%，較前次選舉提升 31.2%，是自 1997 年以來，首次超過 1／3 性別比例，但直轄市長、鄉（鎮、市）女性比例仍與男性有較大的落差；而地方女性民意代表除直轄市原住民區民代表女性人數微幅下跌外，皆較上次選舉有所提. 此民選首長包含總統、副總統、直轄市長、縣（市）長及鄉（鎮、市、區）長，詳細資料可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公告之「2017 性別圖像」，取自：https://eng.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2/gender/eb/2017/2017C.pdf。 3. 9.

(17) 升（行政院，2019），其中女性議員比例 33.66%創下新高，突破 1／3，媒體稱許為女力當道，彭渰雯（2000）指出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方式，是平等的重要指標，然而女性參與決策的比例提高，在縣市政府的行政權及地方議會的決策權上卻沒有出現相對應的提升，甚至出現倒退（婦女新知，2018），可知女性欲進一步掌握政治權力，仍有努力空間。關於女性投入民意代表競選及當選人數皆呈現成長的趨勢，學者指出與婦女保障名額的設置與提高有關（姜貞吟，2005、彭渰雯，2012、洪菽珮，2013、姜貞吟，2017），然女性當選人數已超過保障名額，該制度已顯現落後政治實情的情況，原意為保障的下限額度反而變成提名的上限，出現「天花板效應」，更可能成為候選人間排擠女性參選人的策略（梁雙蓮、顧燕翎，1995、楊婉瑩， 2000a、鮑彤、莊文忠、林瓊珠，2014），但仍有學者肯定此一制度在地方層級的選舉及政黨提名策略具有一定的效果，整體而言對鼓勵女性參選有正面影響（唐文慧、王怡君，1999、黃長玲，2001b、鮑彤、莊文忠、林瓊珠，2014），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臺灣女性在參與競選上需藉由制度的設計，扭轉女性在政治場域內的劣勢地位，但整體而言，女性參政人數的增長，得利與多方面的結構因素，包含國家民主化帶來社會氛圍的改變，女權運動的開展與推進，及女性平均教育程度提高，加之政策的修正與制度的設計，讓女性較過往更具有參政的能力與空間，在意識與行動上皆有正向改變。1990 年代中期以後，我國婦運團體也意識到，只期待生理女性在政治場域中的現身是不夠的，女性主義者本身也應該積極進入體制，與國家合作，甚至更進一步啟發「女性主義官僚」 (femocrats)，不僅是立法部門，也要從行政部門落實性別改革（彭渰雯，2012）。. 參、從體制外到體制內─歐巴桑聯盟媽媽參政綜觀我國女性的政治參與歷程，雖在性別比例上有所增長，但卻始終未完. 10.

(18) 全脫離女性在傳統政治場域內的邊緣地位，究其原因學者以資源論、結構論以及社會化理論加以解釋（周碧娥，2008），其中社會化理論指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被塑造為適合在私領域內扮演人妻和人母的角色，以致於女性缺乏政治參與的能力及意願，即便投入政治場域，亦會因為人妻或人母的身分，產生角色衝突而造成女性參政的邊緣性，或是較晚開始投入政治。國內研究結果亦驗證了社會角色理論對女性政治參與的影響（周碧娥，1987、江素慧，1996、彭渰雯， 1998a），然而母職何須作為女性參政的羈絆？2018 年底九合一大選中，歐巴桑聯盟在全台推出女性參政者，投入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其背後是 1200 多個時常關心並參與環保、性別、勞工等各種社會議題的親子共學家庭（王惠美，2015、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2018），她們在各縣市成立共學團，成為親子成長、共養共教的團體，亦是歐巴桑聯盟萌芽的沃土。. 一、親子共學團的運作歐巴桑聯盟的醞釀與萌芽始於親子共學團的運作，而共學團的成立源自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以下稱親子共學團）於 2012 年底成立，其成立背景在於政府為落實《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法》中對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的保障，教育部於 2011 年訂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分別規範國中小和高中職階段申請自學相關規定及流程，各地政府亦會視其需要訂定相關自治條例；至 2014 年通過實驗教育三法，學校型態、公辦民營及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在各地紛紛成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的通過，讓在家自學有了正式的法源依據。而親子共學團即為「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個別家長以「個人實驗教育」為孩子申請在家自學，再由自學家庭在各地共同組成親子共學團。親子共學團最初僅有招募五歲以下幼兒及其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大腳小. 11.

(19) 腳親子共學團」，2014 年開辦暖暖蛇（台語，指「到處遊蕩」）小學共學團，2015 年再開辦「屁孩國中共學團」，至今運作七年有餘，在台灣北中南東各有共學據點，就該促進會 2018 的統計，全台已有超過 1200 個家庭加入共學（王惠美， 2015、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2018），欲加入親子共學團的家庭，需先參與兩天的親子教養實踐班，其課程包含對「親子共學」的理解及組織的理念，既為「親子共學」亦即大人和小孩共同學習的場域，孩子學習安全的遊戲、人際互動與情緒的處理與回應，大人則需學習「不打、不罵、不威脅、不恐嚇、不利誘」的去權威教養方式，從家庭中落實平等、民主的互動關係，而在 20 戶家庭組成的共學團中，所有共學成員（包含大人及孩子）共同學習互助合作與尊重，從對家庭成員的尊重與關懷，到對共學團內成員間的陪伴與照顧，藉以延伸到對社會整體與生存環境的關注，並在共學團中共同關心社會議題，帶入民主與正義的思辨，深化對社會正義的理解，回頭在家庭內落實，亦即在家庭內實踐理想的教養方式，藉以形塑孩子及其沉浸其中的社會，同時將對社會整體美好的想像，化作親子互動的日常實踐，而共學團即為承接家庭看見社會的重要媒介，認同親子共學理念的家庭即可成為各地共學團內的一份子，各團內由較資深的家長團員作為領隊4，帶領團員討論教養議題及課程規劃，因參與社會為共學團的核心理念，各團亦會帶著孩子關心社會議題，包含環境汙染、性平教育、公園設施、火車空間規劃等等，其間由領隊或團內具該領域專業或先行者擔任領導角色，其他家長及跟著孩子一同學習、思考，以落實「親子共學」的理念。而參與共學的家庭中以媽媽陪伴孩子居多，專職奶爸僅占約一成（王惠美，2015）。整體而言，在共學團內家長們共同陪伴孩子學習，家長間相互分享教養知識與經驗，並從家庭內的教養延伸到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共學團不僅是育兒的互助網絡，亦是從家庭看見社會的一扇窗口。. 每一位領隊與 20 至 25 戶家庭組共學團，而團員每月支付 2500 元，其中 90%為領隊的收入，10%則捐款至共學促進會，因此擔任共學團領隊是有薪水收入的。 4. 12.

(20) 二、歐巴桑聯盟誕生從關注社會議題到站上街頭，太陽花學運、同志大遊行、反核遊行、桃園護藻礁行動及反勞基法修惡遊行等，都可以看見親子共學團成員的身影，她們帶著孩子出現在各項社會議題及社會運動的場合，又如：台北共學團成立「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抗議單一面貌的公園兒童遊樂設施、台中共學團成立「反空污救健康社團」、重視性別議題的成員們則成立「親子共學性別研究社」等（李玉華，2015），部分社會議題的推動，需要政府體制內的協助，在進行倡議時亦有機會參與公部門會議，如共學團成員共同研讀空汙法赴立院提出修法建議，也因倡議歷程中和公部門的互動，讓她們認識到進入公部門以實踐理想的必要性，亦認為自己有能力得以投入其中帶來改變，為此 2017 年底全台 21 位女性組成歐巴桑聯盟，投入 2018 年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原先以全台推出 38 位女性候選人為目標，但部分有參選意願的女性因丈夫或婆家反彈而作罷，21 位參選者中多數為親子共學團內帶孩子共學的媽媽，有 3 位是因關注相同社會議題且認同親子共學團的理念而受邀以歐巴桑聯盟之名參選，僅有 1 位研究生候選人不具母職身分。在此 21 位女性中，半數為全職媽媽，其中 8 位曾參與或為現職 NGO 組織成員，尚有聽障媽媽、同志媽媽、小學教師、上班族媽媽、腦麻兒的媽媽及勞動家庭媽媽等多元的母親樣態，她們的參選足跡落在全台十個縣市，有逾八成候選人集中於直轄市投入參選；候選人年齡分布於 27~49 歲，平均年齡 38 歲，有八成五的候選人具大學以上學歷，詳細資料整理如下表 1。儘管因所處地域與經歷而關注不同議題，歐巴桑聯盟全數候選人皆對社會議題有高度關注，且參與其中投入倡議，在投入參選後，她們共同提出六大政見，包含兒童人權、親子友善、環境正義、性別平權、勞工權益以及小民參政，試圖進入議會為公共政策帶入母親的觀點，而在競選期間，她們並未將母職責. 13.

(21) 任轉嫁他人，仍持續帶著孩子，在政見分享、競選宣傳活動中共同出席，未成為候選人的共學團媽媽和孩子們則成為最佳助選員，她們不僅是女性參政，更是媽媽參政，在投入政治參與的同時實踐母職責任。. 表1 歐巴桑聯盟候選人基本資料項目年齡. 內容. 人數. 比例. 20~29. 1. 4.7%. 30~39 40~49. 8 12. 38% 57%. 直轄市參選區域. 非直轄市. 學歷. 台北市. 1. 新北市. 3. 桃園市台中市. 3 6. 台南市高雄市. 1 3. 新竹縣. 1. 新竹市雲林縣. 1 1. 宜蘭縣. 1. 博士候選人碩士. 1 4. 大學五專. 13 2. 高職. 1. 81%. 19%. 4.8% 19% 61.9% 9.5% 4.8%. 資料來源：本資料係由研究者參閱各縣市選舉公報整理歐巴桑聯盟與過往不同的女性參政樣貌也吸引媒體的採訪，報導內容多半聚焦於媽媽身分參政及競選方式的不同，包含她們過往曾參與的社會倡議活動，以及這群媽媽們獨特的競選方式，從販賣二手用品募集保證金、街頭快閃短講，到自製布條背在身上，成為行動看板，或於上下班時間，在車潮眾多的路口，運 14.

(22) 用民眾等紅燈的時間在馬路上舉布條等等，儘管選舉結果出爐，歐巴桑聯盟並未有候選人跨越當選門檻，但觀察其得票結果，歐巴桑聯盟 21 位候選人於全台共獲得 8 萬多票，平均得票率 3.09%，總得票數於所有參選政黨及團體中排名第六，得票率最高者達到 6.72%，以首次參選而言表現不俗，超過七成候選人能取回選舉保證金，她們更於 2019 年以「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為名正式成立政黨，持續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社會議題，參與社會運動，為四年後的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儲備能量。本研究所指的歐巴桑聯盟即為此 21 位關心社會議題的女性，從參與親子共學團至 2018 年投入地方民意代表選舉，聚焦她們從體制外到體制內的政治參與，她們在成長過程中獲得何種資源以接近、進入政治，母職身分在此政治參與歷程有何重要性？母親如何成為政治參與者，更進一步成為挑戰權力核心的母職參政者，母職身分又對政治參與經驗有何影響，其組織力量為何？對個人生命的開展與啟發又有何影響？皆為本研究欲探究的研究問題。. 15.

(23) 第三節研究問題與目的由研究背景回顧臺灣女性政治參與脈絡，從體制外的婦女運動到體制內的女性參政，兩者間相互結盟、聲援，交互鑲嵌以使婦女議題獲得社會大眾的關注，同時得以在政府體制、政策與法律內加入性別平等的元素，然而女性在政治場域內的邊緣處境並未因此而化解，女性的政治效能感仍低於男性（楊婉瑩， 2007），在民選首長、民意代表及公部門主管職位的性別比例上，女性亦明顯的低於男性，即便勝選擔任民選公職，仍會遇到個人政治生涯與家庭生活間的兩難，女性必須將育兒責任暫時外包，或選擇保持單身以持續投入政治參與，抑或暫別政治舞台以肩負育兒責任，無論選擇為何，家庭、育兒責任與政治參與似乎難以並行，而歐巴桑聯盟女性卻做出不同的選擇，從參與社會運動到登記參選，在個人投入政治參與的同時實踐母職，與過往多數研究指出「母職及妻職為女性參政者的阻礙」形成對比，在既有研究中，亦未見有聚焦於母職與參政經驗並行之女性政治參與者的經驗研究。故本研究以歐巴桑聯盟為研究對象，關注女性作為行動主體，面對政治場域內的不利條件，以及社會文化中對女性的角色期待，如何將女性經驗轉化為政治參與的動能，對歐巴桑聯盟女性參政者而言，其母職與政治參與者的雙重身分如何交互影響。本研究期待能藉由歐巴桑聯盟女性的經驗，提供女性投入政治參與的更多想像，同時豐富政治場域內競選樣貌的多元性，增添女性參政不同樣貌，以拓寬女性政治參與的空間；也期望能突破傳統母職刻板形象，為母職實踐呈現新的樣貌，並鼓勵承擔母職的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將母職思維5帶入公共場域。女性特質及育兒責任，不應作為隔離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高牆，. Sara Ruddick(1980)提出 maternal thinking 的概念，指個人於母職實踐歷程中，所成長出的思維模式，而此思維並不與女性具有生物性的連結，而是不分性別的所有母職實踐者皆具有之。我國文獻中多將 maternal thinking 譯為「母性思維」或「母職思維」，為切合 Ruddick 的主張，本研究採納「母職思維」的翻譯，以避免因文字意涵將 Ruddick 的主張與女性產生本質上的連結。 5. 16.

(24) 而應化作婦女從私領域跨入公領域的動力與資源，讓婦女的樣態受到正視，女性及母親的聲音得以在政治場域中被聽見，並藉由政策及法律制定過程回應女性的需求。期待女性公共參與的熱情不會被育兒責任減損或限制，除了在政治參與與家庭責任之間抉擇外，能有不同的典範樣貌，使母職實踐與政治參與並行成為可能。本研究分為三個部分，以下依序說明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並在研究問題中進一步說明該研究問題之內涵。. 壹、研究目的一、瞭解歐巴桑聯盟女性參選人加入共學團前的政治參與經歷。二、瞭解母職身分對歐巴桑聯盟女性參選人投入政治參與的影響。三、瞭解歐巴桑聯盟女性參選人對於以母職投入參政經驗的詮釋。. 貳、研究問題一、歐巴桑聯盟女性參選人加入共學團前的政治參與經歷為何？此一部分欲瞭解歐巴桑聯盟女性投入政治參與的動機，其背後受何種因素的影響？包含家庭資源、求學經歷與工作經驗等等，又或者其獨特的生命經驗，為該群女性提供不同的養分，而得以踏入政治場域？與既有的文獻內容有何得以相互印證之處？二、母職身分對歐巴桑聯盟女性參選人投入政治參與有何影響？第二部分將聚焦於歐巴桑聯盟女性獨特的政治參與模式，她們對母職的認知及教養理念為何？何以選擇加入親子共學團？又如何成為地方民意代表候選人？母職身分如何影響其看待議題的視角或是參與政治的方式，進而形成具體的政見內涵？三、歐巴桑聯盟女性參選人如何詮釋以母職投入參政的經驗？最後將探討這群女性如何詮釋以「歐巴桑」為名投入政治的意義？如 17.

(25) 何看待母職身分與政治的連結？對她們而言這樣的生命經歷有何意義？是賦權還是削弱？對個人主體性有何影響？在個人的生命週流中，又帶來何種啟發與視野？. 18.

(26) 第四節名詞定義「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被簡稱做「參政」。傳統政治劃歸於公領域而受男性宰制，女性處於邊緣不地地位，欲從其中探究女性政治參與的樣態，將忽略女性在其他多元管道對政府產生的影響；然若將政治參與定義為一切公共參與的行動，其場域包含校園、社區、社團及工作場合等，又過於廣泛，同時忽略實際上存在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參考學者對「政治參與」所做的定義如下：Verba & Nie(1975)將政治參與定義為「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地以影響政府的人事甄選或政府政策為其目標，從而採取的各種行動。」（引自郭秋永， 1993）；Milbrath & Goel(1977)認為政治參與為「一般公民試圖去影響或支持政府及政策執行的活動」（引自張智全，2003）；Hontington & Nelson(1977)則提出「一般公民從事各種設計來影響政府決策的行動」（引自郭秋永，1993）。其三項定義的共同之處包含 1.皆為公民為行動主體、2.以影響政府政策為目標、3.實際採取行動，本研究論述中將「政治參與」及「參政」合用，並據上述學者的定義將其採納其意涵為「公民以影響政府政策為目標所採取的各種行動」，其中影響之意兼具反對或支持，行動則包含社會倡議運動及投入體制內的競選，並皆以政府政策做為標的。. 19.

(27) 第二章文獻回顧本章聚焦於女性參政及其中肩負母職女性參政經歷為關懷核心，以此立足點出發，對既有女性參政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此外，就研究者對歐巴桑聯盟參選人的觀察，她們時常以自身母親的角度發言，此部分將參考 Sara Ruddick 於 1995 年所提出之「母職思維」(maternal thinking)進行回顧，以瞭解母職身分如何為女性提供投身政治參與的能量及思考模式。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檢視過往政治理論中如何排除女性，及女性主義在此基礎上對政治科學提出的批判；第二節則進一步就既往文獻研究結果，呈現出女性投入政治場域所遭遇的困境與挑戰，其理論如何對此現象提出解釋：第三節聚焦於女性的專屬特質及思考的特殊性，及女性做為母親，在育兒歷程中長出的「母職思維」，如何對女性投入政治產生影響，藉以為本研究所關注的議題提供可能的思考脈絡，並在各節文獻回顧後，同時敘明文獻對研究者的思考啟發，及對本研究產生何種引導作用。. 第一節女性主義對政治科學的反思壹、從看不見到看見，政治理論中的性別歧視女性在政治科學內受到相當大的忽略，黃長玲（2001a）說明政治學傳統上是一門討論統治(governing)和權力(power)的學科，而掌握權力者也多半是男性。因此，統治和權力往往被視為與男性相關而非女性。回顧古典至現代的政治理論，女性被認為從本質上與公共生活分離，女性在公領域的缺席未曾受到質疑，近代政治學家 Pateman(1989)在其書中論述女性主義與民主歷程的關係時，仍提及部分學者將女性在政治場域內的缺席現象視為理所當然，如：Schumpeter 即表示女性被排除在參政權之外，並不影響一個政體對自身民主的聲稱； Barbe(1974)更在其著作中指稱女性沒有投票權是因為女性並非完整的個人 20.

(28) (individual)（引自許翠谷，2002），政治哲學經過長期的辯證，在傳統公民社會中，女性公民身分仍不受認同，僅被視為男性的附屬者、政治的邊緣者，更明白指出女性受限於天性，較適合在私領域內聽從男性的指揮與安排，在取悅男性的同時獲得滿足與成就，而視性別分工為自然，同時否定女性特質的價值，獨尊男性所具有的理性，即便有少數政治學者對兩性間的不平等提出批判及呼籲，仍未能打破父權體制下的思維，在男性宰制的視角下，看不見女性所受的壓迫，甚至合理化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缺席的現象（石之瑜、權湘，1994、顧燕翎，2019）。女性主義學者進一步檢視政治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的性別偏見，早期歐美國家關於女性參政的研究，多聚焦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女性爭取選舉權的運動上，且數量相當少(Randall,1987)，女性經驗受到大幅度的忽略；Bourque 和 Grossgaltz(1974)主張男流(male-stream)研究者在提出假設或解釋研究時，會「削足適履」使資料符合其對女性政治行為的預設，如：女性的政治意見及行為受到男性影響，女性投票者較為優柔寡斷（Randall，1987、鄭玉菁譯，2008）；就投票行為而言，研究者宣稱女性投票率不及男性，是因為女性天性較男性保守、善變，然而女性主義者重探這些文獻資料及研究結果後，卻發現其立論相當脆弱（鄭玉菁譯，2008，頁 316）。此外，Randall(1987)指出政治科學研究對女性的歧視尚包含對女性主體的忽略，將其包含在人類(humanity、mankind)或男性(man) 的統稱之下，強調女性對男性的意義而非其自身權利，假設兩性間具有本質 (nature)差異，且男性優於女性，或至少是正常的(normal)。性別歧視導致研究資料的解釋毫無根據，這樣的研究以男性做為成熟參政行為的標準，支持女性政治參與程度不如男性的立論，卻未曾質疑過其背後性別化的預設標準。女性主義者相信古典政治理論一脈相承至今，對女性的歧視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現象，如同德．拉．巴爾所言：「男人筆下寫女人的文字都要存疑，因為他們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引自邱瑞鑾譯，2018），政治理論及政治知識的建構以男性為中心，看不見女性角色的存在，又或以性別差異強化社會對兩性間 21.

(29) 政治行為差距的認知，忽略社會整體結構背景所產生的影響，使政治知識成為排除女性參政的工具，維繫女性在政治場域內的不利處境，儘管長久以來將女性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是主宰政治的男性及父權體制。因此，女性主義認為政治學直接或間接影響資源的分配，從來都不是客觀的知識（石之瑜、權湘，1994）。. 貳、女性主義的開展為女性發聲十九世紀中葉起，女性主義與第二波女權運動在西方社會興起，意圖挑戰長久以來女性被貶低於男性附屬地位的處境，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興起為傳統「男流」政治學提供女性主義的觀點，其主要目的在喚醒女性自覺並促使體制改造，其中基進女性主義扮演重要的角色。基進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所受的壓迫是最古老、最深刻的剝削形式，是一切壓迫的基礎，超越種族、政治及經濟的不平等之上，代表學者 Greer 即提出「女人是一個階級，而且是最後壓迫的階級。」，而父權制度就是造成女性受壓迫的根源（王瑞香，2000），Millet(1970)將父權社會定義為「占一半人口的女性被人口中另一半的男性宰制」（宋文偉、張慧芝譯， 2003），學者 Sokoloff(1980)主張將父權體制定義為「使男性可以支配女性的社會權力關係的總稱」，社會學者 Connell(1994)指出父權是一套由男人掌控且被制度化的性別關係（引自游美惠，2014），社會學家 Johnson(2008)則認為父權體制即為社會中有某種程度的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male-identified) 和男性中心(male-centered)的傾向（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儘管不同學者對父權的定義闡述方式不同，都在說明父權體制非指個別男性或男性集體，而是在男性與女性共同生活的整體社會中，男人在公領域及私領域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得以掌控女性6，女性欲尋求解放，則必須首. 父權既是結構性的壓迫系統，男性易受其影響，如陽剛男性氣質的建構使男性畏於表露自身情感；對無法生育或未生出兒子的夫妻，其丈夫也背負「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負擔（游美惠，2004）。 6. 22.

(30) 先根除兩性間的不平等，消滅男性宰制(male control)。 Millet(1970)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是基進女性主義中的經典著作，她在其中提出「性即政治」，將政治定義為「一群人用於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係安排」，並將其套用在父權體制社會中的兩性互動關係上，指出性別關係牽涉到宰制、壓迫與剝削，社會將男性─支配、女性─從屬的角色制度化，使男性有權支配女性，年長的男性有權支配年少男性（宋文偉、張慧芝譯，2003）。在個人層面，父權體制同時誇大男女的生理差異，藉以鞏固及強化男性的支配權力，使女性屈從於男性，並透過性別角色刻板化，使婦女接受自身所處的次等地位，儘管婦女以可享有教育、經濟、公民權利，但女性仍受制於性別模式的壓迫；在社會層面，不論在學校、教堂及家庭結構中，婦女都被訓練接受男女有別、公私領域劃分清楚的權力關係和社會制度，這些機構將父權支配型態合理化，女性亦將這套想法內化，達成男性對女性最有力的「內在殖民」(interior colonization)（王瑞香，2000），更進一步成為女性在參與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基進女性主義的主張直指父權體制對女性參與政治產生不利影響，女性在公領域的權利未受保障，更與公／私領域的劃分有密切的關係。第二波婦女運動最著名的口號為「個人即政治」，已成為半世紀以來婦女運動及其他受壓迫者口中的響亮口號，提出者 Hanisch 以此鼓勵女性發掘共同處境，避免將自身遭遇的不幸視為個人問題，應參與組織，從相互對照中看見女人在社會中的群體處境並以集體力量尋求解決之道，此一口號擾動傳統以來公／私領域之別，揭開私領域內從未受到質疑、男性單方受益的權力關係（王瑞香，2019）。. 參、. 女性主義對公／私領域與性別二分的批判. 一、公／私領域二分造成的性別不平等長久以來，女人與政治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政治被視為公開的活動， 23.

(31) 由男人全權掌控，而女人則被囚困在家庭，也就是所謂的私人領域中（紀欣， 2000，頁 18），男性在公領域內從事理性的溝通與交流，女性主要負擔家庭內的生養育工作，家務工作「女性化」本身就是將男女性別劃分的一個非中立手段，是兩性間權力差異的來源，更使女性在公共領域內顯得特別遲緩（石之瑜、權湘，1994），女性被社會歸為私領域的劃分，也使社會所認定的女性特質與政治公領域的環境所需的能力不合，因此女性長期被排擠於政治參與和公共政策制定之外，政治邊緣化的角色就自然形成(Randall, 1987)。Okin(2004)以婚姻為例，說明公／私領域二分的四個謬誤，及其造成兩性間的不平等： 1.. 家庭範疇未曾免於權力運作，家庭暴力即為例證之一，男性對妻子與孩子施予暴力行為，即是父權力量的展現。因此，家庭是政治的。. 2.. 私領域的存在及其中行為界線由國家定義，國家是否介入、如何介入皆影響人民的生活，此即為政治權力的展現。因此，家庭與公權力無法切割。. 3.. 家庭是我們社會化的重要場域，性別角色的形成即在家庭中發生，使女性傾向關係連結，男性追求公領域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勞動市場內的性別隔離。因此，公／私領域無法截然劃分。. 4.. 家庭的性別分工模式，造成與女性無法參與其他公共領域的心理以及實質的阻礙，民主仰賴公民的論述以分配政治權力，然女性在其論述中已被剝奪權力，使女性的聲音被排除在權威之外。因此，個人即是政治的。 Okin 的論證說明公／私領域間的交錯連結是深入且無所不在的，女性在家. 庭中的角色，使她們受的不到公平待遇，且與公領域內的職業隔離、權力剝奪有緊密的連結，除了婚姻關係以外，家中照顧工作責任歸屬為女人的事務，然而此類工作既是眾人皆會碰到的問題，便具有高度政治性，國家即應擔起責任規劃相關福利政策。Pateman(1989)亦說明公／私領域間具有雙向影響，關於強暴、墮胎的政策影響婦女的家庭生活，家庭內的分工也造成兩性間在職場上的不平等，而女性這樣的從屬地位受到國家權力的認可與維繫，在公／私領域無 24.

(32) 法切割的情況下，女性所受到的影響更勝男性。當社會將家庭視為私領域，政府得自我抑制不過度介入，政治理論更可以合理地忽略它，不僅漠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無償勞動，更掩蓋私領域內的經濟依賴與權力結構的不正義。然而女性主義並非全然拒絕公／私領域的劃分，亦非否定隱私受到保障的必要性，多數當代女性主義者雖對家庭內的性別結構有所批判，仍有一私領域概念之必要，但公私之界如何劃定即是一個重要的問題（Okin, 2004、彭渰雯，2012）。. 二、個人即是政治 1960 年代中期基進女性主義揭露過去的政治學者往往將男性關心或與其利害相關的議題視為「公共」議題，而與女性經驗與權益相關者及劃入「私」領域，誠如女性主義者所言：「女人不關心政治是因為女人看不到政治能為她做甚麼」，傳統的政治多注重外交、經濟及國防議題，與女性日常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民生、婦女與家庭相距甚遠，亦導致女性對政治的疏離（紀欣，2000）。據此而言，公／私二分正是父權體制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使女性被合理化的排除在公領域外。因此，女性主義提出「個人即政治」的口號，即意味著個人或私事其實牽涉到權力運作的大事，以此挑戰公/私領域的二元界線及其背後的性別意涵。 Okin 強調那些被視為「非政治」、「非公共」的人領域，如：性、家務工作、托育以及家庭生活，事實上都是「政治」的，國家應積極介入，檢視私領域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分工模式，讓私領域的問題變成公共議題(let privacy become public)，使女性得以從私領域內的性別權力位階中逃脫，進而有時間與空間參與政治事務，唯有社會成員間的地位平等，才能帶來正義與平等（彭渰雯，2012）。我國婦運亦主張將女性從家庭勞務中解放，同時要求男性承擔家庭內的再生產活動，國家政策亦應兼顧家與國，避免由女性獨自承擔家庭照護責任，以使女性得以擁有空間及時間投入政治參與（梁雙蓮、顧燕翎，1995）。然而政治涉及. 25.

(33) 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影響個人權益甚鉅，真正能對私領域產生影響力者，仍是傳統政治範疇的運作，Eisenstein(1984)指出女性必須進入男性的世界裡，並企圖以女性本位的價值使改變發生（引自王瑞香，2000），同時 Randall(1982)亦指出「個人即政治」應作為補充而非替代政治的意涵，女性的經驗能深化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但我們仍必須走進傳統政治領域，否則女人將繼續受到政治的宰制。儘管在 1960 年代第二波婦女運動展開之際，女性主義者曾就女人是否應該參與體制內的政治進行過大量的辯論，進入 1990 年代後，幾乎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均同意女人不能放棄政治及國家，因為政治及國家從來不曾放棄管理女人，女人必須加強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才能徹底改變女性的命運（紀欣，2000）。. 肆、小結本節首先回顧古典政治理論中對女性的忽視，各政治學家逐步追求民主與人權的實踐，然而在擴大人民政治參與權利的同時，女性始終被排除在外，所謂的人民並不包含女人；在後續的政治知識生產歷程中，以男性為標準解釋性別間政治行為的差異，形成政治科學知識中的性別歧視，使政治科學知識為父權體制服務，看見女性，卻看不見女性所遭受的壓迫與處境；女性主義在此基礎上凝聚女性意識及力量，揭露男女不平等與卑屈化女性的現象，批判公／私領域二分背後的性別意涵，進一步尋求改善之道，從思想層次上點出男性宰制的觀點，喚起女性自我意識，並期待於實際層面，透過女性的政治參與改善女性的劣勢地位，以期根除父權宰制的權力關係（陳惠娟、郭丁熒，1998），就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對象而言，女性主義是否在其政治意識的啟蒙與開展歷程中發揮重要影響？這群媽媽以歐巴桑為名投入參政，如何擾動公／私領域界線？她們意在翻轉與打破現有政治秩序？或為理想母職形象增添參與政治的條件？. 26.

(34) 抑或是作為女性參政應兼顧家庭的理想典範？對她們而言，母職身分是進入公領的媒介？抑或是透或母職在公領域內的現身，使母職困境被看見？或更有意識的為公領域帶來質的改變？時至今日婦女運動在各地產生影響，女權主張、性別平等亦成為國際文件與各國政策的重要條目。然而，婦女運動走到今日，女權成為熱門議題，在國際間與國內勢力的介入下，性別平等的目標達成了嗎？女性是否已擺脫過往女性主義對父權體制及政治場域的批判，而得以在政治場域內與男性平等共享權力？若答案仍為否定的，其中又是何項因素阻礙女性政治參與的道路？以下就學者針對女性參政的經驗研究中，理出可能的解釋，同時回顧國內外女性參政經驗相關研究。. 27.

(35) 第二節女性政治參與相關理論及研究兩性間政治態度及參政行為的不同，在既有研究中有不少成果，就其研究結果可分為兩性間政治態度的差異，包含政治興趣及政治效能感7的差異，以及實際投入政治參政後，兩性間參選率的差距，與佔有席次的不平等。首先就兩性間政治態度差異而言，Verba, Nie & Kim(1978)研究七個國家的政治參與，發現女性的政治興趣與心理涉入感皆低於男性，Randall 在 1978 年的研究歸納國外既有研究對女性政治態度的論述，包含女性較不關心政治 (apolotical)且政治效能感低落(the low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等等。我國研究亦出現相似結果，女性政治涉入感較男性低，且女性的政治興趣普遍低於男性（黃秀端、趙湘瓊，1996、楊婉瑩，2007），劉美惠（2010）分析臺灣國中生在公民資質上的表現，仍然發現女生在政治效能感上低於男生，亦即相較於男性而言，女性對政治較不感興趣，且主觀認為個人行為無法影響政治決策及政治事務。此外， Randall(1978) 同時歸納出女性的政治態度是受男人宰制的 (maledominates) ，黃秀端、趙湘瓊（ 1996 ）回顧國外研究發現女性對政治冷漠 (indifference)，以丈夫的意見作為政治行為判斷依據，或是受自身父母及親近的親戚意見所左右，且夫妻兩人意見相同是由於太太的意見越來越接近先生意見所致，我國研究亦發現指出女性選民遠比男性更易受家族影響而投票（游盈隆， 1989）。儘管趙湘瓊（1996）研究指出 1983 至 1992 期間兩性政治興趣差異縮小，但就前述學者的研究結果可知兩性間政治興趣及政治效能感差異仍然存在，而 Campbell, Converse & Miller (1960)指出女性政治效能感低落，將導致女性低度政治參與，就廣義的政治參與而言，楊婉瑩（2007）研究發現兩性政治涉入感的差異是解釋我國兩性政治參與差異的主要因素，其政治涉入感包含兩性間政治依據 Campbell, Converse & Miller (1960)的定義，政治效能感指人民對於影響政治決策過程及政治事務的自信心與能力感，屬於個人內在感受層次（羅琳，1989）。 7. 28.

(36) 興趣及政治資訊的差距；在狹義的政治參與內，周碧娥（1987）發現我國不論在哪一層次的民意代表選舉，男性候選人的人數皆大幅多於女性，檢視中央選舉委員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發現近三屆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候選人中，女性參選率逐年緩緩提高，但仍遠低於男性。即便如此，隨著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開展，女性投入競選人數上升，在代議政治下的代表權比例亦有所成長，包含民選地方首長、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女性代表比例皆持續增長，然而女性在政治場域內的影響力提升，與男性相比始終有一段差距（行政院，2017、行政院，2018、行政院，2019），且女性參政數量的成長並未相對應的反映在行政權及立法權的性別比例上，各縣市的小內閣及議會內正、副議長仍以男性為主（婦女新知，2018），也就是說在實際參與政治的層次上，即便女性參選率及就任民選公職比例上升，但其席次比例及實際掌握權力之程度仍落後於男性，實為政治權力分配上的不平等。綜上所述，兩性間政治態度的差異，導致政治參與的差異，在進入政府體制後，兩性間實際掌握政治權力情況亦不平等，可知法律及政策的實施，尚未弭平兩性間的政治態度差異，亦未使得兩性得以平等共治，而其影響因素為何？學者試圖以「性別差距理論」(Gender Gap Theories)加以解釋，其指涉範圍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為女性不論作為選民、公民或政治菁英，在政治態度、政治觀和政治理想與男性的差距，第二層面為兩性在政治體制代表權的機會、程度和影響的差距（周碧娥，2008），而「性別差距理論」中又以資源論、社會化理論及結構論最受到青睞，以下將分點陳述其內容，並兼納國內外研究結果對各理論的驗證及回應。. 壹、資源論資源論主張阻礙女性參政的不利因素，肇因於女性擁有的政治經濟資源不如男性，其中所指的的政治經濟資源包含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等，Verba &. 29.

(37) Nie(1972)的研究為資源論提供立論基礎，他們認為即便法律明定人民皆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但在實際上僅有少數擁有知識、財力、時間及聲望的公民得以真正參與其中，缺乏較高的教育程度及合適的專業職業訓練的婦女，難以取得政治資源及政治效能，以致女性在政治場域內處於不利地位。相關研究尚包含 Verba et al. (1978)觀察七個國家的政治參與情形，發現女性的政治興趣與心理涉入感皆低於男性，但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兩性的差異越小，Norris(1985)指出受過教育的公民較能獲得政府相關資訊，與他人進行政治議題討論，並從中體驗政治效能，因此女性若接受更多的正式教育將有助於提升女性菁英的政治參與率（引自許翠谷，2002），而我國研究結果表示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能力獲取政治資訊（黃秀端，1996），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女性能更獨立自主的做政治判斷（游盈隆，1989），進而能增加女性的政治參與，黃秀端、趙湘瓊（1996）研究發現年輕女性女性在政治興趣較年長女性為高，若控制教育因素後，年齡的對政治興趣的影響力消失，謝仁烜（2014）對不同世代女性的政治參與比較亦指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較有可能參與政治活動，且在政治參與的項目上也較為多元，可知「教育程度」為影響女性政治興趣的重要因素。就實際參與政治的女性而言，Cantor 研究發現實際投入政治的女性菁英皆有較高的學歷（引自江素慧，1996），國內早期研究指出在基層參政的女性較無須考量教育程度，特別是在傳統在地型的社區（彭渰雯，1998a），范毅芬（1981）對女性議員的研究中，有 85%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程度，江素慧（1996）指出民進黨內的女性政治菁英在其生長的年代亦屬於高學歷分子，楊婉瑩（2000a）觀察從政婦女往往具有專業背景及受過高等教育，洪淑珮（2013）研究台南市第一屆女性議員，其中大學（含）以上學歷者佔近八成，而在中央民意代表層次，女性擁有碩博文憑者大幅增加，其成長幅度更勝於男性，（許翠谷，2002、姜貞吟，2005），綜上研究結果顯見教育程度對女性投入政治確有影響，同時隨著教育普及整體教育程度的提升，其效果亦反映在女性政治人物的學歷背景上。 30.

(38) 除了教育程度外，女性學科專業領域及其職業地位亦在女性參政研究中受到討論，Kirschten(2000)認為近年美國女性國會議員比例上升，主要來自法學院女性學生人數的增加，我國近年來當選的女性立法委員中，除學歷提升外，畢業於法政、社會相關科系者亦有所增加（許翠谷，2002、姜貞吟，2005），紀欣（2000）依據歐美國家的統計，指出政治菁英大多為律師、記者、法學教授、工會領袖、心理諮商師出身，過去從事這些行業的女性極為稀少，女性從政的機會自然大大不如男性，也就是說高等教育階段的主修科目，更進一步影響女性進入社會後的就業領域，亦影響女性參政的機會。由此可知，過往教育對女性參政態度的行為造成影響，其因素在於兩性間受教程度的差異，在教育普及後，教育對女性參政態度及行為的影響，已從教育程度移轉成科系間的性別區隔，這樣的性別隔離現象進而使兩性就業分流，而形成兩性間投入政治人數的差異，儘管並無研究確切指出教育與職業何者對女性參政有較大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教育資源及職業地位，皆會為女性參政之路提供不同的資源，而確實使女性的政治角色改變。然而亦有研究結果指出，即便教育程度相當，女性仍較男性有較低的政治知識及政治興趣(陳義彥，1991、黃秀端，1996)，楊婉瑩（2007）以 2003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資料，檢視臺灣兩性政治參與的型態，其研究指出整體而言兩性間仍存在不平等的政治參與，男性主觀的政治興趣與政治效能感都較女性高，在控制教育程度、職業及收入的變項後，男性的政治參與仍顯著高於女性，對女性的低度政治參與的解釋，非客觀的「不能」，而是主觀的「不為（不願）」，亦即相對於政治參與的資源與條件（如：教育、收入、職業與婚姻等），兩性在政治涉入感（如：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及政治資訊）的差異對政治參與行為影響較多，2009 年針對八年級學生所作的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ICCS)，調查結果顯示在相同教育程度下，女生的公民知識顯著優於男生，但在政治參與行動層面，除了投票活動外，其餘公民參與活動皆是男生的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