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探究肩負母職女性投入政治參與的經驗，歐巴桑聯 盟女性非出生自政治家族，亦非具有家庭經濟背景，在未有家族資源的前提下，

從校園生活、NGO 經歷中接觸、理解政治，成為母親後的母職思維的開展，讓 她們看見教養與政治的連結，儘管加入共學團前政治參與經驗不一，但對母職 實踐的再思考，讓她們選擇加入親子共學團，成為母親開拓視野、參與政治的 橋樑，更試圖進入政治核心尋求更多的改變，從參政團體名稱、候選人的組成、

競選方式及政見主張皆在挑戰既有公／私領域的界線，翻轉女性及全職媽媽身 上的負面標籤，試圖將女性特質、差異身分交織下的母職困境與母職觀點帶入 父權體制主宰的政治場域，增添母職及女性參政圖像，以期號召更多肩負母職 的女性投入政治參與，就前章節所呈現的研究發現，及研究者在其中的反思，

做出下列研究結論。

壹、 非傳統受政治家族啟蒙的參政女性，母職身分為女性 帶來成人階段的政治再社會化

本研究受訪者為歐巴桑聯盟女性參政者，其背後為 1200 多個家庭所組成的 親子教養團體，究此女性參政者的家庭背景，皆非為政治家族，或有政治參政

者累積豐厚資源得以協助她們投入政治，相較於過往研究對女性參政者多數具 有政治家庭的背景，本研究中僅少數受訪者在家庭內感受到正向的政治氛圍，

卻非以精緻型符碼理解政治，而多數受訪者在缺乏政治家庭背景前提下，亦未 成長於政治氛圍濃厚的家庭，使女性政治效能感較低，甚至有政治冷感的情況，

而政治氛圍對立的家庭，儘管熱切討論政治，卻造成女性對政治的負向認知，

對政治抱持冷感甚至反感的態度，並未將參與政治視為人生的道路，整體而言，

家庭對這群女性的政治意識啟蒙影響有限，非如既往研究所言為女性參政者帶 來正向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意識啟蒙。

而在加入共學團前，歐巴桑聯盟女性參政者的政治參與經驗相異，大致可 分為因求學經歷、工作或個人生命經驗，開始關心公共事務並投入社會倡議者，

以及對政治冷感，未曾發覺個人與政治間相互關聯者，但同樣的是在她們成為 母親後，原先未曾有政治參與經驗者，因為母親身分及共學團內的潛移默化，

看見結構對個人的影響，也在街頭倡議中獲得正向回饋與動能，而願意持續投 入政治參與，在公領域內發聲，而在成為母親前即關心社會議題，並有公共參 與經驗者，則因為母職身分強化她們政治行動的力度，以孩子的未來為己任，

參與公共事務成為母職實踐的內涵，亦即母職身分成為這群女性政治參與的催 化劑，並在一次次的政治參與期間，持續發聲與反思，形塑個人政治思維與意 識，相較於過往對於女性政治社會化的研究討論，聚焦於家庭或婚姻關係內來 自夫家與丈夫的支持，亦有關注女性不同生命階段的政治社會化，或探究婚姻 關係及育兒責任對女性參政的影響，其中結果發現育兒責任使女性關注特定公 共議題，但在投入政治的行動上卻形成阻礙，在歐巴桑聯盟女性的參政經驗中，

相較於來自家庭、學校等得以對個人產生直接社會化的途徑，母職身分及其母 職實踐方式，讓她們參與廣泛政治活動，而在成人階段經歷間接的再社會化歷 程，使女性更具政治性，得以投入公共倡議並投入狹義政治場域內的政治參與。

貳、 重新定義母職實踐內涵，使母職實踐與政治參與得以 並行，化解女性主義中對母職的對立論辯

女性主義開展之初，認為母職是女性的天職，女性在走向公領域的同時，亦 須兼顧家庭，後有女性主義者對母職採取負面態度，批判傳統母職是一種壓迫 與迷思，將女性限縮於私領域內，是對女性發展自我的束縛，這樣的論述忽略 女性在母職實踐中獲得的正向經驗，至1970 年代中期女性主義開始出現肯定母 職經驗價值的聲音，更認為母性特質將賦予女性權力與生命力，然而這樣的主 張亦被批判僅看見母職帶給女性的滿足，未檢視母職對女性公共參與的削弱，

前述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討論，將女性的母職與公民身分視為二擇一的選項，

母職和公共參與相互牴觸，但從歐巴桑聯盟女性的參政經驗發現，當媽媽意識 到個人與政治的連結，覺察過往被劃分於私領域的家庭生活與教養活動與政治 息息相關，將使母職實踐場域擴大至橫跨公／私領域，當女性將公共參與視為 母職實踐的一部份，女性無需在母職與公民角色上做選擇，而得以帶著母職角 色投入公共參與，使母職不再是減損女性公共參與的身分，母職實踐與政治參 與並行，化解過往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對立辯論。

參、 重視人權的母職實踐擴充母職思維涵蓋廣泛政治議題，

亦影響參政途徑的選擇

歐巴桑聯盟女性參政者以母職為號召，邀集一群媽媽投入政治參與，在期 間彰顯母親身分，以母職角色出發論述對公共議題的關心，呼應 Ruddick 所提 出的母職思維在公領域內的實踐，然而對於 Ruddick 面對的批評，包含過度強 調母職的好處，缺少父職或親職的論述，將強化母職與女性間的本質性連結，

以及Dietz 批判母職思維的私人性於公領域無法適用，歐巴桑聯盟的政治參與行 動又有何得以回應或對話之處？綜觀本研究受訪者對自身母職角色的詮釋，多

為正向經驗為她們帶來心靈的滿足及政治行動上的積極催化，而鮮有論及母職 對個人的束縛，或思辨個人自我與母職身分間的關係，在凸顯母職正向價值的 同時，缺乏對母職的反思與批判，就此而言，歐巴桑聯盟確實創造出新的理想 母職論述，強調母職為女性帶來的動能，得以讓女性更具政治性進而投入政治 參與，然而這樣的母職意涵已非傳統定義下的母親角色，因為歐巴桑不僅是媽 媽，更是重視人權的媽媽，她們將人權價值帶入母職實踐歷程，使母親得以在 教養過程中，得以看見社會中其他孩子與其他公民的存在，原先私領域內的教 養活動得以和公領域內的社會議題有所連結，親子間的教養關係即得以擴張適 用至公共議題，甚至對於國家體制、民主、政府權力的思辨，亦即即便歐巴桑聯 盟的論述不斷肯定母職價值而鞏固母職與女性間的連結，卻也未落入Dietz 對母 職思維的批評，母職實踐不必然限縮於私人間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的情感，重 視人權的母親將得以擴大母職實踐的場域，擴充母職思維的內涵，涵蓋公領域 內集體與普遍的政治價值思辨。

此外，歐巴桑聯盟女性參政者重新定義母職內涵，亦影響其參選途徑的選 擇，過往研究指出里長因業務性質與服務範圍的特性，能與傳統母職實踐相互 配合，而為女性投入政治門檻較低的途徑，然因歐巴桑對母職意涵的定位突破 傳統母親的刻板印象，關心人權的媽媽在里長層次的選舉，除了單一席次的挑 戰外，採用非主流的教養方式，亦難獲得鄰里間的支持，故以議員層級作為初 探狹義政治場域的入口，亦即在差異母職意涵的定義下，也將影響媽媽參政的 途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