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學到參政：由下而上投入政治

女性成人階段的再社會化不僅是大學時期的求學經歷以及職場歷練，范毅 芬（1981）、Chou et al.(1990)研究指出女性藉由婚姻進入政治氛圍濃厚的家庭，

亦可能在公婆、先生的鼓勵下投入政治，而對於歐巴桑聯盟參政女性而言，她 們進入婚姻關係後，並非因夫家的關係而開啟參政之路，而是因為有了孩子後，

母職身分使她們意識到自身對孩子的成長責無旁貸，在對孩子的愛與母職使命 的刺激與鼓勵之下，對社會有更多的關注甚至踏上街頭，其中親子共學團的運 作有重要的影響，在共學團內同儕間相互陪伴形成具凝聚力的女性社群，再以 教養為核心向外發散延伸至社會議題，致使原先政治冷感的母親認知到孩子既 為社會的一份子，即無法逃離社會結構的影響，改變結構以回應孩子成長需求 成為母親無可逃避的責任。本節首先說明這群媽媽選擇加入共學團的原因，在 其中如何開拓視野，從看見自己的孩子到看見群體，又如何從民間社會倡議投 入狹義政治場域，從籌備到參選階段，女性社群力量的凝聚與運作為她們帶來 何種助益，又對母職身分的認知與實踐如何影響她們入投入政治。

壹、 親子共學團做為投入政治參與的開端

共學團是基於相同教養理念之下為孩子開創的社群團體，既為親子共學則 孩子互為玩伴、家長共同學習，除「五不」教育理念外，更以關心社會、參與倡 議為核心價值，亦使共學團在教養之外也帶有公共實踐的成分，然而親子共學 團為體制外的學習方式，參與其中需要照護者長時間的陪伴，亦即對母職實踐 方式有特定理念者，才會將共學團做為教養孩子的選擇。本研究受訪者加入共 學團的動機不盡相同，但媽媽身分成為女性社群中的共同連結，對孩子的愛與 教養是共同話題，在共學團中，孩子成為媽媽們看見社會結構的途徑，基於對 下一代的責任而向公共倡議靠近，以下首先說明這群女性參政者加入共學團的 原因，對共學團的理念認知有何異同之處，又共教共養的互助團體如何成為她

們接近政治的開端。

一、 重新界定母職責任加入親子共學團

教養孩子為母職實踐中的重要職責，本研究受訪者為了理想的教養環境，

成立親子共學團，吸引具有相同理念者加入，亦有在教養歷程中，重新界定母 職責任，改變教養方式而投入親子共學者，她們對共學團的「五不」教養理念深 感認同，但對於參與社會倡議的價值並未有一致共識，在共學團的運作下，卻 讓她們紛紛踏上政治參與之路。

（一） 為理想的教養環境成立親子共學團

洛姆和丈夫在民間團體內相識進而相伴，兩人對教育理念有同等的堅持，

在孩子出生後，為了在家庭內落實人本教育的精神，不願孩子在威權、虛假、暴 力的環境下成長，他們籌組了第一個共學團，邀請教育理念相同的家庭加入，

孩子之間成為玩伴，兩人為孩子撐開成長的空間，確保孩子接觸到的大人都能 放下權威，和孩子對等的相處：

因為我們發現孩子需要玩伴，可是玩伴的家庭如果有人是體罰小孩的，

孩子一樣是目睹這些暴力，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一起去的玩伴孩子，接觸 到孩子的大人，包括同儕的大人，也都是一樣有人本教育的精神，所以 就籌組共學團，所以第一個共學團是給我的孩子。（洛姆191019_8）

在共學團運作期間，洛姆與另一半漸漸發現有許多家長認同這樣的教育理 念，卻缺乏支持的環境，便開始以親子共學促進會為平台，邀請願意實踐「五 不」教育裡念¹²的家長成為各縣市的領隊，為更多新手家長提供教養上的支持，

儘管各地領隊由促進會培訓，但其組織模式並非上下階層的從屬關係，而是在 共同理念之下，各縣市共學團獨立運作，看似鬆散的組織，由相同理念所串連，

而領隊為獨立教育工作者，獨立即不為商業體制服務，具有獨立的理念與專業，

12 即「不打、不罵、不威脅、不恐嚇、不利誘」的去權威教養方式。

陪伴家長實踐教育理念，其收入亦非由促進會支應，而是由團員支付共學費用，

其中 90%即為領隊的收入，亦即在共學團組織運作的模式上同時實踐去威權、

去中心的理念，與其將共學團視為組織，洛姆認為更像一個社群，促進會提供 資源，讓領隊能夠支持更多家庭，也開設課程讓更多民眾認識這樣的教育理念。

親子共學團成立之初即確立其教養理念，除「五不」理念外，民主人權、公 平正義更為其核心價值，其發想源於洛姆在教育改革團體內的經歷，讓她看見 社會結構對人的壓迫¹³，非藉由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而在家父長式的社會氛圍下，

父母將孩子視為個人財產，孩子身兼延續家族榮譽及回饋家庭的責任，缺乏家 庭民主體認的父母，將在教養過程中複製這樣的壓迫，更鞏固巨大的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再持續壓迫每一個結構下的人們，形成負面的循環，為使共學團員能 在家中實踐民主，並使整體社會氛圍更加友善，洛姆認為必須透過參與社會倡 議活動，讓個體與社會產生連結，看見社會結構對每一個個體的影響，也看見 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在意識啟蒙、眼界開拓後，能採取行動投入社會 改革，也能回頭在家庭內實踐民主，也就是說透過讓教養者參與社會倡議，使 他們的社會意識開展成為公民，看見結構也能批判結構，進而嘗試改變結構，

減少社會結構對個人的壓迫，同時也能給予孩子不順服結構的空間，讓孩子成 為自己，在孩子成為大人後，也能成為拆除結構高牆的一份子：

如果少了社會倡議這一塊，共學團就不是共學團，你就是要行動去看到 家裡被迫遷，那種打破個別家庭單位，看見我在這整個社會的角色，看 見我的社會責任，…去意識到我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們是生活在整 個社會結構底下，跟他是有關連的，從這邊他的意識被啟蒙的時候，也 會對於他回家對待孩子的態度，他視野開了他會有調整…所以社會倡議 那邊是在帶整個父母學習成為公民，關心事務、看見別人、學習批判的

13 洛姆協助過的校園性騷擾、體罰的事件，儘管加害者虛假與推諉，仍然會受到同情與寬 容，權力者容易被原諒；又或冤案的發生，法律明定禁止的事情，政府單位卻依然故我的刑 求，或在證據力不足的情況下論斷罪刑，她明白這都不是個人努力可以改變的事情，而是整體 結構的運作所致。

眼光。（洛姆191019_10）

對洛姆而言，看見社會結構的目的是為了在家中落實家庭民主，過往的社 會運動經驗讓她體認到看見結構對教養孩子的影響，為創造理想的教養環境而 從NGO 的參與者變成組織者，也為了孩子的教養，而更向公共社會踏出一步，

因而吸引具有相似或相同教育理念的家長加入共學，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家長 社群，然而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在共學團的運作上並不缺少，加入共學的家長 認同「五不」教養理念，對於參與社會的價值卻立場不一。

（二） 尋求理念相同的教養支持團體加入親子共學團

曾在教育改革團體工作的經驗，讓波妞在成為媽媽後，即在家中落實不打 罵教育的她，當時已離開團體的她成為電台DJ，在共學團成立之初，因為友情 支持而成為第一波發起人與會員，但因另一半對共學團領導者的負面觀感，讓 波妞只能在家中實踐教育理念，對共學團則是默默支持的態度，在這期間她仍 會參與倡議與遊行。而在25 歲非預期懷孕的珍娜，沒有同儕與家人的陪伴，從 孕期到孩子出生，全職媽媽的生活是滿滿的焦慮與混亂，對於產後的辛苦早有 心理準備，而育兒的孤獨卻是毫無預期，疲於奔命卻無法滿足孩子的需求，又 明白母親對孩子的責任，生命的轉折太快讓她陷入人生低潮，婚姻關係也出現 了狀況，共學團的出現像是汪洋中的浮木，給尋求支持珍娜暫且支撐且緩和的 空間，能有一群同樣是媽媽的女性相互陪伴，也一起養育孩子：

那時候我經歷了算是人生的低潮吧，突然間就要結婚了，就要生了小孩、

陪伴一個小孩，這一切都太快…突然間生活轉變讓我有點憂鬱，覺得沒 辦法快樂起來，每天都是在照顧一個孩子…我在育兒的時候前幾個月我 都覺得怎麼全世界好像只剩我跟我的小孩…各式各樣的疲於應付眼前 的新生兒，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育兒是件很孤獨的事情，又辛苦又孤獨，

辛苦是可以預期的，但那個孤獨是沒有預期的…妳沒有辦法去面對那個 生命，可是妳又知道妳必須要對他負責任，這件事實在太恐怖了，沒有 支持的這件事，（珍娜191019_6）

我們一個禮拜兩次會見面，反正就是換尿布、吃飯什麼都在一起，然後 一直閒聊，閒聊他家老公我家小孩，但那個閒聊還有包括一些陪伴、承 擔跟一些思索（珍娜191019_12）

同樣尋求支持的還有瓊安，一邊擔任幼兒園的主管職一面照顧孩子，身為 幼教老師，瓊安教導過無數的孩子，對於自己職業上的成就也讓她對孩子的教 養有高度期許，為養育符應社會標準下的好孩子，瓊安對孩子的常規非常要求，

自小接受打罵教育長大的瓊安，將這套教育模式複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儘管

自小接受打罵教育長大的瓊安，將這套教育模式複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