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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屬樂認同與社會實踐

第六節 女性金屬樂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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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地告訴她們這些東西用得上時再買就好,一面店員卻熱絡地灌輸旁邊的男性 新手更多專業知識;當她們抱起了吉他要試琴時,「即使說服自己這就是購買的 正常流程,看著那些彈的也不怎麼樣的男生試得得心應手,而自己不斷感受到 來自店員,或者根本是源自自己評斷性的目光」,再者當女樂手背著琴帶不諳音 樂的男性友人來尋貨,店員卻仍傾向於對男性交談時,便可感受到樂器行實為 男性構築的空間,為了鞏固由樂器行延伸而出的陽性音樂文化。即使在台灣也 有類似的狀況,樂器行、演唱會等地是男性暢所欲言,展現力量的空間,女性 不存在於此,即使出現,也只被標記為陪伴者的角色,不是陪著兄弟進到屬於 男性專業的樂器行大觀園開眼界,就是隨著男朋友購票,一起聆聽「男朋友喜 歡的」樂團表演。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發聲要求自己的房間到現代,女性 的形象仍隸屬於私領域,被社會視為必要而非專業。女性對男性而言,是社會 中的哺育者,而脫離女性代表的則是成長與陽剛氣質的展現,男性無法擺脫女 性而獨存,唯有透過專業領域的表現來強化自身力量,而這樣的宣示在面臨同 樣具備專業素養的女性時,便建築在否定女性本體與模糊事件焦點之上。

第六節 女性金屬樂迷

除了身處重視力量的陽剛團體工作者,女性閱聽人也經常被看作盲目不專 業的參與者。音樂的歷史本存在男女的刻板印象,這樣水火不容的身分由搖滾 樂的流行開始放大,女性的身分從配角轉為一種不合理的存在。Frith 與

McRobbie(1978)在《搖滾與性》(Rock and sexuality)中,提及搖滾樂是「陽具 搖滾」(cock rock),電子訊號多重堆疊、狂躁的性暗示詞彙及表演模式,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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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女性而言「應當」是可怕的,她們所受的教育中,性應當是「美好、溫柔、

充滿愛意而私密的」,同時記者、學者、與其他相關樂評多為男性或以男性為指 標。直到 80 年代,搖滾樂被社會接受,而男女樂迷的比例在硬式搖滾與金屬樂 等較為厚重的樂風上也已漸趨平衡,有一批女性學者2對前人提出異議,認為女 性樂迷出現於這些場子的原因,是肩負了婚姻、家庭等責任的結果,學者探討,

當女性進入了家庭以後,難道就得要葬送羅曼史與激情的可能嗎?搖滾樂發跡 給了女性慾望一個出口。女性學者提起了貓王等人為例,認為貓王代表了危險 的男子氣概與下層階級的形象,絕非以家庭為己任的女性心目中的結婚對象,

於是當女性在搖滾樂的場子裡,她們可以釋放自己毫不受拘束的愛意,這樣的 狂熱不需與女性的責任,包括家庭、婚姻、養兒育女等產生關連,是一種「拋 棄式」的愛,女性樂迷為了享受這種性愛的開放而成為樂迷(Fast, 1999),當時 的描述是為早期搖滾樂而寫,若帶至金屬樂討論,也狀似合理,畢竟台上樂手 粗野喊叫、賣弄肌肉、又打扮為工人形象,絕非女性的良好歸宿;然而,無論 Frith 等人源自男性觀點的解釋,或由女性親自提出辯白,兩者的論點其實仍舊 完全將女性制約於私領域之內,將她們聆聽音樂、擁有不同個人品味的權利直 接與求偶行為相連,消除其中帶有的個人特質,而給予了她們一個集合名詞

「女性樂迷」。「女性樂迷」的視角專注於表演者的外貌姿態而非技巧,注重演 出時空與家庭、情感因素的連結,而非現場互動的情緒。

至於網路上,國外的金屬社群已開始有女性樂迷的專門社群,雖然數量、

參與人數普遍偏低。在這些社群裡,她們也同狂熱的男性金屬樂迷一般,依照

2 例如 Barbara Ehrenreich, Elizabeth Hess, Gloria Jacobs. (1986)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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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易近程度與權威程度潛在排名,擁有自己的階級觀,較具有「專業知識」

的樂迷擁有較多人的推崇,也有比較多的發言機會。不容否認,女性金屬社群 之內,樂手相關花絮較之技術音樂議題討論的比重更高,有管道提早獲得八卦 與接收小道消息的人比起能夠精確分析技術層面的人,在社群中發言並獲得回 應的熱絡程度也較前者為高,因此社團內張貼的照片大幅多於教學連結及樂理、

流派等等的相關討論。男女的關注焦點由社群內蒐集的資訊走向大致可看出不 同之處,而這樣的不同之處在社會眼中成了「專業」及「業餘」的分野。男女 蒐集與分析資料的能力不分上下,然而女性樂迷普遍的觀點仍舊被視為盲目。

或偶有女性欲針對音樂本身的樂理等資訊展開討論時,會得到玩笑性質的「我 去妳家教妳啊」之類的回應,將理論、理性的議題又帶回情感與性的討論;而 在技術方面的分享及突破,也經常可見男性樂迷為此哀鴻遍野,認為輸給女生

「不如回去砍掉重練」,或讚美「難得有樂器玩得好的女生」;面對技術高超的 女性金屬樂手,也多見「為何我女友不如她」、「若她是我女朋友多好」之慨,

女性的身分在現實社群或網路團體之中,依然是極小眾而孤立的存在。

金屬樂興起於反抗,具有充滿力量的旋律、歌詞內容、符號與肢體語言,

但又同時帶有濃濃的消極色彩,透漏出各式對現實生活無力反抗的悲觀情緒。

力量與無力的衝突在金屬樂迷之間不斷感染,由此,他們組成了共同體。當社 會大眾無以理解這些高分貝雜訊所建構的生活,並透過刻板印象否定金屬樂迷 時,文化內的迷群集結於巨大音響之下,在社會不認同的艱困環境中,宣示彼 此的兄弟情誼,並藉由此一連結,感受到了獲得力量的可能。然而,女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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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團體時,卻無法取得接近力量的機會。她們遊走在力量的邊陲上,力量在 此,不是令她們安心的支持力量,卻像是她們必須抗衡的目標。

而女性為何受到與自身特質相反、甚至需要抗衡的文化吸引?前文可見,

金屬樂公認的文化陽剛以至仇女,衣著打扮若非極度男性化,便是以女性扮相 做為嘲笑,包括台前唱著羅曼史的華麗金屬樂團,「台前的表演也許充滿了性別 突破的可能,一回到後台,他們照樣上遍排隊的骨肉皮(groupies),沒有哪一個 真正出櫃」(Dunn, 2005)。這樣環境中的女性內心衝突,在金屬樂相關文獻中 並未聚焦,但其中的認同問題,或許與嘻哈樂中的白人類似。嘻哈樂是美國黑 人與拉丁後裔興起的樂風,社會語言學家 Cutler(1999)在此背景下,曾做過白 人中產家庭青少年小孩聆聽嘻哈樂與口說街頭俚語的調查。較下階層的白人,

聆聽嘻哈的原因部分來自街頭黑幫的威脅,他們擔心受到騷擾,或受到孤立而 暴露於危險,而模仿他們的行為舉止,顯示自己也是團體中的一份子,以謀取 保護。然而,Cutler 研究中的青少年,出身中產,與來自街頭的威脅距離遙遠,

透過音樂與影像認識此一街頭文化。幫派、火拼等印象對青少年而言,極度誘 惑,他們渴望由 Yorkville 搬至 Harlem,在音樂與語言的參與之中,他們不用 搬遷,便可體驗安逸的中產日常不會經歷的刺激,但走入群體時,因為種族膚 色,白人嘻哈樂迷面臨了認同尋求的困境。膚色與性別一樣,不是能說隱藏就 隱藏,這些青少年接收的嘻哈文化元素會讓他們面對三階段的波折,先是極度 喜愛美國黑人文化,後漸入社群,卻在其他嘻哈聆聽者的排擠下,轉而討厭美 國黑人文化,但如果這時退出,便順應了他人要將自己打回白人中產階級刻板 印象之意,於是到了第三階段,他們自詡為重度嘻哈迷,看過、聽過所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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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音作品,並選擇性的在其中擇取自已想拿來建構美國黑人與嘻哈文化的刻 板印象,否定嘻哈與黑人之間的必然關係,將嘻哈文化定義為多元種族、商業 取向的多元文化,使自己的白人身分在其中獲得合理性。

同樣套用到性別上,在女性球迷之中,也能看見在個人喜好走向群體交流 時的衝突。「對女人來說,足球並不是殘酷的競爭,而是詩情畫意的藝術」(王 馥、肖忻,2010),愛好或許源自新鮮感與好奇,在自我摸索中尋找到的資訊 通常都令人愛不釋手,卻也因為這樣極度的喜好,在接觸到更深層文化而碰壁 時,滿懷熱情的受挫者往往感到不甘心,嘻哈迷不願吞下那些有關白人中產階 級的低劣笑話,女性球迷想要與男性同等的看球權力,而金屬樂文化中的女性,

也不願被逼回刻板印象中女性低下柔弱的姿態。面對了來自他人目光的壓力,

又不想放棄原本握有的浪漫時,女性只能開始尋求對策,也因為自主決定不退 出,相應的對策也變得與陽剛職場中進退不得的女性相仿。他們紛紛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利用他人投射於自身的刻板印象回擊,白人嘻哈樂迷使用流利的街 頭英語在網路、電台中對黑人嗆聲,也一次次重複提醒白人聽眾的存在,《滾石 雜誌》評為最偉大饒舌歌手的阿姆也是白人,而他也仍不斷以同一套語言、但 不同於黑人慣常使用題材的方式,與其他饒舌樂手隔空交戰。女性球迷為獲得 休閒喘息的空間義無反顧,她們變得強硬,而在使用社會對自身的指責做為武 器時,女性足球迷分別選擇了「熱情」(hot)與「冷酷」(cool)兩種背道而馳的方 式(Pope, 2013),熱情的女性足球迷放大男性所缺乏的優勢,她們在球場穿著

又不想放棄原本握有的浪漫時,女性只能開始尋求對策,也因為自主決定不退 出,相應的對策也變得與陽剛職場中進退不得的女性相仿。他們紛紛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利用他人投射於自身的刻板印象回擊,白人嘻哈樂迷使用流利的街 頭英語在網路、電台中對黑人嗆聲,也一次次重複提醒白人聽眾的存在,《滾石 雜誌》評為最偉大饒舌歌手的阿姆也是白人,而他也仍不斷以同一套語言、但 不同於黑人慣常使用題材的方式,與其他饒舌樂手隔空交戰。女性球迷為獲得 休閒喘息的空間義無反顧,她們變得強硬,而在使用社會對自身的指責做為武 器時,女性足球迷分別選擇了「熱情」(hot)與「冷酷」(cool)兩種背道而馳的方 式(Pope, 2013),熱情的女性足球迷放大男性所缺乏的優勢,她們在球場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