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家庭文化動力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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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庭文化動力相關研究
壹、 華人的家庭特性
金樹人（2011）認為自我狀態有兩種生命情態：「人之所有」與「人之所是」，
「人之所有」的生存目標大多來自於社會和文化，表示個體藉由工作來定義「我」
的主體；而「人之所是」則是以「我」作為活動的主體，透過自我實現而能夠自 在、活潑與自信。在進行「青年待業者」的文獻回顧時，發現許多文獻主要著墨 在「個體」自己尋找工作的過程（李易駿、古允文，2007；林繼偉等人，2007；
黃民凱，2012；林孟瑋，2013），台灣社會因為仍屬於較為家庭取向的生活模式，
多以家庭做為自己生涯選擇的參照（吳宜真、賈紅鶯，2012），因此本研究希望 透過家庭的脈絡來瞭解家庭對於「青年待業者」的影響。
家庭脈絡是華人社會中重要的生命發展要素，對於家庭的需求如同一種本能，
會引導自己重回到這一條文化的脈絡之中。然而，常常因著這樣的文化脈絡，使 得當事人只能活在「人之所有」的層次，而往往難以進入「人之所是」。蕭景容 與徐巧玲（2011）提到，家人關係交織著生命早期經驗的脈絡，也形塑了人們關 係互動的模式。Adler（1927）說到：「人的人生原型會在四、五歲建立，父母的 教養行為與對待會對人產生重要的影響。早期的生長環境條件會影響他的生命發 展。」家庭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是「生命全程」的影響，是否能轉化這樣的影響則 有賴於當事人是否看到自己所存在的「文化框架價值觀」重新選擇自己的生命路 徑。周建志（2012）曾說：「本以為，唯有知道自己是誰，人才能做出選擇。現 在才明白：唯有當我願意做出選擇，於是，我才更加確認『我是誰』。」當我們 開始願意認識自己的背景，選擇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徑並寫下自己的生涯劇本的時 候，我們才開始進入「人之所是」的存在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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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1992）提到，華人具有幾項別於西方的社會特性：（1）家族取向：
亦稱為家庭集體主義，華人易將家庭結構型態與運作原則、倫理關係、角色關係、
待人處事觀念、態度及行為等概念，概化到非家庭團體中；（2）關係取向：華 人易將關係中界定自已的角色或身分，而不同的角色之間有其相對的行為規範，
具有回報性，重視關係的和諧，強調緣分及不同親疏遠近的關係；（3）權威取 向：華人對於權威的存在很敏感，對於職位和身分格外重視，對於權威易形成崇 拜和依賴；(4)他人取向：華人重視眾人的意見，顧慮人意，順從他人，注意規範，
重視名譽等（引自金樹人，2011）。余德慧與顧瑜君（2000）也發現華人家庭文 化中親子關係的「共生與連結」，父母對於兒女有撫育和要求服從的責任與權利。
在華人一種親情的無限擴張的管縛傳統下，個體在進行生涯抉擇時便有許多對於
「家庭」部分的考量。關於華人家庭中的家庭互動，有較多父母的關心與照顧，
父母也多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與自己所受的價值觀來進行子女的教育。在林繼偉 等人（2007）的研究中便發現工作者彼此共通的「家庭思維」：「為家扛起責任」、
「受家庭觀念的影響」與「繼承家庭思維」。並發現一種即便歷經風霜，最後仍 走向安靜平穩家庭的生涯模式。而王秀槐（2015）進一步整理並發現華人文化中 有兩項生涯特質：（1）「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生涯價值觀；以及（2）
社會與家庭對於功名的追尋。關於第一點，王秀槐認為在儒家思想教導人們以「好 學、力行、知恥」的方法修身，以培養具有「仁道」精神的君子；因為歷史的因 素，自隋代以來多透過科舉考試使得平民能夠晉升達官貴族，因此形成了「萬般 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生涯價值觀。關於第二點，則是因為在達官顯要的家庭 中，為了延續自己家庭的名聲，而多期待子孫們能勤於讀書，使家庭能夠「光耀 門楣」。家庭在華人的生涯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認為傳統華人社會普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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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影響，若直接將西方之生涯理論直接套用於華人青年身上，會忽略華 人社會的文化特殊性。
王秀槐（2015）透過研究發現在華人關係文化所塑造的父母─子女義務，塑 造了子女於生涯選擇的五種型態：「以我為榮」型、「和諧平穩」型、「自我翱翔」
型、「請您放心」型、「證明自己」型五類。華人家庭子女在進行生涯決定會首先 知覺父母的生涯信念內容，才一步發展自我的因應方式，而後塑造個體生涯決定 的信念。在華人世界中，父母的認同與支持對於青年而言是一種關鍵的力量。
王玉珍和吳麗琴（2009）透過大一生回顧過去進行升學生涯抉擇的過程，發 現不少參與者在國高中的選擇仍聽從父母的建議與選擇，即便是有自主性的同學，
對於獲得父母的同意仍付出極大的努力。許多人在求學的適應方面，因為父母的 鼓勵與協助才能克服學習適應問題。延續這樣的觀點，龔蕾（2016）發現一開始 個體可能會有「生涯以家族為重」、「生涯期待反映父母自身經驗」、「父母主導生 涯取向」、「生涯以父母面子為首要」、「彈性與改變」、「刻板印象」、「意願重於興 趣」等來自於父母所給予的信念。隨年齡的增長與視野的增加，個體的表現會有
「前期之聽話」、「中期之萌生自主」、「後期之自我成熟」三個階段。她發現華人 社會中，個體的生涯選擇仍有與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一致的方面，包含：個體生涯 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興趣、設定目標、生涯決定行動。而家庭所給予的負向信 念、權威主義，容易減少子女於自我感知的建立與生涯探索的機會，限制了孩子 的發展。透過龔蕾（2016）的研究，發現父母所給予的價值觀會初步引導當事人 對於自己生涯的期許，隨著當事人的經歷增加並累積足夠的成功經驗，便能啟動 自己的生涯自我效能，開展屬於自己的生涯。
另一方面，王叢桂、羅國英（2009/2011）發現 1990 年世代因為同時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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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與西方個人取向文化的影響，在家庭中發現父母常常埋首於工作而忽略 生活的品質，因此生涯的規畫方面逐漸會花更多時間探索自己的工作。在他們的 成長過程中，因為同期的家庭人數較少，不像過去父母世代有較多的親族同住在 附近，所以較缺乏待人處事的經驗也比較不重視人情世故。對於這一個新的世代，
即使生活在華人文化中，傳統上會注重較多社會取向的外在酬賞，如地位、收入、
名聲、權勢等。隨著時代發展，近期的台灣社會風氣逐間開放與西化，普遍社會 大眾也有較廣的國際的視野。在職業選擇上因為父母有經濟上的保障，相較於過 去，現在的父母較不需要兒女的經濟回饋，因此在職業選擇上比較敢於創新與探 索自我的興趣及可能的成長。王叢桂和羅國英（2009）認為他們相較於過去的人 們更重視追尋創意、心理層次的滿足與自主獨立的生活，同時也因為後現代的人 文社會觀逐漸興起，鼓勵人們開創與建立自我。在華人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普遍而 言是緊密陷溺的，因此常會有親代對於子代的「操煩」，而與青年在生涯的選擇 上有所「爭執」，唯有遭遇親子壓力事件之後，華人子女才能抓回生涯決定權（龔 蕾，2016）。
吳宜真與賈紅鶯（2012）認為華人社會中仍多是以家庭做為自己生涯選擇的 參照，不同的家庭風格對於青年的生涯選擇會有很大的原初影響。若以家庭系統 觀的觀點來看其對於華人的生涯抉擇，可以初步給予當事人一個方向與參考。家 庭對於華人而言是一個「我」的空間，而「我」的成長與變遷，其實相應也會影 響到整個家庭的發展。開創性的世代，跳脫上一代所關注和重視的價值觀，對於 他們而言，傳統儒家文化提倡的「禮」與「法」並不那樣重要，反而重新尋找一 個人之所以為人的目的性與本初性。即便所面臨的外在環境在他們的長輩眼中有 許多的危機，依然選擇兼顧自我發展與自我全能的期待。不同於父母世代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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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許多獨自克服的煎熬與對於家庭的犧牲，新世代人們在成長背景過程中因為 父母較寬容的照顧，有著不同的工作價值觀。雖然他們的父母可能依舊是拚命三 郎型的父母，但是來自於社會潮流的影響依舊使自己更加獨立尋找自己的潛在發 展。因此王叢桂與羅國英（2011）發現現今社會中的年輕世代相較於他們的父母 傾向將工作場域中的人際關係視為一種工具性的社會關係，減少了工作場域的人 情交流，反而更重視自我成長、獨立與生活的均衡、權勢與財富，而減少了傳統 中的「面子」與「寡欲不爭」的傳統價值。然而，是否這代表了父母對於子女於 生涯選擇的議題上便完全無立足之地？他們發現，父母在處事的價值觀依舊會影 響孩子的生存信念，包括：利他服務、均衡生活、和諧本分、人情面子以及寬恕 謙遜等，會隨著親子間的親密關係調節部分價值觀的傳承。父母會影響子女處世 的內在價值觀，在傳遞價值觀的過程中，子女們其實是感受著上一代為人處事時 所展現的態度與能力，而在生活過程中驗證、反思，並建立屬於自己的處世價值 觀。如同彭滋萍和張高賓（2009）發現家庭環境中的「心靈與智慧分享」對高中 職生之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具有預測力。
華人的家庭環境，更深入的觀看便是一個「關係」最初養成的環境，使彼此 定等、瞭解一種同在的方法與邊界，克服一種同在而生的間隙，使其得以「越過」
華人的家庭環境，更深入的觀看便是一個「關係」最初養成的環境，使彼此 定等、瞭解一種同在的方法與邊界，克服一種同在而生的間隙，使其得以「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