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變——文化大革命

最後通牒

警告房管局：…略。我們警告你們！從今天開始，趕快行動，把資產階級王八蛋們，

狗崽子們通通趕出去，把房子給騰出來，把房主的房子統統沒收。給資產階級混帳 王八蛋們小房子、破房子住，要高房錢，給真正的勞動人民大房子、高房子住，收 低房錢。

——井岡山一中，頂天立地的紅五類子女，1966 年 8 月 22 日

北京四合院經歷了人權律師高智晟（2005）所形容的「對私房主而言是極其恐 怖的」強制動員出租與社會主義改造。如本章開頭的圖 3-1 所示，到了 1958 年以 後具有完整私人產權意義的房產已所剩無幾。而這些房產，加上那些已被國家「經 租」了的房屋，在文革期間都一併被加總起來，成為私有產權人的「原罪」，這些 人被定性為剝削階級，並遭受到嚴厲的清算鬥爭，他們以及他們的親屬，在社會關 係中成為「黑五類」之一類，成為「狗崽子」。種種一切的原因，就是他們擁有房 產。

（一） 私有的原罪

到了 1966 年，左傾的路線走至極端，仍擁有私人房產成為一件人人自危的事 情，其中一位訪談人王女士回憶道：「66 年排著隊去交房產證，不交不行！...不 交？！紅衛兵揍死你！」各大胡同口皆張貼了不同紅衛兵組織的通告，內容大同小 異地批判著私房產權人，其中一則通告這麼寫著：

霸占著房產的資產階級吸血鬼們：

解放前，你們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榨取大量房產，你們住著高樓大廈，庭庭院院，

擺你們資產階級臭氣，而廣大勞動人民卻無一間房，露宿街頭。解放後，你們仍然 住著你們霸占的房產，吃房租，剝削人民，而且住著十分寬敞的房子，你們甚至于 寧可空著房子，也不往外租，以致造成廣大人民群眾住房困難，十分擁擠，有的甚 至老少三輩住一間房子，這和地主利用霸占的土地，剝削農民有什麼兩樣，這種現 象再也不允許繼續下去了。你們這一小撮房霸們，別裝糊涂了，你們全部房產，你 們霸占著的每一塊土地、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真正的房主 不應該是你們，而是勞動人民，現在是物歸原主的時候了。

正告你們資產階級房霸們，造你們的反，專你們的政的日子到了！

現在命令你們：

1. 除了你們自己住用（不得多于一般居民面積）外，統統要到房管所登記、交 出、歸公，自己留住的房子按公價交房租。

2. 凡是有房管局“經租＂的房屋和私人出租的房子一律歸公。

3. 黑幫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一切牛鬼蛇神占用的房子面積，不得超過一般 居民的最低水平，把多佔的房子統統交出。

4. 自即日起，限你們在十天之內，主動到房管局辦理登記，交出手續。

你們要明智點，如果你們用任何借口拒不執行、頑抗到底，我們決不放過你們，我 們將采取一切必要行動，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將由你們自己負責。

——抗大附小 紅色尖兵（大翔鳳小學），1966 年 8 月 22 日

根據受訪者們的回憶，當時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到房管局、排著隊交出他們房 產證的場面。回顧第三章第一節（頁 38）中，1949 年由北平軍管會所發出的那份 安定人心的佈告，以及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理性的分析以及社會相對平和的氛圍 已經成為遙不可及的歷史。城市中的房地產，在 1949 開始被共黨政權承認並聲稱 保護資本主義所有制的階段，仍作為一般公民的合法財產而受到保護。然而自 1954 年起，在一次又一次的社會主義路線修正過程中，產權搖身一變成為人民之間鬥爭 的工具。人民之間彼此的對立意識不斷被高築起，以至於文革中替共產黨政府收攬 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時的主要工具是其所謂的“人民群眾”。毛澤東所謂依靠人民 群眾、堅持走群眾路線，不僅激起了群眾熱情，也造成了社會群眾間的激化對立。

到了 1958 年，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工具，完整地從中國農村被帶到城市中實踐。

城市中的私有房產主，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已將大部分的房產交由國家經營管 理，實際意義上產權已然被剝奪，然而在文革中（1966～1976）他們仍是改變不了 的剝削階級。在紅衛兵所形成的強烈輿論與強大壓力下，文革中比較“積極進步”

的房產主，無一不趕緊“主動”向區房管局和房管所交出他們的房產證（張，2006，

2007，2008，田野訪談）。幸運者還能住在自已原本院落中的某間房，而不幸者通 常是被趕出了原有的家屋。許多院落中形制比較高大、做工比較精致的北房、西廂 房等，在這個階段都成了街道革命委員會占用的空間，原來的房主則被驅逐。例如 前文提到的《藍風箏》（田，1993）中的藍太太，在解放初她還可以住在自己家裡

“吃瓦片”，但文革開始後便被趕了出家門。

訪談中 73 歲的林老先生有更深刻的回憶。他說道當他在北大念書、紅衛兵來 抄他們家時的情景：

66 年 9 月 20 幾號，抄的我們家...我是因為一直在學校，住校，是我媽打電話來 學校，說出事了。我回去，一個胡同兒的孩子跟著你啊！你想你這臉往哪兒放啊？

這也是一個胡同兒裡比較大的事兒了，影響很大呀！所以一個胡同兒的孩子都跟 著。...我們屋子裡都抄空了...，就全都讓他們給弄走了，已經把我母親給關起來，

關在那個農工民主黨，我也被關在哪兒！現在要說，你這就是一個人權的問題啊！

一個胡同的小朋友跟著林老先生，看著他家被抄空、母親被關的驚愕場面，對

當時年輕的林老先生而言，已然不知所措，接著他也被關進了農工民主黨的房舍 中。畢業於北京大學的他，溫文儒雅、談吐高尚，然而一談到文革中這一段紅衛兵 抄家時的回憶，雖時隔 40 餘年，仍難掩激動的情緒，操著老北京的語調，氣憤地 開罵：

噯唷，我們家在十年浩劫當中，整個他媽一個徹底清掃，你知道嗎？我們家整個的 東西...把我綁起來啊！綁在這個柱子上，要東西。就跟過去土匪綁票搶劫是一模一 樣的！叫你說你家裡有什麼東西，完了給你拿走，你不說你家裡有什麼東西的話，

用棍子打！我們家裡有很多親戚都被打死了，你知道嗎！

從這些訪談可以明顯地感覺出，到了 1966 年，院落中的街坊鄰里關係，也變 得更為緊張。每座院落中在 1954 年之後幾乎都住進了不同的家戶，這些住戶與房 東之間在文革開始前的十餘年時間中，若平日相處的關係曾有過不愉快的經驗，此 時更是發泄各種不滿情緒的時候，激烈的衝突與彼此「揭發」成為時有所聞之事。

另一位受訪者汪老師，回憶文革期間他們外院西屋住的那戶人家，屬於街道積極分 紅衛兵動用私刑將林 老先生捆綁在自家北 房門廊下的柱子。

圖三-5：林宅北房門口家族親戚合影 資料來源：受訪者林老先生

子的王淑蘭，就曾因為他們的私有房產，帶著紅衛兵來抄家。王淑蘭對汪老師一家 說：「你收我們房錢就是剝削，你有房子也是你剝削來的，不剝削哪來的錢買房子，

要不我怎沒錢買房呢？」 汪老師說這段話時，篤定地強調這就是他們被鬥時的原 話。

私房產權人的子女，在文革過程中承受了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罪惡感，這樣的 罪惡感後來竟迫使他們去批鬥他們的父母或家人。社會上廣泛的革命風潮，不僅在 實質空間上充公了所有私人房產，在這個沒收私人家園的過程中，原先成長在這些 家庭裡的孩子也同樣承受著認同上的煎熬。當他們的父母或更早一輩的人因為有房 產而被定為黑五類⁴⁴之後，這種人為標簽造成了認同上的心理障礙。在某一次訪談 中，54 歲的羅女士說她是屬於那種必須「特別要求進步」的孩子，在這些所謂「出 身不好」的同學朋友之間流行的口號是「出生不能選擇，革命道路是可以選擇的！」

她如此回憶道：

那時候覺得，我愿意革命，幹嘛不讓我革命呀？我愿意革命，人不要我。...

我們這種出身不好的吧！就定時的要交思想匯報。就是學了政治（課）以後，學習 矛盾論、實踐論、毛選後，結合自己的覺悟，來談跟資產階級的家庭、封建主義的 家庭怎麼劃清界限。

對家宅產權的罪惡感，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家庭人倫關係，此時家院在過去（第 二章第二節）作為一個禮教階層的空間，現在則變成了一個房主進退失據、子女鬥 爭父母的革命戰場。日本 NHK 電視臺節目「文革那些事兒」中一位 50 來歲的甘 鐵生先生的自述道：

那個時候，紅衛兵的抄家風已經起來了，他在走到我們家的過程中，就被紅衛兵截 住了，走進來之後，紅衛兵也就跟進來，這時候他發現，不對了，如果再到我們家 去，無異於把我們家也牽連進去了。於是就在我們院兒裡頭，紅衛兵就批鬥他，……

我們那院兒裡所有的人啊，也都出來看這個熱鬧，……我…當時…就革命衝動來 了，心想，這時候…不正是劃清界限的時候嗎？不正是認識家庭的時候嗎？是

44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

吧？！……所以我就…我就對著我母親…我說…當著那麼多人的面，我就說：『這 個老頭兒，是找她的!』。『她』就是我母親。我印象中，在那種環境裡頭，就這批 鬥場面，馬上就鴉雀無聲了。

我的受訪者汪老師同樣談到了文革時期中住在胡同裡的生活情景，人與家院的 關係也跟著緊張了起來，她如是說：

我就是下午要回家，先探探胡同口兒有什麼，一看我家沒事，哎呀（鬆口氣…），

行啦！進去吧！一看那邊兒，怎一大堆人批鬥哪？慢慢過去一看，是隔壁的那一家

行啦！進去吧！一看那邊兒，怎一大堆人批鬥哪？慢慢過去一看，是隔壁的那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