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研究北京四合院？

1988 年，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十年之後，也是我第一次以一個稚嫩卻身為

「返鄉探親」者的角色抵達北京。在父母的告知下，才知道原來有位親生祖母與兩 位姑姑在那遙遠而又陌生的「家鄉」。對於一個出生、成長在台灣且年僅七歲的孩 子，這無異只是憑添了一份與同學、玩伴們不那麼一樣的生活故事，當然，還有剛 開始走進這個故事時的新奇感。

關於象徵中國的北京，在模糊的記憶中烙印下的深刻印象，不是一般人常說的 天安門與大紅牆，也不是故宮、天壇、頤和園，而是寬闊宏偉的大馬路與窄小雜亂 的「大雜院」。關於「大雜院」的銘印，即使就一個幼年身軀的孩子而言，那樣的 生活空間，仍然是擁擠侷促的。然而它的曲折與雜亂，也帶給孩童另一種嬉趣。對 於還未有什麼價值判斷與好惡積習的孩童而言，看著親戚吃過晚飯後拿著一個小鐵 盆收集大家的碗筷，蹲在所謂的「院子」（實際上只是屋外門口邊的一條狹窄過道）

裡小心緩慢地洗涮著，對這樣的生活模式只感到新奇而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的一舉 一動，並未意識到何謂生活條件困苦，更未思及這種生活方式下長期累積的壓抑，

是促成 90 年代北京城上下一片一致呼聲期盼「危房改造」的重要原因之一。

走出院門，坐在比自己年長 28 歲的大表嫂的自行車後座上，行走在那寬闊宏 偉的大馬路，除了為從未見過數量如此之多的自行車而感到新奇興奮，還拋出了一 個只換得一笑置之的問題：「大陸為什麼叫大陸？因為馬路都特別大嗎？」用成年 人的眼光來看，一個小學生向好不容易「插隊」¹回北京市的工廠職工問這樣的問 題，確實顯得幼稚可笑，連基本的字詞都掌握不清楚。

1 文革中因響應政府「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而離開原本所屬城市戶籍地，其後要再回到 原屬城市裡，必須想盡辦法在工作表現上獲得領導欣賞，還必須在城裡「有人」（有關係）

才能在城市中找到一個工作機會以便申請進城。

1998 年，相隔十年之後，是中國城市 90 年代「危房改造」結合房地產熱潮而 經過「啟動」、「停滯」然後又重新「恢復生機」的開端（方可，2000，頁 25-30），

同時也是我意識到家族遺留在北京兩處院落的價值及其帶來的問題的時候。當中不 僅存在著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存在著北京親人與台灣親人之間的矛盾。

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表現在「公有」與「私有」的觀念落差如何反映在現實執 行層面上，其複雜的程度從近年來不斷見諸國內外各媒體的拆遷相關報導可見一 斑，表現在房屋與土地產權的社會不公義現象甚至引來全球媒體的撻伐；而兩岸親 人間的矛盾，經過不同政黨統治及意識形態教育後，則表現在對於親情、倫理及財 產等價值觀上的落差。

2007 年 5 月初，尚未走出父親剛與世長辭於北京的恍惚狀態，我手裡拿了份 新京報無心翻閱著，突然看到一則北京東四八條地區的拆遷相關報導，心裡的直覺 是這件事與我有切不斷的關係，然而到底是什麼關係，關係又有多深，在當時的狀 態下其實也無法思考。從 06 年的 6 月底直到 07 年的 4 月 17 日父親逝世，我與父 母三人搬到北京居住已近一年。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前半段時間為了保住父親童 年的家，這座位在鼓樓腳下的小四合院，我四處奔走於東城房管局、國土局、房地 產交易中心、測繪所、派出所，甚至臺辦、市規劃院、國安局等大大小小單位，就 為了弄清楚“保不保得住＂我們三人唯一可以落腳的住處——這座曾是我父親童 年中有著最美好回憶的家院。

春天滿城五顏六色的花樹，鐘鼓樓廣場的雜耍遊戲、驢打滾兒、火燒烙餅，後 海的垂柳斜陽碧波，冬天北海公園的湖上溜冰，四時的景色與人的互動，就在走出 一座院落大門、穿過幾條胡同時一一展開。然而這一切現在幾乎都只存在於老北京 人的懷想裡，成為一種回不去的鄉愁，就像只存在於我父親的美好記憶中一般，雖 然我們回到了他兒時的家院，透過他的介紹和某些殘存的地景和老照片，有時我依 稀還能感受或想像過去的美好。然而就像歌詞裡寫的“回憶總是美好的”，舊時京 城的面貌在如今的北京市已不復存在，我們無法也無需評論過往究竟是真的美好，

抑或只是他們的鄉愁與我們的幻想，但九十年代興起的舊城改造與房地產開發，將 城市地景近乎徹底地改變，僅存的少數四合院落保護區，近年也仍持續在各方不同 的目的下被拉鋸著。

諸多的矛盾與爭議紛呈於這座古老的城市，從北京四合院的角度切入，除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