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院領域漸變的濫觴

大陸導演田壯壯的電影《藍風箏》裡，以一名四合院中平凡的女性角色樹娟為 主線，以及圍繞在她身邊家人的故事，委婉卻又寫實地描述了 1954 年到 1966 年文 革初期的社會與政治樣貌。包括 1954 年開始的對於私人工商業者進行「公私合營」

的「社會主義改造」、1957 年的「反右運動」以及被大陸官方稱之為「三年困難時 期」的 1959 至 61 年。之所以委婉，是因為導演刻意地將當時社會上重大的政治運 動、影響常民生活至關重要的諸多政策，放在副線以作為交代時代背景而不著墨說 透²⁴。

在劇中短暫出現三次以標識重大政治與社會事件的角色，房東藍太太稱呼為大 妹子的街道積極分子，其實是影響常民生活最重要的一群媒介者，他們積極地承擔 了共產黨新政的發佈、推廣與執行工作，如果不了解這一群人所扮演的角色與形成 原因，要理解京城內一座座原有的私人合院如何產生關鍵的「質變」，將缺少一個 重要的視角。本節將先整理敘述北京市民間俗稱「街道」的由來及作用，然後再進 入訪談的案例以理解文革前一般民居四合院的經歷。

（一） 街道辦事處與積極分子

在現今的大陸城市中仍可以經常聽到的一個名詞「街道」或「街道辦」，與臺 灣熟悉的鄰、里、區公所…等所代表的基層行政單位類似，但功能與作用在相同的 年代、不同的兩岸卻扮演著極具戲劇性效果的角色。在漸上軌道的民主社會裡，基 層的行政單位是提供市民服務的地方，而在中國大陸革命與運動的年代，這些單位 則是新政權了解、掌控地方社會最重要的媒介。

民國時期的北平特別市實行「區、坊、閭、鄰」管理體制。居民 5 戶為一鄰，

5 鄰為一閭，20 閭為一坊，分設坊長及閭長。1945 年北平市改行「保甲制度」，改 坊為「保」，改閭為「甲」，保公所設保長、副保長、戶政員、幹事、保丁，各甲設

24 這麼做的原因興許除了是一種藝術表現的手法之外，另一個可能的現實因素是中國大陸關 於媒體的嚴格管制。本片在拍攝時期雖曾獲得官方的協助，但在電影完成後遭當局禁演。

甲長，以作為行政管理的最基層機關。1949 年 4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 管制委員會宣布廢除保甲制度，建立街人民政府。街政府設街長、副街長，民政、

文教、戶籍、財政等委員。同年 7 月，北平市軍管會又決定撤銷街政府，與公安派 出所合併，僅設專職民政幹事，並改稱區政府為區公所，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構，

進一步完善共產黨新政權下最基層社會的軍政統一管制制度。1952 年，為因應繁 重的民政工作，公安派出所設民政小組，直屬區政府領導，但仍由派出所所長代管。

1954 年 12 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和《城 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北京市人民政府決定各區劃分若干街道，建立街道辦事 處，作為區級政府的派出機關，亦即下屬行政單位。「街道」的轄區一般與公安派 出所一致。每個街道再按街巷組建若干居民委員會，以此作為拉攏一般常民與新政 權之間的中介組織。

在這些基層組織不斷改組重整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軍警政的統一與中央「肅清 反革命」的嚴厲手段，一方面是過程裡持續吸納社會底層居民並委以建設新中國、

新社會的任務，使得政權的交替與鞏固延伸到社會的最基層。而所謂社會底層的居 民，包括各行各業中原本處於權力與資源弱勢的一類人，例如在電影《霸王別姬》

中最後還留在戲班子的小學徒，在其所謂「舊社會」裡是必須忍受各種打罵教育而 不能有任何違逆的權力弱勢者，但一進入「新中國」之後便隨著新政權的需要而反 轉成為社會中權力位階的上位者，最後主宰了他兩位傑出師兄的命運。

在田野的訪談中，72 歲的俞先生談及他們家的四合院在 50 年代如何經過一波 波的政治運動而逐步喪失他們的自主權時，帶著憤憤不平的口吻對於街道幹部和街 道積極分子有如下的描述：

“街道”那些人，俗稱小腳偵緝隊，就是給共產黨辦事的，所謂的“街道積極分 子＂。為什麼（說）積極呢？因為他們給共產黨效力是最積極的，對於那些有錢人 家，他們就是惦記著收拾你！

而在電影《藍風箏》裡被淡化處理的，是作為房東的藍太太在所有動蕩過程中 的心路歷程，但在解放初期的北京城擁有宅院（家屋）的產權人，幾乎都能從短暫

的畫面中深切地感受到類似的情緒²⁵，一般的觀影者若稍加留意也能從演員恰如其

對於我們這些非身歷其境的研究者要理解後來關於四合院的每一個重要轉折是重 要的，在以下的討論和訪談故事中，此段也將作為我們理解的基礎。

而在群眾運動中冒出的許多積極分子，其中一部分菁英可以吸收進入共產黨，

在他們的支持下，中共雖然沒有蘇聯那麼龐大的警察制度和特務制度，卻同樣可以 使所有真實的或潛在的異議分子無所遁形。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陳永發（1998）認 為，毛澤東根據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中國社會發掘各種矛盾，並以土地革命以及各種 政治運動吸引貧苦工農起來和地主或資本家鬥爭，在兩極分化過程中與貧苦工農結 為「命運共同體」，然後利用貧苦工農建立的各種組織，把黨國體制的觸角伸入城 市和農村的各個角落，製造各種逼人形勢，以之挾帶貧苦工農向社會主義過渡。在 這一個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侵害人權、財產、地權和物權的過左、過火行為，由於 出自所謂群眾基礎的主動和堅持，不僅為群眾動員所必須，也有階級鬥爭的理論基 礎，在一段期間內必須予以縱容。毛澤東就是因為懂得以階級鬥爭來號召和動員群 眾，所以對赤裸裸國家暴力和特務統治的依賴遠不如史達林為甚，也因為有這些政 治動員的豐富經驗，他在 1940 年代能夠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策，並在 1958 年提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場迥異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主張。

（二） 房主座談會與私房出租

《藍風箏》開始的畫面是女主角樹娟和她的第一任未婚丈夫，搬進幹井胡同、

藍太太家院落中西屋那兩間房的場面，房東藍太太笑臉趨上前來問何時舉行婚禮。

電影的故事從這裡開始，而在此之前沒有被交代的背景、同時也是北京城內多數私 房主的實際經歷，是本小節將透過田野調查資料要聚焦的部分。

1954 年 4 月 5 日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發了一份名為《查私 有空閒房屋的報告》，市政府秘書處於同年的 5 月回覆批文如下：

一、召開房主座談會只是講解政策進行動員，願否出租以及租給誰，由房主自己考慮 選擇，房地產管理局不予介紹房客。

二、對每一房主召開座談會不得超過兩次，每次時間不要過長，派政策水平較高的幹 部主持。

三、先看對這二百零六間空房動員出租的效果如何，再考慮是否再接再厲另選一個公

在 1957 年政治上的「反右派運動」與社會矛盾激化之前，經過 1949 至 1952

根據被訪談人汪老師的回憶，此院在日據時期為日本人佔用，或許由於在國民 政府時期被判為「敵偽產」，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勝利後住進使用，解放前夕才由汪 老師的祖母向國民黨的某位軍官買來。1948 年底汪姓一家三代七口人，賣掉並搬 出西城區一所住處，搬進這座二進的四合院。雖然當時三代同住一座四合院，但這 座院落仍有空房，外院的西屋於 1953 年經由租賃雙方自由協議租給了祖母的一位 唐山老鄉。

北京由於民國時期的幾次遷都、軍閥內戰和對日抗戰等因素，人口的遷徙與房 產買賣流轉的情形普遍，尤其遷都以及 1949 年政權易位的兩次事件導致北京城一 時空屋率升高。

在一般民居出租率提高之後，原本屬於一個姓氏的家戶所使用的四合院開始住 進了不同人家，傳統用語中「街坊鄰居」的概念在這個階段中開始產生轉變。中文 裡「街」與「坊」的空間定義十分清楚，在北京的街或坊之中毗鄰而居、以一家一 院的院牆為界限，在這種較大的空間尺度上界定了這一家人與另幾家人的鄰居關 係。此外，與臺灣不同的是北京地方的慣用語裡，則更常使用「街坊」一詞來概括 鄰居的意思。而當一座院落中原本可能是某二等親一家人居住的西廂房空出，外租 給非家族血緣關係的其他家戶時，原本「街坊鄰居」的空間界限定義便從大門與院 牆向內退縮，轉而為每幢房子的屋牆與房門，原先一家人獨享的院子也開始與他人 共用。

在汪家的這座院落中，1953 年時僅有外院的西屋出租，而承租人在一般的情 形下也只使用大門和外院的空間，鮮少向裡院走動，裡院主要還是汪家人使用、活 動的領域。

到了 1956 年，一方面因為汪老師的叔叔一家搬到另一座合院，而空出裡院西 屋和南屋的各三間房共六間，另一方面經由房地產管理局和「街道」的動員私房主 出租私有空閒房屋，這座宅院開始住進更多戶不同人家。外院西屋的唐山老鄉 1955 年底搬走後，被迫地被安排進一名義利食品廠的小領導和他的太太王淑蘭；裡院的 西屋靠北兩間是租給一高中教師袁老師一家，南屋三間房則租給在戲曲學院當校醫

到了 1956 年，一方面因為汪老師的叔叔一家搬到另一座合院，而空出裡院西 屋和南屋的各三間房共六間，另一方面經由房地產管理局和「街道」的動員私房主 出租私有空閒房屋，這座宅院開始住進更多戶不同人家。外院西屋的唐山老鄉 1955 年底搬走後，被迫地被安排進一名義利食品廠的小領導和他的太太王淑蘭；裡院的 西屋靠北兩間是租給一高中教師袁老師一家，南屋三間房則租給在戲曲學院當校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