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革命進行到底」 ： （後）新時期／後革命時代的文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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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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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提供詮釋鄉土文學更為全面的視角。

一、 繪製帝國圖像：中國現代性下的地景與移動

何謂「中國現代性」？當西方國家已全然成為「現代」國家時，中國卻持續 以「現代化」作為號召，一方面以國家傷痕鞏固領導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快速步 入新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以延續自文革以來的革命動能，尤其著重於經濟以及 顯著可見的城市地景上。1980 年代開始中國快速的改造價值觀與世界觀，然而 中國政治的極權化體制卻展開大規模的文化收編與合法化工程，共產黨主導了文 化場域的自主化，在此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中國延續現代化合法性的目的：其 一，延續自五四以來中國主體建造的渴求，現代化被重新包裝成更加現代的未來 圖景；其二，延續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革命動能，鞏固共產制度的基本權力結構。

精神創傷成為中共合理化文革時期的反操作與策略，透過批評過去錯誤，成功內 化中國極權內在權力結構的象徵暴力，精神創傷也被崇高化，被強制以「療傷」

作為誘導式的編碼，因此中國現今的政策方針依然保留了「啟蒙革命＝中國現代 性」的古老公式，文革時期的大躍進、超英趕美等目標被置換成「中國經驗」與

「中國夢」¹⁸，透過經濟、文化、政治相互參照，得以看出城鄉空間的發展差異 與特有型態，1980 年代的農村經濟計畫、90 年代區域經濟合作、新世紀以來的 經濟龍頭以及大國形象營造，皆給予中國內部與外部新的國族認同與投射媒介，

中國在國際的強盛更引發愛國主義的風潮，而中國共產黨成為最為核心的主導者。

看似線性的進步歷程，不斷被破壞與創造新的世界觀，中國現代性並不只是一種 存在狀態，更是重新反思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契機。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內在邏輯與 意涵成為首要任務，中國脫離西方現代性下的發展模式造就了怎麼樣的國家型態 以及其中的內在問題。

1. 現代性

現代性係指十七世紀以來因啟蒙與工業革命造成社會全然的改變，隨著社會 與經濟體制的改變，都市文化與資本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性已不再是單純等同 於現代化，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現代性是一種存在狀態，也是關於這一狀

18 劉康對於中國是否已然成為世界大國的說法饒富趣味，在 2006 年時劉康在《文化・傳媒・全 球化》的序言中依舊認為中國並未成為一個夠現代的國家，其依據中國官方現代化戰略研究 組的數據，推估中國現代化程度落後美國80 年，經濟程度相差美國 100 年，姑且不論其背後 的政治操作，如同阿里夫・德里克所言許多學者依舊認為中國並非非常現代，甚至抱持自五 四時期以來的「離根」、「病因」的觀點，認為仍有封建的影響。但時隔兩年，劉康卻認為中 國在2008 年一系列的國際活動使中國「被」大國化，暗示在中國依舊有為數不少的學者對於 中國主體建構上的矛盾與自我否定。詳參見劉康：《文化・傳媒・全球化》、《大國形象：文化 與價值觀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1-4。劉康：《大國形象：文化與 價值觀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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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Baudelaire）於都市中發掘的都市流動性。²⁰現代性初期此種狀態被視 為是一種進步的啟蒙話語，哈伯瑪斯（J. Habermas）指出在啟蒙運動後的現代性 拒絕了傳統文化，視理性為真理，並轉化為道德與社會的教化工具²¹，然而隨之

20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臺北：臉譜出版 社，2010 年），頁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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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病因論神話」。我們可以說在一級現代性中的文化交會不具有侵略的目的，

在觀念與意識形態上與二級現代性不同，以海德格的說法視之，二級現代性便是 將世界把握為圖像²⁵，透過殖民經濟畫出世界地圖，塑造西方視野下的世界觀，

因而「離根」代表西方在現代化下全然的理性與科技技術，與過去傳統文化全然 決裂，將現代性的物質進步視為文明發展的準則，科技與現代文化被挪用作為現 代國家的本質，建立西方現代性的優越特權與獨一無二擁有者。達爾文的「進化 論」與離根理智立場相互結合，形成啟蒙史觀的意識形態，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文 明強迫式否決，將殖民活動合法化，同時也解決西方現代性的內在危機，透過優 越與霸權形象轉移現代性的個體迷惘，給予進步與強大的投射認同，韓瑞（Eric Hayot）從晚清以來西方視野下的中國醫療圖像入手，分析中國人自晚清以來「東 亞病夫」系列的印象源頭，其中富含著對於中國原初的貶低，藉由醜化或是誇大 的方式轉向宣揚一種文化位置的優越與文化政治的塑造²⁶，因而「病因論」成為 被殖民國家揮之不去的假設性本質，民族國家逐漸成形，在二級現代性與當今全 球化現代性的交會階段，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成為回應帝國主義 與殖民活動的主要策略，在一系列的權力結構重組與文化轉型後，全世界進入另 一階段的現代性狀態中。

中國自五四時期至共產黨建國以來，持續對抗二級現代性所帶來全面性的影 響，包括教育改革、流行文化、西方思潮等皆企圖改造中國國體，然而影響最深 在於啟蒙話語與達爾文思想所引發的國族主義，西方他者的強勢介入，破壞中國 絕對主體想像的完整性²⁷，馬克思主義與國族主義合流，掀起大規模的愛國主義 思潮，馬克思主義對資本化社會的批判與西方的跨國經濟相互連結，而對階級的 關注被投射為民族弱勢與文明自卑，更甚至擴張成中國內部階級的鬥爭批判，中 國歷經傳統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長期的極權體制與單一民族想像輕易地促使愛國 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快速發展。涂經詒對民國以來眾學者探討所謂「中國性」提出 其中的共同點：

中國本土的思想家研究「中國性」，無論其具體立場有多大的差別，都有 一個共同的出發點：不管是闡揚民族文化中的優點，還是批判民族性中的

25 尼古拉斯・米爾佐夫（Nicolas Mirzoeff）：〈何謂視覺文化？〉，周憲主編，《視覺文化讀本》，（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5。

26 韓瑞（Eric Hayot）：《假想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南京：江蘇出版社，2013 年），頁120-130。

27 破壞中國超穩定結構與絕對主體想像的文化衝擊可追溯至清代中後期，在與西方殖民主義勢 力交鋒的過程，清朝逐漸明白中國只是世界眾國之一，並逐步進行國家轉型。最為顯著在於 國防新政上，並開始劃分國家邊界，不再倚靠自然邊陲。王銘銘：〈國家與社會關係史視野中 的中國鄉鎮政府〉，《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國視角》，（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年），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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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他們都想通過對民族傳統的分析整理，為中國建立起一種符合現代 要求的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或者民族性格（nationalcharacter）， 並以此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他們研究「中國性」，正是爲了要 改造「中國性」。²⁸

中國現代性的進展何以總以革命動能為基礎，起因於中國性存在著一種涵蓋了全 部中國文化的抽象的中國民族性，受到現代性的進化史觀衝擊，民族成為中國現 代性中的核心價值，革命的行動與其說是對體制的反動，更可以進一步的深入地 將革命視為民族進化論與現代化的實現途徑。在往後共產黨建國以來的現代性路

線依然脫離不了與二級現代性特點的糾纏。

2. 中國模式：「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

「中國模式」議題正式出現在 2010 年左右²⁹，劉康將中國模式定義為中國 現代化道路，是相對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另一種路線³⁰，當今中國崛起後隨之而 來提出究竟中國模式代表怎麼樣的現代化路線？中國當前成功依然顯示了一百 多年前的面對現代化過程時的矛盾與焦慮，阿里夫・德里克認為中國現代性的矛 盾來源於現代性的兩個前提，其一為中國始終沒有步入西方現代性模式中，中國 傳統文化無法被認同為現代化發展的基礎，阿里夫言其：「現代與非現代之間的 關係甚至假定了非現代事物同時具有現代性。」；其二為中國現代性不具有西方 現代性的特徵³¹，劉康甚至認為中國當今是「被大國化」，而進入世界體系也同 樣是「被動的」，中國始終視自身為西方現代性的他者，於是當前中國強權的成 功急需尋求西方現代性的認同，因此「中國模式」、「中國特殊論」、「中國夢」皆 是中國承認自身已是現代國家的論述，而阿里夫則以全球現代性的框架宣稱當今 現代性具有多樣性，替中國現代性進入現代性話語找尋認同的契機，在中國官方 與學者一系列致力替中國現代性尋求合法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覺中國現代性一 直以來的內在問題，中國現代性的本質與路線始終無法被全然接受。汪暉認為毛 澤東路線的現代化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³²，起源於中國晚清以來面

「中國模式」議題正式出現在 2010 年左右²⁹，劉康將中國模式定義為中國 現代化道路，是相對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另一種路線³⁰，當今中國崛起後隨之而 來提出究竟中國模式代表怎麼樣的現代化路線？中國當前成功依然顯示了一百 多年前的面對現代化過程時的矛盾與焦慮，阿里夫・德里克認為中國現代性的矛 盾來源於現代性的兩個前提，其一為中國始終沒有步入西方現代性模式中，中國 傳統文化無法被認同為現代化發展的基礎，阿里夫言其：「現代與非現代之間的 關係甚至假定了非現代事物同時具有現代性。」；其二為中國現代性不具有西方 現代性的特徵³¹，劉康甚至認為中國當今是「被大國化」，而進入世界體系也同 樣是「被動的」，中國始終視自身為西方現代性的他者，於是當前中國強權的成 功急需尋求西方現代性的認同，因此「中國模式」、「中國特殊論」、「中國夢」皆 是中國承認自身已是現代國家的論述，而阿里夫則以全球現代性的框架宣稱當今 現代性具有多樣性，替中國現代性進入現代性話語找尋認同的契機，在中國官方 與學者一系列致力替中國現代性尋求合法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覺中國現代性一 直以來的內在問題，中國現代性的本質與路線始終無法被全然接受。汪暉認為毛 澤東路線的現代化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³²，起源於中國晚清以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