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移動性、文化鄉土與疏離美學：韓少功的地方民族誌
第二節 鄉土如何成為一種「中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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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不另闢烏托邦以安置理想性的道德倫理圖景，而是直接尖銳地從社會的卑俗 與人心猥瑣與混濁中淨化，又自日常經驗與人民立場中擷取建構道德倫理圖景的 素材，莫言以對所有一切虛實界線的取消，尋找一種超越性的人性與道德。
第二節 鄉土如何成為一種「中國經驗」
「中國經驗」絕對是「中國模式」中的其中一個環節。中國模式的提出，源 於中國在經濟崛起後的國際身分再確認，中國急於在統一化的全球化模式中，尋 找獨特的路徑，以尋找中國文化集體意識中對前現代絕對主體的替代物。劉康提 出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現代化道路47，劉康認為現代化模式是西方經過幾百年來的 積累，形成一套認知世界的模式，是全面性的世界觀，包括在學術、知識與文化 上，而中國五四時期正是引進這一套世界觀，然而在文化的差異限制下，劉康認 為這一套世界觀不能成為一種世界主義下的通用法則。於理論上，中國對現代化 的反思是必要的，也同樣是必然的過程，然而在中國模式的背後，卻指向了與美 國相提並論的強權模式，包括美國特殊論／中國特殊論，於文化上便顯現在美國 夢／中國夢與中國經驗的範疇中。
如果中國夢指向中國現代化空前成就下的文化盛況與其具體之地景（包括娛 樂、經濟、都市地景），中國經驗則是支撐中國夢的基礎，它被指稱為中國現代 性下的集體經驗與文化精神。很顯然中國知識分子將其連結至民族性符碼之上，
中國經驗成為中國民族性在全球化多元民族主義下，得以被辨識的身分符號，因 因而知識分子必然尋找一個相異西方文化的素材。儘管它具有批判性的成分，中 國在當今大量且快速的收編內部差異民族文化，中國經驗實質上就是中國新營造 出來的想像共同體，諷刺的是，在此種政治性的民族性收編行為上，卻被賦予是 劉康指出中國特殊論的新方向：走向多元、多極和真正的文化開放，以建構人類 的共同價值。48
看似開放的文化經驗，實質上具有嚴格篩選機制，張清華認為中國經驗是中 國在現代化下的各種處境，尤其是如余華所言的經驗：「一個中國人所經歷的當
46 莫言：《紅高梁的孩子》，（臺北：時報文化，2002 年 10 月），頁 204。
47 劉康：《大國形象：文化與價值觀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76。
48 劉康：《大國形象：文化與價值觀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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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歷史，差不多相當於西方人從中世紀到現在幾百年的歷史。」49，換言之，就 是極力描述中國現代性圖像，而文學的作用，正是如實紀錄中國現代性經驗，並 落實至「藝術的主體」50，顯然張清華迴避了文學的批判功能，「藝術的主體」
成為開放性的概念，技巧性地將文學納入大國崛起的符號體系，若以文化與藝術 的視角觀之，羅旺・卡立克（Rowan Callick）觀察中國當局對文化藝術的舉措正 好也呼應張清華的文學的中國經驗：
中國人當然很以自身淵遠流長的文化為傲，也就是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漢文 化。⋯⋯就在大型國營企業積極於海外投資的同時，中國也耗資數十億發展 自己在全球的「軟實力」，向全世界宣揚中國文化。政府設立了上百所孔 子學院以推廣漢語及漢文化。不過，黨吸納和控制文化活動的錯舉，反而 削弱了原本預期達到的效果。⋯⋯因此，中國的畫家、電影導演和作曲家在 海外贏得許多獎項和財富，但似乎卻喪失了他們對家鄉民眾在心智上的影 響力。這正合當局的心意。但官方是不斷絞盡腦汁，才能夠勉強駕馭活力 充沛、慣於逆向思考的創作世界。51
此段論述明確指出中國對文化領域的戰略，與中國經濟制度同時發展，然而文化 領域的多變性與自由，外加文化藝術於世界的普世定義上，本身就具有一定 程度的反制度特質，而中國當局顯然就是正執行收編藝術文化的工程，以達 到宣揚所謂軟實力，儘管文化藝術難以掌控。因此結合張清華的說法，藝術 的主體顯然就是文學上的中國，而中國經驗上的中國，目的不在於呈現中國 在議題上的多元性，在於淡化文學藝術上批判特質，並從中取得政治正確的 面向，以呼應中國對民族性的需。換言之，中國官方需要這些文學藝術作品 中的民族特質，如同中國官方對漢文化的極力推崇，可以使中國不會成為西 方現代性的追隨者，儘管實質上中國正是標準的模仿者。中國經驗的目的就 是提供中國在世界眾多文化中具有身分識別的功用，並且需要符合西方世界 的接納標準。因此對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中國興起一連串對中國文 學走出世界的議題風潮，除了中國經驗議題外，對於中國文學翻譯問題也是 相當熱門，尤其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對中國作品的翻譯尤甚重要，
葛浩文翻譯多部莫言小說，被認定為將莫言推銷至全世界的重要推手，然而 葛浩文的翻譯卻也引起中國經驗與西方普世價值之間的爭論，葛浩文的翻譯
49 余華：《兄弟》後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年）。
50 張清華：〈「中國經驗」的道德悲劇與文學宿命——在杭州師範大學的演講〉，收入《狂歡或悲 戚——當代文學的現象解析與文化觀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 年），頁 79。
51 羅旺・卡立克（Rowan Callick），盧意寧譯：《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
（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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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讓中國民族性的識別特質被取消了？52
因此「中國經驗」被明確的賦予雙重的用途，其一，它必須代表具有中國特 質的民族性身分識別；其二，它同時也要回應西方普世價值。張清華曾詳細的論 述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表現中國經驗，以及指出部分代表性的作品，其對中國當代 文學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關係的說法值得我們細究，進而從中提出為何莫言作品為 何總是被知識分子與主流政治挪用與收編，究竟成為中國經驗共同體想像的準則 為何？中國經驗是否如宣稱上的具有包容性，抑或掩蓋了各種差異經驗的異質性，
目的在完成中國全球化大國形象的戰略目標，最後說明莫言如何擺盪在中國經驗 與西方普世價值之間，莫言小說曾被質疑無深度與非中國性的，但卻又被部分學 者與批評家強烈擁抱，這之中存在許多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藉此得以了解莫言 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位置與價值何在。
一、 莫言的人道精神
我們必須回到對莫言小說「無思想、無深度」負面評價的重新定義上，李建 軍舉出莫言於2005 年演講時的自述：
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思想太過強大，也就是說他在寫一部小說的時候，想 得太過明白，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會大打折扣。因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過 強大的時候，感性力量勢必受到影響。小說如果没有感覺的話，勢必會乾 巴巴的。53
李建軍認為莫言遠離了「思想」，因此使其作品總展現出淺薄與破碎的特質，並 進一步將對思想成分的降低，延伸至莫言缺乏對人類命運的關懷，失去了一名小 說家應具備的社會責任，尤其指出《豐乳肥臀》、《紅高粱》、《檀香刑》等作品中 缺乏價值與意義深度，其因在於莫言遠離了某找道德價值的準則，戀乳癖與戀污 癖所形成的嗜血主義與良善價值背道而馳，因此莫言作品缺乏偉大的倫理精神。
54另一方面張清華卻認為莫言受到關注，就是基於其作品中的人文主義精神，張
52 當前對葛浩文翻譯莫言作品的研究大多朝向是否將中國經驗如實的呈現，如中國文學「走出 去」之如何譯的問題，包括歸化與異化，也就是要呈現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模式，還是呈現異 域風格，此外，忠實與叛逆也是重點議題，在翻譯過程中，是以語言翻譯為主，還是文句意 涵翻譯為主，而葛浩文被視為將莫言推向世界舞臺的關鍵，中國評論界也認為葛浩文在翻譯 上達到很好的平衡。畢冉：〈中國文學「走出去」之翻譯策略及方法——以翻譯家葛浩文為例〉，
《出版廣角》，2016 年 4 月，頁 42-43。
53 莫言榮獲香港公開大學博士學位的演講。引自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新地文學》，第 23 期，2013 年 3 月，頁 111。
54 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新地文學》，第 23 期，2013 年 3 月，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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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以五四時期的文學傳統作為背書，說明莫言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農民文化 的認識、中國當代社會的憂患都呈現其人文主義的面向，張清華將莫言置放在橫 跨中西文化界線的位置上，莫言的人文主義精神不僅承繼五四時期的精神，更體 現了西方普世價值55。在南轅北轍的評論中，莫言對道德倫理的再思考，引發不 同面向的詮釋與關注，但皆圍繞在莫言小說是否能代表中國？他是否展現了中國 特有的人文價值？誠如本章第一節之論述，莫言小說最重要的面向便在於對歷史
／現實中理性規範的批判與反思，並從中建造出新的倫理圖景，因此本章之評論 立場明確的由莫言小說中的人道精神出發，認為莫言小說中的思想是伏藏於敘事 情節之中，其深度來源於小說情節中角色自身的創造性，莫言小說的人道精神之 重要性在於揭示出人於歷史／現實荒謬下的自主選擇，及其承擔選擇後所創造出
／現實中理性規範的批判與反思，並從中建造出新的倫理圖景，因此本章之評論 立場明確的由莫言小說中的人道精神出發，認為莫言小說中的思想是伏藏於敘事 情節之中，其深度來源於小說情節中角色自身的創造性，莫言小說的人道精神之 重要性在於揭示出人於歷史／現實荒謬下的自主選擇，及其承擔選擇後所創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