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國邊緣的異質空間流動：阿來曖昧的地緣政治
第三節 外在異質空間：鏡像功能與歷史除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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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在異質空間：鏡像功能與歷史除魅
《空山》與《瞻對》標誌阿來寫作的新風格與新方向，精神式的家園之外，
阿來關注的尚有肉體的故鄉。《空山》與《瞻對》正是阿來面對實質民族問題的 立場與態度，當羅鵬認為阿來小說中的「聲音」對中國中心主義是具有危險性的，
那此二部小說便是對羅鵬說法最佳的回應，阿來在《瞻對》前言既已表達寫作之 立場：
我寫這本書不是在寫歷史，而是在寫現實。我寫作的目的，是想探求如今 的西藏問題是從哪裡來的，是怎麼演變成現在這樣的，是為了告訴大家一 個真實的西藏。我生活在藏地，寫的歷史往事，但動機是針對當下的現實。
這裡面包含我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管是哪個民族，
都希望這個國家安定，希望這個國家老百姓生活幸福。83
我們可以說，阿來的創作延續中國50 後作家的路線，對中國內部的文化危機抱 持高度興趣，不斷思考中國內部差異文化如何解決不斷變化的價值衝突，以進入 當前全新的全球化現況，我們很難不將這些漢文化邊緣的自我表述視為是自我他 者化，這些他者化的邊緣主體，正參與著中國成為大國的文化工程，缺乏了批判 的功能與動能，尤其西藏在弱化後的民族身分，難以在表述的過程中再發掘出世 界性的身分辯證可能，正如阿來自身所認為的，西藏問題只是中國內部的文化衝 突而已，阿來要處理的是西藏如何成為藏族，藏族如何代表中國，中國又如何像 劉康所言將西藏收編為國際戰略的用途。《瞻對》成為中國官方贊同的西藏話語 代表，其因可能在於《瞻對》與《西藏文化的保護與發展》白皮書不謀而合84， 其白皮書中最重要的便是以西藏近現代歷史的重述，重構西藏的中國民族身分。
顯然，中國試圖跳脫殖民主義在西藏的凝滯，一改對西藏主權的強硬宣示，採取 全球多元文化主義的表述路線，包裝中國作為西藏文化資本的合法性，強調西藏 文化與歷史之主體性、現代化的經濟起發展與傳統文化的復興，策略性地挪用寰 宇主義與普世價值的論述規則，中共握有收編西藏的絕對條件。當達賴喇嘛十四 世遷移至達蘭薩拉後，便已喪失地方與傳統文化來表明國族身分的優勢，宗教本 身難以形成認同的社群，總是受到在地文化的影響而形變，阿來於小說中不斷地 重申此觀點，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凝聚認同的媒介顯得薄弱而無力，相反地，中共
83 阿來：〈我不是在寫歷史，而是在寫現實〉，《瞻對》，頁 5。
84 劉康：《大國形象：文化與價值觀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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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了西藏認同的新媒介，在西藏特有的地緣政治之下，以「地方」根著與「歷 史」的流動作為中國民族身分的根源，儘管其中依然存在難以釐清的爭議，而全 球多元文化主義在受到跨國的資本流動介入之下，本身也同樣危機重重。
就目前對阿來的創作態度論之，很容易地被認為是少數文學所實踐出的表 述，是藉由漢語的創作來加入中國民族的行列，並共同生產中國性，如同史書美 認為華語語系也可以表述出「中國中心主義」，以鄉愁式的態度回應中國，視中 國為其本源或價值根源。85西藏本身不存在如離散華人的永恆鄉愁，以阿來為例 的藏族作家，面臨的是政治性身分的抉擇，這些作家確實以主流語言融入建立中 國性的行列，在文化差異之下如何形塑共同體的想像，一種政治性的解讀是我們 必然朝向的方向，這種表述的空間存在許多值得我們探究的曖昧。在一篇討論 2015 年媒體對新疆與西藏的報導分析中86，論者以極為不友善的言論，批評十四 世達賴喇嘛於國際之間的求援，以及中國話語下的西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在 2000 年後對西藏論述的規律。其一，盡力地削弱西藏與藏人行政中央（簡稱噶 厦政府）之間任何得以形塑共同體的契機，包括達賴喇嘛以西藏安多人（於青海 一帶）的身分表述，也被視作其國際能量的喪失；其二，以中國經濟崛起與大國 形象以展現中國性的絕對優勢；其三，回歸歷史的重述管道，以及中國邊界的模 糊，以塑造中國民族融合之盛況，在這篇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的論文之中，完全 符合中國當前對西藏的治理策略與其國際形象，中國的多元文化主義顯然得要在 一定的規則中，才有表述身分的可能性與空間。
回歸至阿來小說的討論：中國如何在以漢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性中，以及在既 有的策略性論述下，挪用藏人作家之創作以維繫西藏對中國性的忠誠？多元文化 主義的危機如何在看似穩固的各種表述中被顯現出來？阿來在進入中國民族性 的身分範疇中，又如何與其努力追尋的西藏主體性妥協？我們必要剖析阿來小說 中所釋放的「民族團結」與「民族交融」的暗語，以理解中國試圖建構的新西藏 話語的陷阱。
阿來在《空山》與《瞻對》中，如實的呈現整個大藏區的邊緣性，積極的處 理「漢藏問題」，試圖解釋西藏問題的前因後果，以及呈現對西藏作為中國民族 的當代處境。我以為可將阿來筆下的藏區：《空山》中的「機村」與《瞻對》中 的「瞻對」視作傅柯指出的異質空間，阿來除去西藏烏托邦想像下，將藏區視為 脫離中國與噶厦政府而獨立運行一套社會機制，得以藉此界定與構成中國性的中
85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58。
86 孟鴻：〈2015 年媒體對新疆、西藏報導之分析〉，《中國邊政》，第205 期，2016 年 3 月，頁 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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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來源。而阿來對藏區歷史的重述與整理，卻無意間的呈現藏區作為異質空間 的歷史形式與功能，關於異質空間與主體的關係，龔卓軍指出：
尤其是異托邦，作為鏡子，是不同的主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之所以會形成 主體的一個基本的域外條件，這些條件會讓他形成內在的相關建置、裝置 與認識，讓他產生某種感覺，自認為他是一個主體。87
將異質空間視為一種鏡子，那麼在形塑主體的過程中必然要經過異質空間的界定，
我們可以說中國自晚清開始，在變動的藏區中看見中國自身，如同照鏡一般，藏 區使中國獲得可見性，同時也使噶厦政府獲得可見性，藏區成為兩方的異質空間，
藏區作為地方空間，不斷地摺疊不同歷史時間，界定中國或是噶厦政府如何成為 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阿來認為形塑西藏主體性的另一路徑，正是透過歷史與現 實的陳述以完成，反而在其邊緣性與紛雜的過去中，證實西藏主體性的空缺，我 以為阿來的對政治性身分的抉擇相當明確，而其弔詭之處並不在於其抉擇，在於 阿來依循與主流政治相同的路徑，與阿來致力完成的目標相違背，無意間地宣示 西藏民族性的永恆匱乏，這也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共同宿命，只不過西藏處於 全球性政治勢力衝突的夾縫之中，牽動著大國權力的競逐，以及穩定大國主體想 像的關鍵，以至於成為中國全球多元主義的破口。
西藏至今仍就是爭議不斷的地區，除了實質的政治因素之外，它始終被視為 確認主體的媒介，而不是作為一個確切的民族個體，如同《空山》所言：
這個族群的人們也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最最需要的，就是作為人，
而不是神的臣僕去生活。88
阿來也意識到西藏最需要的是穩定的主體想像，不是任何霸權的策略性挪用，然 而阿來的試圖釐清的藏地歷史，一旦承認了歷史進程的結果，同時也承認西藏在 現代性中的宿命，所謂作為「人」，變得曖昧而模糊，阿來既想在中國民族身分 中找到曖昧的空間，以表述主體性，又必須面對中國中心主義的強勢位置。阿來 對藏地身分的自我表述，在進入中國中心主義後，是否已然喪失變革性身分認同 的表述功能？還是在失能的身分認同中仍有最後的掙扎？
87 龔卓軍：〈異質空間的移動——從詩學空間到網絡空間〉，《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 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 年），頁 380
88 阿來：《空山》，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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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尋找「西藏」：中國中心主義下的民族性
阿來對原鄉的想像與追尋遭受到部分批評，有論者認為阿來基本上是從小就 失去本族文化記憶而完全漢化了的當代藏邊青年89，另有論者以漢語寫作的角度 以為漢語寫作下的西藏，早已不是純粹的西藏，而是「被劫持的西藏」。90此種 說法原則上是正確的，以文化記憶而言，阿來出生的1950 年代，西藏就已是現 代性的混雜狀態，阿來就是在逐漸喪失的文化與其殘餘中，回溯記憶與想像中的 原初性，因此不可否認，任何當代作家寫的西藏文學，都是已然是追憶或想像的 陳述，以《空山》為例，第一章〈隨風飄散〉中的時代大致以1950~1960 年代左 右為主，以一名孩子「兔子」受鞭炮炸傷而傷口感染致死為主軸，阿來並置了原 初的想像與現代性，呈現藏地價值觀的極大衝擊，巫師不再能治療疾病，而改以 醫生與眼藥水、天葬代表的靈魂飛升被火葬與土葬的漢文化取代、喇嘛被共產黨 強迫還俗或治罪、封建迷信的外來語介入，從外在變化逐漸鋪陳至兔子父母恩波
阿來對原鄉的想像與追尋遭受到部分批評，有論者認為阿來基本上是從小就 失去本族文化記憶而完全漢化了的當代藏邊青年89，另有論者以漢語寫作的角度 以為漢語寫作下的西藏，早已不是純粹的西藏，而是「被劫持的西藏」。90此種 說法原則上是正確的，以文化記憶而言，阿來出生的1950 年代，西藏就已是現 代性的混雜狀態，阿來就是在逐漸喪失的文化與其殘餘中，回溯記憶與想像中的 原初性，因此不可否認，任何當代作家寫的西藏文學，都是已然是追憶或想像的 陳述，以《空山》為例，第一章〈隨風飄散〉中的時代大致以1950~1960 年代左 右為主，以一名孩子「兔子」受鞭炮炸傷而傷口感染致死為主軸，阿來並置了原 初的想像與現代性，呈現藏地價值觀的極大衝擊，巫師不再能治療疾病，而改以 醫生與眼藥水、天葬代表的靈魂飛升被火葬與土葬的漢文化取代、喇嘛被共產黨 強迫還俗或治罪、封建迷信的外來語介入，從外在變化逐漸鋪陳至兔子父母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