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鄉土修辭的刮除重寫：新時期中國現代性／民族性的文化語
第二節 「根」的轉向：中國新時期鄉土小說的轉折點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驗主已表現中國文學的當代特質，從現代性／民族性中擷取日常經驗，張清華隊 中國經驗的解釋顯然也落入中國模式的路線上，忽視經驗中的差異性，尤其在中 國鄉土文學的各種日常經驗寫作中，是否都能以中國作為認同的投射，抑或只是 以地方性為基礎，在這點上中國經驗便顯得不合宜，中國經驗成為文學與文化領 域的另一種中國模式，用以對抗「世界文學」的範疇，鄉土文學或中國文學所書 寫的經驗是否能真正的被冠上中國經驗的框架，這有待思考。然而這些議題皆提 醒我們不能將中國文學中的地方性經驗同一化，中國經驗的術語充滿民族主義話 語的陷阱，中國民族性本身就帶有抹除異質性的特點在，在全球化跨民族的語境 下理解為跨地方，展示民族性內在差異，肢解中國現代性／民族性的邊界，不再 以中國理解中國內部族群，這是有待突破的困境。
第二節 「根」的轉向：中國新時期鄉土小說的轉折點
當代中國「鄉土」文學的分類工程是值得重新審視與檢討，「鄉土」作為中 國當代小說的再分類與文學修辭，打破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文學與意識型態的牽扯，
透過更為中性的集合性名詞去囊括自尋根文學以來重新關注「地方」的趨勢，中 國現代性建構於進步史觀之上，自民國初起直至文革時期，便持續在線性時間軸 上復辟皇朝情懷，對於歷史的認知建構在時間節點的二元區分，新／舊、現代／
封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魯迅以來，衝破對立軸的手段在於處理西化與 國民性問題，而國民性改造工程在文革時期被放大至破除「封建餘孽」的革命能 指上，楊小濱曾指出自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作家如何在現實主義敘事上自我分裂62， 使得先鋒文學得以自中國現代性中找到解構的契機。跟隨中國後現代的線索，解 構歷史主體的方式似乎不只存在於敘事的自我分裂之上，隨著當今文學鄉土修辭 的發展以及中國當代作家大規模的處理「鄉土經驗」，「地方」似乎成為特殊的歷 史源起形式，企圖處理自先鋒敘事形成的認識論：主體的分裂解體，重新建造認 同政治的場域，莫言早期的小說語言實驗中同樣的暗含對於土地的永恆見證63，
「鄉土」不再只是中國作家依靠本質抑或本土經驗如此單純的寫作反思，「鄉土」
提供中國作家一個不同於先鋒敘事的解構模式，得以處理中國現代性／民族性之 間的衝突與相互收編，進而試圖安置文革精神創傷的殘餘，「鄉土」的複雜化具
頁82
62 楊小濱：《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 年），
頁25-36。
63 莫言的創作自《紅高粱家族》開始都有其地域的特色，並著眼於地方空間上現代化與原初土 地精神之間的衝突、融合、變化等，如《生死疲勞》、《蛙》等，許多研究皆以其中國魔幻寫 實主義來分析莫言如何再現鄉土。
‧
贊奇（Prasenjit Duara）所揭示的啟蒙線性史觀與目的論64，國族主導重建古老帝 國的使命，喚起晚清文人經世濟民的共同體想像，民族主義與國族的合流積極介 入改造中國的行列，然而晚清的敘事模式與認同機制卻異於當時的假設性目標，多數研究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語言實驗轉向」，歸結在於自五四時期現實 主義的悖論65，而忽略自清代皇朝被迫分裂至國族意識時業已形成的認同差異，
羅鵬（Carlos Rojas）透過分析晚清視覺隱喻轉化小說敘事的主體形構，於晚清 小說之中便存在了「內向的自省，一種向自身內部擴張、捲曲的姿態」66，與梁 克（Jaroslav Průšek）論述的延伸指出：「好的文學必須是道德完美的作品，它所 以被認為『真』是因為它『實』」69，現（寫）主義的敘事模式被賦予民國時期
66 羅鵬（Carlos Rojas），趙瑞安譯：《裸觀：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 年），頁36-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民族主義與國族的代言人，同時積極將文學表現為個人道德崇高的如實再現。楊 小濱則接續李歐梵較為簡略地分析成果，觀察現（寫）主義的道德崇高表現在敘 事上自我分裂，尤其在魯迅與茅盾處理精神分裂與心理分析描述時無意間的自我 矛盾70，正好應和李歐梵對於現（寫）實主義模仿論中「區別又依賴於其所描繪 的世界」71，而這自我矛盾卻形成巨大的解構能量，伏流於五四時期至文革時期 之後，作為先鋒小說利用語言實驗解構宏大敘事的遺產。
回顧自晚清小說至五四時期現（寫）實主義的文學脈絡，中國長期以來依賴 的敘事系統必然自我分裂，現（寫）主義誤讀進入民國時期的民族話語，雜揉
（hybrid）抒情傳統，顯現中國現代性認同政治的複雜結構，文學救國－現（寫）
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在文革結束之後的新時期，依舊影響中國 新民族話語的建構。
二、 重整現代性／民族性：文學範式的轉型歷程
簡略考察自晚清到1940 年代的文藝發展，現實主義的翻譯挪用，來源於中 國崇高美學的傳統，循著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性主體的理論化分析，現實主義對 主體的迷戀一直左右著中國民族話語建構的進程。晚清以來的政體改造工程，不 僅僅是中國內部的結構的重整，更是中國不斷確認自身於全球化體系位置的策略，
中國便不斷循著崇高美學與現實主義的再現試圖描繪自畫像，現代崇高形象依循 理想自畫像反覆回魂，如同毛澤東所言：
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 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
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 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 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72
毛澤東掌握現實主義傳統脈絡，配合蘇聯文學的影響與中國化馬列主義路線，黨 性與明顯的清規戒律底定了中國到80 年代的文學發展狀態，現實主義文學範式 的轉型已然成形，政治文學「一體化」具有更大能量的認同改造，崇高理想被視
70 楊小濱：《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 年），
頁25-36。
71 李歐梵：〈論現代小說的承繼與變革〉，收入至張檸、董外平編：《思想的時差：海外學者論中 國當代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97。
7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頁 87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覺傳播與公式化現實主義「大眾化」，提供新的認同投射對象，所謂馬列主義中 國化的認同機制，便是毛澤東掌握製造崇高自像畫的主導權，策略性的轉化中國 現實主義的再現凝視，創造一系列革命能指（大多是轉化凝視蘇聯形象）作為凝 視自我的媒介，提供共產黨統治中國新民族話語（新民主主義），給予大中國的 所有人確認自己在世界圖景中的位置，然而毛澤東的願望顯然不只是提供確認全 球化體系中的位置與認同投射，毛澤東更偏好認同投射中的原初慾望激情形成的 集體動能，認同過程所產生的原欲能量是最穩固的政治權力。
現實主義在1949 年之後歷經不同程度的轉型，不斷給予毛澤東新的革命動 能，關鍵在於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問題，黃淑祺整理出40 年代王實味「野百 合花」雜文事件、50 年代胡風與周揚等人的爭論，以及「雙百方針」時期的文 學討論73，皆是圍繞著現實主義所再現的「真實」為何？當毛澤東迫切地將文學 與政治意識型態連結的同時，「虛構的真實」執迷於渴求主體性的重現，現代性 主體勢必成為能指的延異過程，「中國」的「中」在毛澤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 路線下被隱喻地崩解，毛澤東只能不斷製造主人能指（宣傳畫、標語、革命現實 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文學路線的典型人物）去維持政體與主體的穩固（儘管這 個虛幻的穩固在文革失敗後被揭穿真相）。
文學範式的轉型與中國主體投射認同的轉變密切相關，自五四時期以來現實 主義討論至文革前期的現實主義改造，便隱喻地預示中國主體認同的後現代性到 來：主體認同媒介的不停置換、主體缺席、將他者凝視佔為己有（崇高形象）到 文革結束後的屏幕投射，現實主義影響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甚至持續作用在當 代中國文學的創作與批評中。文革結束後的精神創傷遲至1980 年代才得以透過 新文學範式的崛起而處理，80 年代的新文學範式對於解構文革時期的主人話語 產生高度的興趣，與其將其框架在文革對於人性的壓抑，不如回歸自五四時期以 來現實主義文學的主體缺席與精神失落，在新時期的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被重新 召回，表達形式雖然不同，尋根文學積極而正面的處理文革號召回歸土地的典型 化虛假；先鋒文學則透過五四現實主義在心理描述便已形成的語言分裂與現代派 語言技法結構宏大主體，不難發覺，中國傳統對於現實主義美學的主體再現渴求，
如同幽靈般地纏繞於中國當代文學場域。
中國共產制度的政治操作，對於目前的中國文學發展依然具有控制權，革命 尚未結束，中國依舊尋求一個確切的主體，「後革命」新路線將進行到底，共產
中國共產制度的政治操作，對於目前的中國文學發展依然具有控制權，革命 尚未結束，中國依舊尋求一個確切的主體，「後革命」新路線將進行到底，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