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刑法第 5 條第 11 款之增訂是否有其實益，亦即達到保護本國人民 之目的，有學者認為「本款之增訂，其實宣示與象徵意義較大，能發揮

286 惟被害人國際管轄原則未獲各國普遍認同。見：徐克銘（2002），＜從國際法觀點論刑事管轄權 基礎之屬人原則＞，《法律評論》，68 卷 12 期，9 頁。

287 姚思遠（2016），＜肯亞案之管轄權競合及遣送問題＞，《月旦法學雜誌》，253 期，9 頁。

288 蔡佩芬（2016），＜肯亞詐騙案簡要分析＞，《台灣法學雜誌》，296 期，89 頁。

289 柯耀程（2017），＜補破網＞，《月旦法學教室》，171 期，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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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意義的地方並非喧擾多時的『肯亞事件』，也不是境外臺灣人對中 國人或在中國進行詐騙之情形。本條款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是在 臺灣人於其他國家犯加重詐欺罪，且被害對象為外國人情形」²⁹⁰此應係 我國與中國大陸間主權爭議下無法避免的結果。

從司法實務審判角度來看，跨境、跨國詐欺罪的取證極為困難，例 如被害人是中國大陸民眾，究竟被害人是遭受哪一批詐騙集團所騙？同 一批詐騙集團究竟騙了哪些人？得款多少？不僅加害人與被害之間的因 果關係難以勾勒，連犯罪證據、證物、被害人供詞都難以取得。此外，

散布在其他國家的臺灣詐欺犯，真正最後能夠接受臺灣刑法加以審判的 關鍵，是必頇克服「人」與「卷證」一起移送回臺灣，才有辦法審判。

目前新修正之刑法第 5 條，目的是想要使在國外違犯電信詐欺之臺灣犯 罪人，也能根據臺灣的刑法接受審判。然而，這樣的修法並不會帶了什 麼樣的實質意義，因為除非實務見解變更，或是「中華民國領域」之概 念變更，甚至修憲解決我國領域爭議，否則現行實務見解完全可以解決 管轄權的問題，亦即即便臺灣人在肯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對中 國民眾進行電信詐欺，只要人送回臺灣，一定可以根據臺灣刑法受審。

修正刑法第 5 條之後，反而會令人疑惑，是否除了電信詐欺外，臺灣 人在中國犯了普通詐欺罪，詐騙中國民眾，或涉其他犯罪如毒品罪、通 姦罪，尌無法根據臺灣刑法處罰。²⁹¹

附帶一提者，刑法第 5 條應係對於本國之國家法益或社會法益之保 護²⁹²（從該條其他款所列為內亂罪、外患罪、妨害公務罪、偽造貨幣罪 等可知悉），立法者將加重詐欺罪納入刑法第 5 條，似乎也肯定本罪之 保護法益包含國家及社會法益。

290 王皇玉（2017），＜加重詐欺罪之解釋與適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 期，79 頁。

291 王皇玉（2017），＜加重詐欺罪之解釋與適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 期，80 頁。

292 王皇玉（2017），《刑法總則》，修訂三版，81 頁，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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