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來自底層的挑戰：社區衝突與競選參與
第二節 居委會選舉和社區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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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升高擴大而成。近年來中國大陸發生的官民抗爭事件，起因是官民之間缺乏 溝通所致，使由下到上（button-up）的抗爭方式成為可能，因為他們抓住了地方 官員對基層「不和諧」行動的擔憂（O’Brina and Li, 2006:11）。63
由於受限於正式政治參與途徑，使得民眾會透過各種方式向政府發聲或影響 公共輿論間接給政府製造壓力。制度外的利益表達方式雖然是官方所不樂見的，
認為這些行動會引發社會動亂，但卻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爭手段。這些途徑相較於 一般的訴願途徑更具效果，這同時也是 McAdam、Tilly 與 Tarow（2001）關注抗 爭事件時，更注意非制度性的抗爭行動，認為逾越體制界線的行動能產生更具破 壞性的政治結果。
針對現階段中國大陸維權事件的抗爭意義，于建嶸認為這些行動與社會運動 在意義上還有很大差距。他提出三點觀察如下：第一目前維權抗爭事件多是為了 私人利益，不是權力之爭，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性。第二，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
抗爭者會盡力依照國家的規則行動，尤其表現在基層抗爭針對撤換或處罰地方幹 部，並未攻擊中共的威權政體本質（Cai, 2008）。第三，發起抗爭行動的以弱勢 者為主（于建嶸，2010:45-46）。綜上所述，尋求損害賠償的意義遠高於爭取權 利，意味著抗爭行動主要是維護自我利益，並未升高到共同利益為集體訴求。導 因於此，本節將從缺乏政治資源的選舉競爭進行觀察，討論政治弱勢方的抗爭行 動模式。
第二節 居委會選舉和社區抗爭
本節以三個案例說明居委會選舉在社區動員以外如何直接與居民產生連結。
63 「從烏坎看什邡：維權與維穩並非對立」，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21/6/1/2/10216125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6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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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情況依照激烈程度分別為「事前預防」、「策略聯盟」、「堅決對抗」。
一、事前預防：塘村社區的賽鴿事件
642012 年浦東新區塘村社區換屆直選前出現令居委會緊張的「賽鴿事件」。塘 村社區屬於中產階級商品小區，為街道裡評選的示範社區，有良好建置的社區網 絡，以及以「戴老師議事會」聞名於街道的社區諮詢機構。事件的起因，出自於 一戶九樓住戶養了一群賽鴿，影響整樓棟居民的環境衛生。由於，賽鴿習性會在 飛回鴿舍前的瞬間排泄，不會在屋裡排泄，於是排泄物就會撒落在八樓以下區域，
影響整樓棟的衛生，其他居民不時跑到居委會抗議。但是養賽鴿的蔣先生強調自 己是賽鴿協會會員，有權利養信鴿。雙方堅持不下。即便居委會上門做過好幾次 協調，蔣先生態度很強硬，就是不肯改善，導致事件僵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直到時間逼近居委會投票日，黨書記擔心這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希望能盡快 解決。由於這件事情拖了好長一段時間，居委會都遲遲未能給受害居民一個交代 居委會便擔心受影響的居民可會藉由選舉鬧事。另方面也怕這段時間持續的溝通 協調也會引起蔣先生的不滿情緒，促發他到選舉現場鬧事的可能。因此，在選前 的工作會議上，選委會拍板決定穩定社區工作更勝於解決社區問題，賽鴿事件被 認為是本次選舉的頭號不安定元素，為了避免持續的協調，讓蔣先生感到反感，
給予他藉由選舉鬧事的機會，選委會決定暫時停止對他的思想工作。另外也對受 鴿舍影響的居民說明，等到選舉結束後，再委由新任的居委會對這事件進行徹底 解決。
於是，居委會直選平安無事順利完成後，居委會、黨總支、社區議事會針對 這問題再次開會研議解決方式。最後，由一位議事會成員上網查詢了城市賽鴿飼
64 本案例資料來自報導人 C 研究生與 T 研究生。訪談編號 H0710、H0712。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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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規則，《上海市信鴿飼行為規範專項工作要求》規定上海市的內環線以內不能 養賽鴿。65後來根據這條法規，要求蔣先生必須移走鴿舍不然將報請有關單位處 理，才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案例凸顯意義為，社區管理幹部對選舉鬧事的擔憂，會試圖盡一切努力 防止居民干擾選舉進行的可能。大多數社區選舉的結果其實都早已妥妥的由基層 黨組織掌握，政治菁英最擔憂的無非是出現非預期的鬧事。投票日如果不安寧，
將一舉破壞之前所有的工作準備。民眾鬧事雖然不會撼動選舉結果，卻會給基層 幹部帶來「政績不保」的隱憂。鬧事，代表社區黨政幹部沒有處理好居民矛盾，
凸顯其能力不足，加上直選屬於指標性的政治任務，勢必影響年終的績效考核。
因此，選舉這類大規模的社區活動，社區幹部會求穩當，降低民眾將選舉當作一 種政治要脅的可能性。而這種怕出事的心態，很大程度的影響基層政府的行動模 式，迫使基層政府面對社區要求時必須妥協（何艷玲，2007），卻也是因為這種 政治問責制度，正因為有吵就有糖吃，給予民眾以用鬧事作為要脅政府妥協的手 段。
二、策略聯盟：黨組織與社區的結盟
66本案例出現在一個中產階級社區，業主委員會掌握鉅額的房產維修基金的使 用權，使業委會成為居民想要爭取的標的。同時，社區並存在有關公共設施的紛 爭，例如位於社區內的休閒會館，當初建商承諾落成後會提供居民免費使用，交 屋後卻發現會館已經被外包出去對外經營並對居民收費。而外來人群進入社區使
65 http://2010.qq.com/a/20090623/000044.htm。法規規定自 2009 年 6 月起需要依照法規飼養賽鴿。
66 本案例 2006 年訪談資料來自報導人 Y 小姐與福英居委會，特此感謝。訪談編號 2006082537a、
2007080804a。有關福英社區的選舉過程，可參考團隊成員的研究成果 Ching-Ping Tang &
Chung-Yuan Chiu, 2008,“Democratizing China by Defective Elections? Pluralizing Communal Politics in Shanghai,”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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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娛樂設施，成為社區安全管理上的一個隱憂。因此，選出代表社區的業委會成 員是該社區的當務之急。在 2006 年，兩個選舉時間一前一後的接續舉辦，居委 會選舉時間早於業委會兩個月，於是居委會選舉成為有意爭奪業委會人士的前哨 戰。
早期階段有兩派人馬表態想要競爭業委會。其中之一是退休大學教授李先生，
他宣稱自己與上級政府關係良好，非常積極的希望能贏得居委會選舉，他將之視 為通往業委會的墊腳石。李先生參與居委會競選的原因是，居委會是業委會與物 業管理之間的抗衡點，如果能利用政府身份與物業互動會更有利。此外，居委會 作為行政組織能夠為接下來的業委會選舉提供投票動員的網絡資源。
另一批想進入業委會的人是由工程師 David 帶領的一群年輕人。他們的訴求 是，希望推動社區公共設施的現代化，例如安裝網路線路，設立社區論壇等。為 此，他們先在網路上建立社區網頁與開設電腦培訓工作坊來推廣理念。為了落實 這理念，需要社區經費的投入也勢必牽動到與物業的溝通。因此，他們認為選上 居委會有助於將來推動社區建設與物業的協商。於是，居委會選舉變成這兩派人 馬的競爭，使得該社區首次居委會選舉變得異常激烈。
選戰的前期階段由熟悉政治技巧的李先生取得優勢。他藉由推銷自己的專業 抨擊目前的業委會籌委，指控他們收取物業的賄絡，並將對方罪證向上級政府提 告。這件事搞得社區烏煙瘴氣的，李先生並自恃有上級政府關係而氣勢更為高張，
自信認為居委會與業委會選舉都將是囊中之物。接著，兩陣營的競爭升高到個人 攻擊。居民開始不滿書記沒能處理這兩派陣營的紛爭。黨書記蔡先生，在這兩派 當中顯得弱勢，一方面他缺乏李先生的上層關係，二方面他不住在社區，僅是黨 組織派來管理社區的基層幹部。書記不作為的原因為，一是李向政府上告社區問 題，使社區黨組織不願意支持他。其次是，黨在中產階級社區中的資源與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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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弱勢，只能等待時機來處理這兩派。同時，蔡書記非常小心的維持兩派平衡。
直到書記認為李派陣營的行動已經過於猖狂開始不受居民歡迎，便選擇開始與 David 陣營溝通。
同時，書記出手組織社區行政網絡（樓組長/居民代表）。先從活絡黨員組織 開始，隨後將網絡擴大到社區文娛團體的成員。書記發覺到社區活動中是以最活 躍的六個家庭（以下簡稱為六人眾）為意見領袖，人脈最廣。透過他們在社區綿 密的人際網絡，擴張黨的動員體系。並從六人眾當中，邀請高大嬸擔任居委會主 任候選人，高是傳統忠於黨國類型人物。書記承諾幫忙落實 David 派的訴求，透 過關鍵六人眾的支持與人際網絡，最終在初選過程中動員網絡力量刷掉李陣營的 人選。確定正式候選人後，剩下的工作就只是完成上級要求的高投票率。
本案例凸顯的是，相較於中產階級社區的臥虎藏龍，黨組織在此顯得勢單力 薄，需要借助社區結盟才能順利完成選舉工作。這種合作模式潛藏的危機是，一 旦結盟中的合作破局，居委會將回歸原先的弱勢。更有甚者，經過後續訪談了解，
六人眾參與居委會後，反倒發現這是一個沒有政治影響力的單位，對他們來說從 事居委工作純粹是付出與服務。後來內部行動分成兩派，持續服務與退出，退出 者則投入業委會的組建或組織社團活動，儘管如此不同行動選擇並未影響他們之 間的互動，附加效應是居委會從此為他們所看扁。居委會的存在對他們來說可以
六人眾參與居委會後，反倒發現這是一個沒有政治影響力的單位，對他們來說從 事居委工作純粹是付出與服務。後來內部行動分成兩派，持續服務與退出，退出 者則投入業委會的組建或組織社團活動，儘管如此不同行動選擇並未影響他們之 間的互動，附加效應是居委會從此為他們所看扁。居委會的存在對他們來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