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來自底層的挑戰：社區衝突與競選參與
第三節 社區抗爭與居委會選舉的資源動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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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抗爭與居委會選舉的資源動員分析 一、為何選擇居委會作為抗爭管道？
（一）認為居委會有公權力對解決社區糾紛有幫助
福英、崎同兩社區後續發展最有趣的共同結論是，居民合力選入居委會後，
對居委會能發揮的影響力皆大失所望。居委會作為政府在社區代言人，被視為具 備直通上級政府的管道，有能力替百姓與跋扈的物業管理公司打交道。換言之，
若能選入居委會，就代表具備官方身份為社區發聲。然而，社區人士在與居委會 接觸後才發現並非他們所想的那樣。根據 2009 年的福英社區訪談，六人眾當中 擔任業委會副主任的圖大媽指出：「居委會沒什麼影響力的，上屆選舉大家搶破 頭，現在根本沒人想選了。你看那個四樓的高大嬸，還是主任啊，他是黨員啊，
熱心的人就去做唄。她也做得很累了。」68 總而言之，居委會這樣的九品芝麻 官在中產階級社區幾乎沒有影響力，甚至有些居民的政府關係比居委會更有力。
對這些中產者來說，居委會存在的價值在於，如果社區組織之間發生糾紛，業委 會勢必是扮黑臉為業主爭討權益，居委會則可以扮折衝的白臉角色，在物業或政 府單位之間協調使兩方都有台階下，讓紛爭能更快落幕。因此，在中產階級社區，
如果說物業公司維護的是公共硬體設施，居委會的功能就相當於社區軟體，協調 居民生活的組織活動。
（二）缺乏政治參與管道
第二個解釋是，居委會選舉是中國大陸少數的政治參與管道之一，也是抗 爭性異議政治的舞台。何豔玲（2007）指出在缺乏適當政治管道下，尋求與政府
68 支持高大嬸持續擔任主任的動力是工作當中的成就感，如果有居民因為他的服務受益，就會 感到工作值得。福英社區的積極份子沒有生計的擔憂，大多是國企白領退休，支領的退休金甚至 比主任薪水還高。訪談編號：20070808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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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有三個途徑：個人單打獨鬥、集體上訪，或是有組織的持續集體行動。其中 除了上訪外，都非官方核准的正式管道，這說明中國大陸民意訴求伸張管道的缺 乏。一般來說社區採取的行動策略的選擇，會受到本身所具有的資源影響（Weir, 1999）。「抗爭」（protest）通常是最缺乏資源的選項，藉由抗爭的曝光作為影響 或參與權力的進入管道。其次是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包括選舉、各 種政治活動，爭取政府機構或政治人物的支持。第三，網絡參與（network participation）被認為是培植組織影響力的重要策略。透過與私部門連結並從其他 組織中獲得資源。這種奠基於基層的日常抵抗，是最因地制宜的弱者策略，其目 的並非是為了推翻體制，而是讓他們在既有體制下將損失降到最低（Scott, 1985）。 從本章案例來看，由於政治參與管道效果有限，需要結合政治參與和抗爭行動來 破壞黨國的儀式性活動，來加強行動的破壞力並凸顯訴求，迫使政府理解來自底 層的強烈意念並試圖能藉由這樣的行動獲得政府的正向回應。
三、社區的行動策略
（一）社區行動集結的機會成本
社會運動理論的生命歷程論點，從個人的參與條件出發討論哪些條件民眾會 參與社會運動的論題。經過調查，McAdam（1988）發現即便再強大普遍的運動 議題，例如美國民權運動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都不見得每個人會參與，
個人行動會受到個人的時間有無、金錢寬裕與否、興趣方向等等考量所影響。同 樣的，社區行動也是如此。正如何艷玲觀察的廣東垃圾壓縮站事件，街區集體行 動的組織者便是由幾位退休老人發起，原因是老年人相對於年輕人是社區空間的 密集使用者，對空間的感受會格外敏感，此外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蒐集資料，調查 社區可動員族群背景，投入時間拜訪居民組織群眾等（何艷玲，2007: 18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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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班族來說，平時工作繁忙，不會參與無管緊要的社區活動，除非是威 脅到房產的維權事件，才會立即激起他們的社區感（劉淳，2008）。深圳的南庄 Ｇ小姐：「維權跟我的房子有沒有關係？那肯定啦！我和老公兩人一起來深圳打 拼…那是我們一手一腳造的家。一根筷子都是我們買的」（劉淳，2008：183）。
顯示，社區集體行動代表的是物質與生活空間相結合的地方利益（local-based interest）。回到本章的觀察案例，福英社區最為活躍的六人眾都是退休的社區活 躍人士。他們有閒、有能力，不缺生活費，以積極的態度在擅場於各類社區活動，
為自己營造社區生活，並努力提升社區生活環境。
（二）行動呼籲：拉動社區居民動員力
從上一段可以發現，房產直接利益是能夠號招社區全體的行動呼籲（Tomba, 2005; 唐娟，2006）。簡言之，必須觀察社區事件的發生有無產生牽動多數居民 的動員力，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非組織意圖的候選人是否被提名為正式候選人。
崎同社區兩位抗議事件骨幹，通過選委會初選成為正式候選人。由於先前發生的 逮補事件，使參選人狹帶社區議題和黨國無情打壓的悲情，發動了社區廣泛的支 持。在社區集體民氣的支持下，黨組織也很難運用手段將兩位抗議骨幹排除在候 選人名單之外。同時，他們的參與策略只保守的投入居委會委員的競選，並非挑 戰位居戰略高點的主任位置，這也可能是黨組織沒有傾力打壓參選的因素。
無論如何，崎同社區的行動模式來自於基層行動集結、挑戰居委會的動作，
這兩位抗議活動骨幹並非原先的居委會幹部，不存在任何內部政治資源，唯一資 源是來自底層民眾的支持，使得在首輪投票中，其中一位獲得勝出。這樣的特殊 投票結果，從事後角度進行推論，社區整體氛圍是支持主任作為領導中心，將選 舉策略放在全力護航抗議骨幹選上居委委員，導致其他席次的委員被忽略，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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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文、黃衛平，2008）。孫龍（2011:158）追蹤訪談這批參選者，多數參選者在 2006 年多未 繼續參選，原因是當初訴求的社區問題獲得了解決，便失去參與動力。70 Wang（2008）的研究發現中國中產階級對其地位概念的意見分歧，並未形成一致的階級氛圍，
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個人利益的經營興趣遠高於對公共事務的關懷，雖然他們對政治事務有很高 的認知但政治行動多屬於個人型式，並未形成社會團體的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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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往往都是因為環境的危機或抗爭才結合起來，而形成新的連結形勢（曾旭正，
2000：67-69）。
因此，在都市社區，尤其是商品房，建構居民社區集體意識的來源是房產權 益維護，例如崎同社區強烈的集體意識。劉淳（2008：180）在南庄社區的觀察 也是如此「很多業主在維權事件之前，並不太認識附近的人，而現在很多人成了 在一起玩的朋友」，這正說明了群體意識的滋生，是通過衝突事件的參與，經由 團體間同仇敵愾或相互打氣的互動，提升個人的內在功效意識（于建嶸，
2010:105）。Castells（1997）也有相同觀察結果，認為人們必須通過參與社會動 員，才能發現並守護彼此的共同利益。出於房產利益損害的議題，能瞬間激發起 居民團結一心的集體行動。只有在經濟條件比較差的社區，尤其是老公房、售後 公房等傳統社區，居民較仰賴居委會的服務（單菁菁，2005）。
因此，這呼應了為什麼社區認同不會先於運動出現的問題。 Heberer 與 Christian（2011）認為新商品房的鄰里關係作用愈來愈小，居民互不認識，頂多 認識對門或近鄰。由於認同感的缺乏，這種住宅中背景各異的居民要構成集體行 動變得困難，相對的會使社會控制變得容易。Castells（1997）的解釋是，這樣 以地方為基礎的認同（locally based identities）具有高度分歧性與多樣化的詮釋 性。空間本身不會決定產生行為，也不會產生特定認同，這是因為缺乏想像的假 想敵（或是對照）。無論是都市社會運動或是抗爭行動，都需要一個形象明顯的 抗爭對象。社區運動可能是不滿國家作為，如崎同社區；福英社區則指責業委會 的貪腐等等，但是如果是類似 David 提出的理念訴求，議題本身良善，卻缺乏能 夠與之較勁的對象，如同角鬥士在沒有對戰對手的競技場中，如何能激起群眾的 歡呼。71換言之，社區認同的產生並非憑空而起，空間的認同必須通過某種強烈、
71 在議題性的抗爭之外，台灣社區組織顯示，掃街、巡守隊等傳統行動缺乏誘發參與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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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議題的事件或活動參與來啟發，賦權過程才能被顯現（Snow and Rochford, 1986; Castells, 1997:60）。台灣社區運動研究者夏鑄九（2007:231）認為
「社區運動」是培育社區意識形成的關鍵，尤其針對社會意識多元化並離散的都 市而言。同樣的，身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最前列的上海也是一樣。
第四節 社區抗爭對基層政治的影響 一、社區抗爭與居委會：三個典型
本章三個案例分別代表居委會與社區勢力互動的三個典型。首先，賽鴿事件 凸顯政府害怕居民利用選舉鬧事，才積極且小心地介入調解社區問題，化解可能 的鬧事。另外兩個案例，則代表社區勢力與政府菁英互動的「扈從」與「抗衡」
典型。因此，如果有充分政治學習機會，再加上強而有力社區領導與組織支持，
政治參與可能會更加頻繁。然而，觀察抗爭的訴求議題，與菁英分裂的競選抗爭 模式不同，居民的集體行動較侷限在權益而不是權利。總的來說，直接利益例如 社區房價、管理費用徵收、停車垃圾問題等，相較於由政治菁英由上而下建構的 徵公眾利益的漸漸訴求，在社區諸項意義中更具有集體動員力。即便如此，如同
政治參與可能會更加頻繁。然而，觀察抗爭的訴求議題，與菁英分裂的競選抗爭 模式不同，居民的集體行動較侷限在權益而不是權利。總的來說，直接利益例如 社區房價、管理費用徵收、停車垃圾問題等，相較於由政治菁英由上而下建構的 徵公眾利益的漸漸訴求，在社區諸項意義中更具有集體動員力。即便如此，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