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菁英分裂：突破基層政權的防火牆
第三節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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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區積極份子對假屬地的空降人員的反制所導致的選舉結果。
第三節 案例分析 一、事件特徵
（一）為何抗爭出自於居委會成員？
案例中提到的櫻苑、月祈、好林苑三個社區，皆出現挑戰者投入居委會主任 的競選。居委會主任一職的重要在於該職位是黨國在基層社區的法定代理人，必 須掌握居委會組織的領導，根據月祈居委會吳書記的說法，居委會若讓民選當選 黨國體系則無力控制這些人的作為，同時也顯現出基層政府並未打算放權社區自 治，一切工作指標還是以確保執政至上。因此，由政府角度來說，封鎖一切可能 的民選居委會幹部是心照不宣的原則，那麼為什麼這些最熟練於選舉操作的社區 反倒出現了政治挑戰，這三則抗爭性競選的訴求便是反對黨國違背直接選舉的宗 旨並控制社區人事。
多數文獻將居委會的角色視為國家控制社區的魁儡。桂勇（2008:62）認為 這高估了居委會為國家服務的能力與意願，居委會成員的行動也是基於成本最小 收益最大的理性人原則來考量，若利益與之牴觸，也會翻臉。櫻苑與月祈居委會 主任的競選，並非出於理念、服務、興趣等理由，可以說出自於自身權益受到不 合法令的損害，採取抗爭式競選方式，通過正式途徑訴諸社區群眾的票決。櫻苑 章主任和月祈劉主任皆因年屆即將退休，上級不希望他們續任，但《居組法》內 並未規定參選年齡的限制，因此上級不提名續任的理由於法無據。甚至月祈社區 吳書記為了讓不續任劉主任的說詞合理化，對外指稱工作能力不足是撤換主任的 原因。從這裡可以發現，居委會的角色設定上法規面與行政面的重大矛盾，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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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居委會年輕化的政策考量。訪談編號 2006082132a、2007081308a。40 薪水根據我們了解，上海的專職社區工作者月薪大約為 3500 元，領津貼的居委會主任收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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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資源並掌握社區議題的能力，更可利用宣傳屬地優勢、在地服務，爭取社區 網絡成員的認同。在櫻苑社區的案例看到主任如何透過箝制書記的動員來取得對 抗優勢；在月祈和好林苑社區案例中，可整理出競選挑戰者動員支持的號召議題 包括，對抗空降部隊強調自己人、承諾社區屬地服務、社區經驗豐富，每一項議 題皆是對抗黨政名單人員所不具備的社區行政條件。
就行政資源來看。身為居委會幹部在居委會任職並熟知選舉流程與操作模式，
對社區行政的各項動態都了然於心。選舉操作是如何在提名過程刪選掉不適任人 選，或是動員組織團體衝高選舉登記率和投票率。因此，在洞悉敵方動態和熟悉 操作過程的優勢下，能確保自己不會在初選表決中遭到淘汰。另一項重要優勢是 掌握社區動員網絡。42從月祈和好林苑案例可知，與黨國對立情況下，社區屬地 幹部的動員力，差一點便能壓倒黨國取得勝選，而櫻苑居委會章主任的社區優勢 則直接讓上級政府選舉放棄提名。居委會幹部的崇高威望來自於社區工作人際接 觸的累積「平時工作有到位，選舉時居民自然賣妳面子」。43換言之，居委會幹 部的工作屬性使其在社區各個團體中有較高的知名度與影響力，選舉動員時便能 轉化為人脈。
（三）動員：爭取票源的動員策略
即便居委會幹部擁有豐沛的行政資源，在對抗黨國的動員能力前，必須有能 夠說服社區網絡支持他的參選訴求。根據觀察，參選人的屬地化使其有資格以在 地區居民的身份訴求選民要選「自己人」，以屬地優勢與服務能力作為宣傳的口
42 根據多次的選舉觀察，居委會的動員網絡鮮少出現兩方對峙的分裂局面。絕大多數正常情況 下，社區選舉應該是平靜、和諧、沒有競爭的過程。對居委會來說，不擔心黨政名單能不能選得 上，會比較擔心動員出來的參選率、得票率數字不夠高，動員結果是檢驗社區領導者工作能力的 成績單。
43 訪談編號 2007081815a、20070818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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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這過程正如同 Tilly 與 Tarrow（2007）抗爭政治機制中的擴散效應（diffusion），抗爭行動若能 爭取到更多的社會結盟（協助倡議訊息向外傳播的節點）發揮的影響效力會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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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受鄰居的請托賣面子投票，這其實已經類於台灣地方選舉的動員雛形（文崇 一，1989）。
二、黨國與居委會的恩庇關係
本章案例凸顯居委會主任與黨書記的微妙競合關係。以黨領政建置下，書記 是社區權力中的一把手，居委會為其附庸，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研究多強調居委 會協助書記管理社區這一面向，本章案例卻發現在利益瓦解情況下主任反而會是 社區選舉中最具優勢的挑戰者。黨書記和居委會主任的相互關係，也能從侍從主 義的「扈從」與「對抗」進行解釋，甚至其張力比居委會與社區網絡之間的聯繫 更為強烈。過去社區研究使用「侍從主義」、「法團主義」，或「地方頭人」，來形 容居委會和積極份子之間的存在「利益給予-服務提供」的互動關係（蔡儀儂，
2010）。目前缺乏文獻說明居委會主任和書記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台灣的地方政 治，陳明通（1998:7-9）是以「雙重菁英結構」（dualistic structure of political elites）
形容台灣威權時期黨國與地方政治菁英的結盟關係。作者認為直選後的上海社區 也趨近這模式。
最初，黨書記向上級舉薦居委會主任人選，並動員黨員網絡助其通過直選考 驗，居委會主任協助提拔他的書記，成為黨國在社區的代理人，兩者的協作關係 是為扈從。由於黨國缺乏進入私有產權領域的社區管理正當性，必須依賴地方菁 英來滲透基層。因此，若兩者關係維持平衡，社區菁英由黨書記所收編，成為居 委會幹部，會是作為黨國基層代理人抑制地方反對運動的出現，並持續收編社區 菁英，擴大組織的動員網絡（耿曙、陳奕伶，2007）。相反的，如果侍從關係無 法為地方頭人帶來分配的利益，則會帶動全面性的反抗運動。就本章案例來看，
兩者關係決裂的引爆點是居委會換屆的提名。原本由書記扶持的居委主任不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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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黨組織青睞時，破壞先前恩庇侍從的穩定關係，進而引發來自社區代理人的政 治挑戰。社區代理人不僅了解黨國的選舉策略模式，還能夠利用工作時培養的在 地人際網絡資源，與之對抗。
這種起緣於恩庇關係競合的競選挑戰，與民主價值所預期的為社區謀福利的 預想不同。根據賴海榕在農村選舉的觀察：直選對村幹部造成的正面影響是「半 競爭選舉選出的幹部，更重視村民與一般幹部的心聲；有時候，當上級委派的任 務和村民利益發生衝突時，幹部會站在村民一邊，維護村民利益」（賴海榕，2009）。 當農村幹部面臨來自兩種委託關係的影響時，在直選的委託代理機制下，村幹部 會改變既有的「政府衙門」心態，藉此激起投票者與候選者雙方的責任與義務。
然而，在城市社區的直選試驗，由於過多的黨政控制，使體制本身即便直選也無 法落實是社區治理的理想，因此目前尚難以扭轉居委會幹部委託代理機制（陳奕 伶，2011）。使得來自官僚內部的分裂挑戰，很大程度取決於社區兩位領導者間 的合縱連橫。
官僚自利論點認為，國家官僚分化競爭將會對威權政體產生的破壞性效應
（Lieberthal, 1992; Mertha, 2009）。本章案例凸顯官僚競爭之於中國大陸政治發展 的議題，如果只將國家與社會視為兩個群體的鬥爭，會忽略改革進程中有意義的 部分，例如地方性身份（屬地化效應）、官僚競爭等因素，這些往往是造成政治 過程突破之處，甚至可能釋放出無法預想的衝突能量（王嘉州，1998; 王信賢，
2007；Perry, 2007b）。自於官僚部門利益分化所產生的競爭壓力，不僅代表體制 內部有限多元的萌芽，也昭示黨國內部非鐵板一塊鞏固團結。同時，分化官僚可 以透過結盟的方式，與社會力量合作或訴諸群眾動員，創造有利的競爭優勢（耿 曙、陳奕伶，2008）。居委主任挑戰社區黨委的行動，便是借助共黨體制擅長以 大眾動員，利用社區動員網絡揭露對手是空降部隊的事實，並宣傳屬地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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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自己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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