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抗爭政治的分析途徑
第一節 社會運動論的三種解釋途徑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5
第二章 抗爭政治的分析途徑
社會力量如何與執政當權進行溝通，在政治學的研究中分成正式制度途徑政 治參與和非制度途徑的抗爭政治兩大領域。本章將聚焦於討論抗爭政治的分析途 徑。探究抗爭的發起原由學者們從兩個角度出發，集體抗爭的成功是得利於組織 各種的「行動資源」，還是仰賴於當時政治狀態的機會結構所影響。社會運動理 論中的「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與「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
便是從行動者擁有的資源或持有的意識觀點來解釋抗爭行動的發生。政治過程論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則是強調結構機會才是影響行動成功的關鍵。
由於抗爭政治的理論基礎奠基在社會運動理論的解釋框架之上，本章於第一 節整理社會運動論述中探討抗爭行動發生的因果機制。其次，則援引抗爭政治的 分析概念與論述架構，並與社會運動論進行比較。第三部份整理中國大陸對抗爭 政治的相關論述與討論。
第一節 社會運動論的三種解釋途徑 一、古典的社會心理學途徑
古典的社會運動論是從社會心理學切入，提出「挫折-攻擊」為因果論述架 構，主要論點是：當個人的利益、行為受挫後便會產生攻擊的反應，以悲憤
（grievance）、剝奪（deprivation）、不滿（dissatisfaction）等情緒上展現出對社 會的不滿解釋抗爭運動的發起動因（Smelser, 1962; Turner and Killan, 1972）。以 Scott（1976）為首的「生存倫理」觀點，他從觀察東南亞農民的行動邏輯發現，
引爆農民抗爭的因素是生存取向的訴求而非利益取向，非到影響到基本的生存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
線之前，農民不會採取抗爭行動。18然而，社會心理學論遭遇到學界的嚴厲批判。
批判著重在該論點過度強調「結構」因素，以及因果推論上的不足。19
首先，對其因果機制的批判為，個人的不滿如何轉變成集體行動，缺乏理解 連接從個人心理因素到集體行動的因果機制。因此，心理論被認為不足以解釋社 會運動的出現。心裡的憤怒、不滿也被視為是系統性的結構誘因所引發，並非每 個個體都是環境變遷下的受害者。甚至，Turner 與 Killian（1987:251）認為「任 何社會總是隨時存在著不滿情緒可以支持草根社會運動的發生」，存在於社會各 類型的「不滿」是常態，社會運動經驗案例皆是如此（Kitchelt, 1977）。
另方面，在實證經驗部分，學者發現到群眾的情緒是會被操控的，可能是加 入組織後，經過內部的煽動才產生不滿，該論點挑戰了「挫折-攻擊」的因果序 列。這個論點以 Tilly 為首，他在討論革命與集體暴力時，認為抗爭活動的出現 是導因於集體的核心意識建構過程，並非來自於個人情緒張力或集體的不滿
（1973）。正如 Lichback 與 Zuckerman（1999）指出的，社會運動理論的結構觀 點提供行動發生的潛力架構，但這些變項仍不足以解釋行動，其中還缺少位於結 構與行動之間的共享意義，若缺少這些認知，即便存在結構機會，集體抗爭還是 未必能動員起來。
二、資源動員論途徑
導源於社會心理學解釋途徑的缺陷，加上受到美國 1960 年代社會運動風潮 的影響，使社會運動論的研究核心轉向「資源-行動」的分析架構。資源動員論
18 以 Scott 對農民起義的經典研究為例，生存環境的劣化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但革命的爆發並不 會在環境劣化初始時出現，而是出現在農民生存條件劣化到別無選擇、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投身革 命。
19 社會心理途徑被歸類為宏觀結構還是個體微觀角度，需要看論者的切入點為何。結構觀點認 為，悲憤等情緒不會無理由的產生，係受到來自體系的敵對所導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7
為 Olson 的集體行動困境觀點提供化解集體行動困境的解答。McCarthy 與 Zald
（1977）提出的假設是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專業化組織型態與財政資源取得等，
內部與外部資源的協助有助於促成社會運動的成功。他們並檢證各種資源要素、
社會運動與其他群體的關聯、運動成功所需要的外部資源，以及運動領袖們所使 用的策略等。資源動員途徑將分析著重在社會運動中的「組織」，並不強調個人 加入社會運動的因素。20
資源動員論的核心論述為：組織如何使用資源是其達成目標。當組織的資源 愈多，社會運動的行動愈能持續進行或導致成功。成功的定義為，如何清晰地設 定目標，組織其所擁有的資源，並有效率地使用在動員過程中（Eyerman and Jamison, 1991:25）。現在實際行動來說，是群體（或組織）以行動尋求權力（power）
與資源（resource）的重新分配，這種行動方式稱為「賦權式的發展途徑」，經由 個人或組織運用資源與技巧，透過集體力量，改變社會環境並獲得對生活環境更 高的掌控能力。資源動員論的討論可歸納為兩大面向：
（一）以「組織」為資源募集的核心：
由於資源募集必須仰賴組織作為對內與對外的媒介，資源動員論有別於傳統 論述，格外強調組織的角色。並強調區分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與運動組 織（movement organizations）在論述中的位階，指出每一場社會運動就是特殊的 社會運動分支，這分支就像是一個企業，內部同時存在很多組織在運行。並以「社 會運動部門」（social movement sector）概念取代個別的集體行動，以組織為運動 核心對外吸募人力與社會資源，推動集體行動的抗爭運動（Garner and Zald, 1985）。
所有的社會運動組織都有其目標訴求，這些由不同訴求的組織（小公司）形成的
20 相較於以「組織」為核心的論述，批判來自於學者認為許多運動的動員多來自既有草根性的 人際網絡，以組織為核心的動員僅是其中一部分的展現（Tilly, 1978; Staggenborg, 19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8
社會運動產業被稱為社會運動企業（social movement industry）。
其中對資源定義相當廣泛，不僅包括土地、勞力、資本，還包括權威、社會 地位、個人倡議能力（personal initiative）（Eyerman and Jamison, 1991:25）。
其中各種動員資源中，皆可假定資源擁有愈多，則行動成功性愈高。若是要更系 統性的討論集體行動動員的建構，McCarthy 與 Zald（1977）提出以「菁英」（elite）
和「群眾」（mass）的身份別作為區分。其中群眾的定義是由追隨者、旁觀大眾 所組成，視為控制極少資源的團體或個人，他們可以提供的資源是參與的時間與 勞力。而菁英則是掌控多數資源的群體。通過身份屬性的劃分，能夠更具性統性 的討論運動動員的建構。
（二）建構議題的動員：
運動的成敗仰賴於集體對於行動是否有清楚的認知，甚至意義的建構是運動 的首要功能。有關行動的「認知」（conscience）建構，是資源動員中所需的資源 之一（McCarthy and Zald, 1977:1216）。這套論述與古典社會運動論有相似之處，
回過頭從社會心理層面尋找集體凝聚的資源，對於社會結構面的「悲憤」如何被 引起則有不同的詮釋。McCarthy 和 Zald（1987:18）觀察美國社會運動，認為社 運發起並非起因於民眾的自覺意識，是經由專業改革者領導動員的結果。社會的
「不滿」可以由議題企業家（issue entrepreneurs）所定義，不滿意識的形成是一 種被動召喚，行動也因此發生。
Tilly 在 1978 年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一書中強調個人參與社會運 動的動機。他將集體行動定義為追求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的行為，並認 為利益誘因（interests）並不完全能夠支持集體行動的產生，行動出現前需要一 套認同建構來強化抗爭群體的內聚力。若是從集體行動邏輯的理性算計觀點來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
會認為任何行動在經過成本利益考量後，行為者會傾向搭便車，由別人去承擔風 險。與理性主義不同思考的是，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s）論述強調社會壓力 可視為一種凝聚（solidarity）的拉力，以此解釋為什麼有些人願意參與而有些人 則傾向閃避。
社 會 運 動 的 內 聚 力 觀 點 ， 使 資 源 運 動 員 論 與 文 化 建 構 主 義 觀 點 合 流
（Klandermans, 1992）。資源動員論將認知動員視為組織的動員工具之一，建構 主義則認為「認知」是連接政治機會與集體行動發生之間所缺少的關鍵因素，可 以解釋為什麼人們會願意投入抗爭行動。學者認為認同建構是透過各種「議題」
呼籲出現，由運動的領導者發起，藉以增加吸引群眾願意投入行動的魅力（Snow and Benford, 1992）。Snow 等人更強調，提出的倡議要求必須要讓人們共同感受 到悲憤，使他們察覺到彼此共享的利益，並且可能夠透過集體行動去改善問題
（Snow at al. 1986；Polletta and Japer, 2001）。
三、政治過程論
相較於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傾向結構論觀點。McAdam 提出的「政治過 程論」（political process theory）認為社會運動的成功不僅止於取決於組織的運作，
當時面臨的政治背景環境也是決定運動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在成功組織動員民 眾的不滿情緒之前，行動的開啟與否需取決於外在結構，才可能獲致成功。政治 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同樣是強調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對集體 行動者所帶來的限制與助益，最早由 Peter Eisinger(1973)提出。
他將一般通稱的「政治環境」稱為政治機會結構，去探討政治環境的開放或 封閉對集體行動產生的影響。他的研究發現極端開放和極端封閉都難以出現社會 集體行動。完全開放的環境容易吸納任何新議題的體制，因此社會團體無須透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0
非體制的手段來達成目標，而完全封閉的環境則是代表任何集體行動都無法改變 統治者的權力關係，故抗爭等非體制參與也不可能出現（Eisinger, 1973）。換言 之，只有在封閉狀態開始鬆動，或從開放狀態出現限制時，社會團體的政治機會 將增高，也促使社會集體行動有生存的空間。
有關政治機會的討論分為兩個面向：政權體制寬鬆與社會經濟變化。首先，
從政治體質來看，Tarrow（1989）認為政治機會結構是多面向的，可以從很多角 度去觀察。首先是政治管道是否存在，若人民參與政治決策的管道愈多，便意味
從政治體質來看，Tarrow（1989）認為政治機會結構是多面向的，可以從很多角 度去觀察。首先是政治管道是否存在，若人民參與政治決策的管道愈多，便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