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的臺灣棒球，不再如 60、70 年代有著強烈的工具性，人民關注的 焦點也轉移至真正能代表棒球水準的國際成棒賽事（梁淑玲，1993:76-77；吳世 政，2005:98）。回應焦點轉移，從前文引用之 2010 年媒體報導青棒、青少棒獲 得冠軍的景像，可以看出這樣的變化延續至今；轉移至成棒的說法也切合本研究 的主題，經典賽做為取代棒球奧運比賽的世界級賽事，對臺灣民眾的重要性由此 可證，媒體加諸於相關報導之上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也不容小覷。
1989 年，中華職業棒球聯盟正式成立，《職業棒球》發行人兼社長洪騰勝在 創刊號以這段話，描述這個轉折的時局：
在我國各項運動項目中，棒球一直深受國人的喜愛及鼓勵，可是近年來，
發展的情形和全體的實力，卻出現停滯的現象。
回憶二十多年前，全國少棒隊多達三百隊以上，可是距今三年前卻只剩 下十分之一左右，負成長的紅燈信號告訴我們，棒球的根已衰竭，基礎也日 漸差了下去，相對的，成人運動的實力也受到影響。
特別是近五年來，成棒國手中，老面孔周而復始的出現，在在提醒我國 棒壇的新陳代謝已趨僵化。
就算有技術過人者產生，也都在客觀因素下紛紛投效他國，種種令人扼 腕的情形，棒運如何振興？不禁令人憂心。
……
如要徹底解決日漸低迷的棒運，此時此刻成立職業棒球正是最適當的時 機。而我國棒運前途也唯有走上職業棒球這條路，才能讓我們的棒球選手有 個新目標，青少年也因此有了正確的努力方向。
（洪騰勝，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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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三級棒球的狂熱，臺灣社會冷靜了下來，也才真正思考如何長期發展棒 球運動。文章中提到，職業棒球將是下一個重點，但也同時需要解決球員出走的 問題。
此時的臺灣棒球場域開始球員外流，可視為現今臺灣棒球員旅日、旅美兩大 潮流之濫觴。1974 年譚信民加盟日職開創首例，爾後直至 1999 年後陳金鋒等人 遠赴美國拼戰，讓旅外成為普遍的現象（曾文誠、孟峻瑋，2004:288）。
1984 年洛杉磯奧運後短短兩三年內，優秀選手如黃平洋、謝長亨、陽介仁、
康明杉、涂鴻欽、呂明賜、陳義信等人，都陸續投效日本球隊，使得體育界有運 動職業化發展之思（陳芸英，1990:58）。而職棒開打後，就吸引了謝長亨、陳明 德、陽介仁、吳復連、蔡生豐、林文城六位旅日球員返國加盟（曾文誠，1997:25），
不過此刻的時空背景複雜，使得球員的旅外滲染了意識形態的色彩。
臺灣經濟日漸發達，優秀球員為了有更好的舞台而出國，已具有正當性（謝 仕淵、謝佳芬，2003:35）。在客觀條件上，日本早在 1936 年就已成立職業棒球 聯盟，而此時的臺灣卻尚未擁有自己的職棒，兩者在成棒發展的成熟度高下立分；
同時承續前文文獻考證的結論，日本在棒球技術上領先臺灣，故臺灣優秀球員「良 禽擇木而棲」也是理所當然。此現象再度確立晚近日本棒球優於臺灣，以及旅外 球員皆是「優秀球員」之論述結構：在外國棒球體系的背書下，這些球員獲得國 人高度的關注以及對其實力的肯定。
棒球在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首次被列為正式項目，當時國際比賽還未開 放職業選手參加，所以臺灣球員的抉擇在於若是旅外加入外國職棒聯盟，就意味 著主動放棄為國效力之機會。中華棒協還曾因此與主力選手郭李建夫等人簽約，
確定他們不會在 1992 年以前加入職棒（曾文誠、孟峻瑋，2004:288），以確保爭 取奧運名次的最佳陣容。
此時正好是臺灣成棒發展開花結果之際，卻也適逢棒球成為奧運正式項目；
社會結構的改變促成了優秀球員的旅外，但國人亦殷殷期盼中華隊能在成棒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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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獲得佳績，旅外與否的個人問題，也就被構連成與中華隊命運相關的重大抉 擇。球員涂鴻欽的自傳寫道：
國內某些棒球界人士，也帶給涂鴻欽不小壓力—留下來打 1988 年奧運，
為國爭光；去打職棒，不能為國效力，那就是不愛國。
……
哪還想到，個人的出路選擇，竟和愛不愛國有關。
（涂鴻欽，羅吉甫，1992:49）
由此可見兩相衝突之點是生涯發展與愛國之思，孰輕孰重頗費考量，自此開 啟旅外球員為己為國之辨證。特別是在開放職業球員參加的國際賽事，球員的選 擇就被貼上標籤。這樣的論爭，愛國心總是較具優勢，茲以華人作家金庸先生之 作《神鵰俠侶》為註解，其第二十二回〈危城女嬰〉寫道：
郭靖臉色微變，順手一拉黃蓉，想將她藏於自己身後。黃蓉低聲道：「靖 哥哥，襄陽城要緊，還是你我的情愛要緊？是你身子要緊，還是我的身子要 緊？」
郭靖放開了黃蓉的手，說道：「對，國事為重！」……。
……
郭靖夫婦適才短短對答的兩句話，聽在楊過耳中，卻宛如轟天霹靂般驚 心動魄。他決意相助郭靖，也只是為他大仁大義所感，還是一死以報知己的 想法，此時突聽到「國事為重」四字，又記起郭靖日前在襄陽城外所說「為 國為民，俠之大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幾句話，心胸間斗然開朗，
眼見他夫妻倆相互情義深重，然而臨到危難之際，處處以國為先，自己卻念 念不忘父仇私怨、念念不忘與小龍女兩人的情愛，幾時有一分想到國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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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分想到天下百姓的疾苦？相形之下，真是卑鄙極了。
（金庸，1996:886）
此處以夫妻情愛對比襄陽城受蒙古圍攻之國難，黃蓉一句話點醒讓原本陷入 兒女私情的郭靖；而原本不顧襄陽安危，只想殺害郭靖以報父仇的楊過也在聽聞 後自嘆卑鄙。這樣的敘事透露出明確的社會價值觀，正是為國為民應是大於個人 情愛，對照旅外球員所受之輿論，不難見其難言之隱，以及背後那一以貫之的邏 輯。謝仕淵、謝佳芬（2003:137）以「不是爹娘喚不回」形容球員的理想心態、
以「高貴的夢」描述回饋國家之思，說明要能為國付出才是好球員，也論述出社 會給予其他決定的莫大壓力。
臺灣一流球員輸出至美國與日本，日本一流球員輸出至美國，建立起美、日 職棒優於臺灣的結構，在 1990 年中華職棒聯盟成立後更是如此。在這樣的結構 下，旅外球員是特殊的，他們是臺灣棒球環境所留不下的人才，如同「國手」般 有著獨特的身分；而在技術層次，由來只有臺灣球員挑戰美、日職棒，從來未見 美、日球員挑戰中華職棒。循著三者之間球員的流動方向，旅美球員優於旅日球 員、旅日球員優於臺灣球員的概念也就深植人心。
因此，臺灣社會對旅外球員存著複雜感情，一方面期待他們拯救由臺灣球員 為基礎，實力不如世界強權的中華隊；一方面又認為他們理所當然要回國效力。
旅外球員就這樣背負著輿論壓力，每每國際賽都成為廣被討論之焦點。臺灣人民 的觀賽情緒始終處在一個後殖民下的曖昧不明，我們總希望中華隊可以在國際賽 場上擊敗強敵，又不得不承認臺灣雖然有自己的職棒，卻始終沒有辦法擺脫美、
日職棒脈絡下「球員輸出國」的地位，半強迫地期待優秀球員可以回國效力中華 隊，正是因為唯有被美、日職棒認可的球員，才有帶領中華隊與列強一搏的可能。
所謂的自信心是由他者所建構的，不僅旅外球員想要更上一層樓，連球迷也希望 看見他們在更高一級的美、日職棒大放異彩，而歸國加入中華職棒則等同於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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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職棒淘汰，少有衣錦榮歸之感。總而言之，縱然臺灣人民在棒球上灌注了強大 的國族意識，卻矛盾地在全球化脈絡下迷失自信，徒留後殖民時代下羨妒並存的 情緒。
《職業棒球》第 167/168 期（合刊），曾做了一篇職棒七年回顧專輯，開頭 是這樣寫的：
誰能想像，在這短短幾年，台灣也發展出一項深受全國人民喜愛的職業 運動。熱鬧的街巷、奔放的煙火、爆滿的觀眾，這些熟悉的景象您還記得吧！
（曾文誠，1997:20）
如同文章所說的，在有了職棒後，球迷的目光全轉移到這些球員身上，對他 們的喜愛，反映在一場場鑼鼓喧天、振聲吶喊的比賽。走過 24 個年頭，從最初 的四支球隊，到曾經有過七支球隊，但現在又剩四支球隊；從一個聯盟，到兩個 聯盟，又回到一個聯盟。起起伏伏的過程中，唯一不變的是臺灣人對棒球的執著，
無論職棒如何風風雨雨，國際賽一到，大家依然齊心希望，這帶給我們無限希望 的運動，可以再帶我們圓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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