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從媒體對經典賽的相關報導中，將文本與社會結構 間的關係進行論證，從中發現隱晦不明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在論述實踐與社會文化 實踐中，再三地被複製進而強化特定的社會文化結構，所以本研究採用批判論述 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CDA 將論述視為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
這意味著在特定的話語事件、情境、機制與社會結構之間，有著互相建構、形塑 的辯證關係（Fairclough & Wodak, 1997:258）。
這種直接就語言學諸要素與形式加以分析的途徑，有的學者稱之為批判語言 學（critical linguistics）或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 1995；Fowler, 1991，轉引自倪炎元，1999:90）。相關學者致力於將文本分析方法 與 Halliday 的系統語言學（systemic linguistics）結合（Fairclough, 1992: 25-26），
此派的語言學理論視語言有三種功能，即認知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關 係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以及文本功能（textual function）（Halliday, 1975；
Fowler and Kress,1979；Fairclough, 1992，轉引自翁秀琪，1998:93）。
批判語言學與其他研究途徑不同處，在於其關注文本中的文法與用詞遣字
（Fairclough, 1992:27)。其所提示的重點如「轉換」（transformation）中的「名詞 化」（nominalization）與「被動化」（passivization），都屬於寫作文法上字詞的調 動。Fairclough（1992:28）對批判語言學做出批評：太強調文本作為一種產品，
不重視產製及詮釋文本的過程；並且忽略了話語是社會爭鬥的發生的場域，進而 排除廣泛社會文化改變的可能。現代的例證之一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 諷刺地模仿廣告，劫持廣告看板，好徹底改變其原先承載的訊息（Klein, 2000/2003:
330）；呼應 Fairclough（1992:29）所言：文本敘述結構在文法與用詞之外亦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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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明顯的意識形態，文化反堵者改善、重編、增強，抑或揭露訊息（Klein, 332），
進行文本的產製與詮釋，對主權者提出抵抗。
CDA 始於 1990 年，van Dijk 發表於期刊 Discourse and Society，而學術開端 則是 1991 年一月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所舉行的會議（Wodak, 2001:4）。
CDA 是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批判性取徑（Fairclough, 1992:12；van Dijk, 2001:352）。論述就是說話與書寫的實踐，而文本可以被看作是論述的基本單位
（Woodilla, 1998；Chalaby, 1996, as cited in Phillips & Hardy, 2002:3），Fairclough
（1995:54）同意這樣的觀點，但認為應將意義延伸其他形式的符號活動，例如 視覺圖像與非語言溝通。將文本視為是論述的表現形態，但範圍不應侷限於說或 寫的文本。論述分析最重要之處，是檢驗言語如何建構現象，這指的不是反映
（reflect）或是顯露（reveal），而是將論述視為社會世界的構成（Phillips & Hardy, 2002:4）。
Fowler 等人（1979） 提出透過標準語言學理論15（standard linguistic theories）
可以揭露文本中的權力語言結構（Wodak, 2001:6），CDA 以批判語言學為基礎，
關心之處自然包含權力。根據 Fairclough（1995:4）的看法，記者就具有傳播權 力，媒體會在「再現」的同時，「設定角色」與「建立彼此關係」，使公共事務變 得更具有對話性16。這樣的看法也呼應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批判的著力點在於指 出新聞媒體因其擁有的傳播權，而進行的意識形態散播。
批判語言學的目的是對文本進行批判性的詮釋：藉由分析語言結構與社會脈 絡，以揭露話語表達中的社會意義（Fowler, 1979:195-196, as cited in Fairclough，
1992:26-27）。在批判語言學走向 CDA 的過程中，相較於研究文本的內在結構，
Fairclough 更重視文本與脈絡之間的連結，並認為單純的文本分析是有侷限性的
（Fairclough, 2003:15）。故本研究於文獻探討處對社會脈絡多加著墨，以切合其
15 A 1965 version of Chomskyan grammar, and Halliday’s theor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16 對話性」的概念像「意見領袖」，指的是專家與跟隨著專家的公眾（或稱客戶）之間的互動，
內容可以是醫學、教育、政治以及各式各樣的面向（Fairclough, 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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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概念。
Fairclough（1992:4）為話語分析建構三個分析向度：文本向度（the text dimen- sion）、話語實踐向度（the discursive dimension）與社會實踐向度（the social dimen- sion）。話語實踐被語言形式所表現，這種形式稱之為文本，與政治、意識形態 等社會實踐共為話語實踐的兩個面向（Fairclough, 1992:71）。
話語實踐同時也是社會實踐的一種特定形式，著重於文本生產（production）、 分配（distribution）與消費（consumption）的過程，關注過程中何種話語秩序（order of discourse）如何被使用。文本是此過程的蹤跡與線索，透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與話語實踐對生產、分配與消費的強調連結（Fairclough, 1992:72）。
對照 Halliday 所提出的三種語言功能，Fairclough（1995:17）在著作 Media Discourse 一書中探討媒體語言如何實踐意識型態時做出解釋，所謂的認知功能
指的是意識型態下以特定方式再現世界；而人際功能則是以特定方式建構社會身 分認同與社會關係，即在媒體上建立語言使用者的身分並營造與觀看者的關係。
Fairclough（1992:85）對互文性的區分：「明顯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與「交互論述」（interdiscursivity），交互論述即依照話語秩序開展互文性。「明顯 互文性」屬於文章結構的分析，原文論為文本中使用了其它文本，但更適合中文 的解釋是互文見義，亦即整體意義存在於兩文本之間，須要一併觀看才能得知。
Fairclough（1993:137）認為互文性抽象意義上指的是文本與脈絡的連結，
就是與歷史即當下脈絡連結。這一點說明了語言的文本功能係透過互文性表現，
回應話語實踐的生產、分配與消費，Fairclough（1992: 84）認為生產強調文本的 歷史性，分配指的是穩定的（stable）文本流動網絡，而消費則是多元的解釋可 能。以上三者都是基於互文性而發展的概念。
Fowler（1991）認為，意識型態在對話中的功能是使再現真實自然化（轉引 自 Fairclough, 1995:13），亦即文本藉由固定的生產、分配與消費以達成功能。回 應話語實踐同時是社會實踐的形式之一，透過互文性，自然化的過程創造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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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論述秩序，並同時承認論述秩序的變動可能性（Fairclough, 1992:85）。
這是意識型態所創造出來的，Fairclough（1995:14-15）論道，意識型態是文 本內涵意義的輪廓，製造或再製造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及宰制關係，所要探討的問 題是：
1. 意見在社會中的起源是什麼，在哪裡或是由誰產製出？
2. 做出意見的驅動力是？
3. 意見的影響為何？
Fairclough 在 2000 年以後三向度分析，從具體到抽象改為社會事件（social event）、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與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三個層次（levels）
的分析（倪炎元，2012:24）。社會事件意指實際發生的事件，包含行為（actions）
以及發生的事（happenings）（Fairclough, 2006:30）。社會事件的符號化當下
（semiotic moment）是文本（text）（Fairclough, 2003:8; 2006:166），符號化的過 程提供抽象無法直接觀察之層次的具體痕跡，例如文本提供研究者分析社會事件 的明確標的。
社會事件是具體事件，由社會實踐所建構，包含著事件被處理或發生的方式，
在制度化、儀式化、習慣化下為事件運行準則（Fairclough, 2006:30-31），這就是 論述秩序。論述秩序向社會事件層次提供辯證的過程，而文本則是辯證的結果
（Fairclough, 166），倪炎元（2011:89）所論文本是暫存於某一論述秩序，即言文 本是論述秩序的表徵，而「暫存」意指當下，某一論述秩序則意味著變動性。是 社會實踐的符號化當下
論述秩序藉由對再現、溝通以及存在方式的選擇，進而限制話語的可能性
（Fairclough, 2003:24-31），即論述秩序控制了事件與實踐發生的可能，這是屬於 語言功能面向的。而 Fairclough（2003:23）更強調論述秩序是社會結構影響社會 的複雜過程，更為關注的是與外在社會的辯證而非話語本身。
社會事件透過社會實踐影響社會結構（Fairclough, 2003:23），論述受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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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所制約，同時也建構了社會結構（倪炎元，2003）。社會結構是最廣泛的脈 絡，意味著潛藏的可能性，並且同時限制了可能發生的事件與實踐（Fairclough, 2003:30; 2006:23）。交互論述提供了變動的可能，能動者在社會結構限制下，依 然擁有文本創作的自由（Fairclough, 1992:85, 2003:22）。透過產製文本改變論述 秩序，推動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進行變動性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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