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逝的旅外球員自主性
牽絆陳偉殷的兩道枷鎖：「旅外」與「國手」。先從旅外談起，1984 年後臺 灣向日本輸出棒球選手，在歷史脈絡中確立日本之於臺灣有檢覈棒球（選手）實 力的權力關係，日後日職球員大舉挑戰美國大聯盟，更建立起臺、日、美之間棒 球員的流動鏈與實力階梯。陳偉殷自臺灣赴日，證明自己具有日職水準後加入大 聯盟金鶯隊，獲得穩定先發輪值，如此的旅外資歷說明陳偉殷正是階梯頂端的佼 佼者，球技「毋須再議」，據此逕以保送入選的立場要求陳偉殷返國效力，既然 在美聯季後賽擊敗鈴木一朗，「超越建仔、郭泓志」（中國時報，2012 年 10 月 10 日：第 A3 版），何以推辭擔任主力投手（中國時報，2012 年 10 月 4 日：第 C4 版），棄中華隊戰績於不顧？
國手身分所具有的榮譽感（謝仕淵、謝佳芬，2003:67-68），更是對於陳偉 殷的莫大壓力，媒體以中華隊為本位，將經典賽嵌入國仇家恨、民族英雄之框架，
身為頂尖棒球選手哪有餘地拒絕，更何況當「期待」、「徵召」論述一出，所有的 理由都像是兒女情長、自私自利。
無論是「照顧家庭說」或是「生涯發展說」，都被視為「個人利益說」，對抗 中華隊榮譽之最高價值，交付輿論公評。中華隊沒有因此放棄徵召陳偉殷，也就 是陳偉殷提出來的「原因」也好「藉口」也罷，都無法撼動愛國情操至上的社會 文化脈絡，其中當然包含了臺灣社會在棒球經驗中所建立起的「國手哪有推辭之 理？」，為了自己生涯而放棄為國效力，首當其衝就是面對不愛國的指責。但此 論述秩序也非全然無可撼動，陳偉殷的大聯盟球員身分縱然使他身陷難以擺脫徵 召之局，卻也給予逃脫的可能。
2004 年雅典奧運，王建民本恐受洋基球團限制無法參加，後洋基雖放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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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單場投球數 100 球的限制，沒想到一語成讖，對日本一戰王建民在第 101 球遭高橋由伸擊出三分全壘打，最終中華隊一分飲恨，根據媒體報導這成為「討 伐中華隊最熱烈的論點之一（自由時報，2004 年 8 月 24 日：第 18 版）。」；2006 年王建民身披洋基戰袍，挑戰連兩場完封勝，因球數超過 100 球而在第九局被換 下，再度引起各界對於王建民投 100 球的討論，據該時興農牛隊投手教練劉志昇、
兄弟象隊防護員衣思訓之意見，表示這是一個非唯一的安全標準，影響的是受傷 機會與下一場的表現（民生報，2006 年 8 月 5 日：第 B3 版）。整合這二篇報導，
王建民在雅典奧運投超過 100 球應是增加受傷風險而非球威的絕對下降，那球迷 的批評其來何自？似乎僅僅執著於中華隊不遵守洋基隊的指示才慘遭痛擊。
2013 年 8 月徐生明教練因心肌梗塞逝世，他與王建民的這段往事再度被提 及：「在抉擇之間，徐總以國家勝利為最大優先考量，讓建仔打破洋基隊規定的 單場 100 球用球量，沒想到 101 球竟被追平 3 分全壘打。（ETtoday，2013 年 8 月 25 日）」從結果論探討，我好奇若是王建民該局平安度過，教練團挑戰規定一 事是否會贏得「勇猛果敢」之類的美名？「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若非那挨轟的第 101 球，衝突不會浮上檯面，但也正因為如此機緣，世人得以看 清其中的論述權力關係，隱含在對中華隊教練團批評之下的，是難忍中華隊對大 聯盟球團意見的背棄，而之中的論述秩序意味著大聯盟在棒球上對臺灣的宰制。
「膝傷說」獲得各界認可，棒協亦稱早已自日本球界了解此事（中國時報，
2012 年 12 月 17 日：第 C3 版），證明陳偉殷傷勢並非藉口；而金鶯隊總經理 Dan Duquette 據此表示希望陳偉殷以準備新球季為主要目標（ETtoday，2013 年 1 月 13 日），正是前文所言之「逃脫的可能」：由大聯盟球團立場提出對旅美球員的 參賽限制，是可以勝過中華隊愛國敘事的，此說甚至可以擴展至旅日球員身上，
如 2010 年廣州亞運日本中日龍隊不同意陳偉殷參賽，理由是球隊即將進入季後 賽，同時也擔心他遭美國球團注意（聯合報，2010 年 8 月 25 日：第 B3 版；中 國時報，2010 年 8 月 25 日：第 C3 版），讓陳偉殷沒有遭受針對性的指責。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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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已論證，美職還是優於日職，我們對於旅美球員的期待自然甚於旅日球員，崇 洋之情更是顯露無遺。
從事後來看，陳偉殷當時的考量是正確的，2013 年季初陳偉殷進入傷兵名 單，無疑是對其大聯盟第二年發展的一大打擊，球迷應可體會他需要心無旁鶩全 力準備才能期望在大聯盟站穩腳步。代表中華隊本就不是陳偉殷理所當然的責任，
我們在需要他時以愛國情操強迫之，但當他因傷所困時這些「中華隊」球迷又在 哪兒？陳偉殷只能自己一人面對傷痛與漫漫無期的復健，運動員的生涯何其短暫 又充滿變數，他又何嘗願意背上不愛國的罪名，只是又有誰有著那麼一丁點兒同 理心，會在乎他的人生規劃？社會或媒體只是一股腦的請出國族主義這尊神主牌，
滿足愛國球迷的脆弱心靈，在一次次操作國族主義的便宜行事之中，球員的自主 性被出賣。媒體要擔負大部分之責，原因很簡單，因為多數人都是跟著媒體學習 看棒球，深受其害而不自覺，成為攻擊陳偉殷輿論之幫兇。
在 2013 年 10 月、11 月的報導中，中華隊的立場是不放棄陳偉殷的加入，
但在爆出膝傷未癒消息後，棒協卻稱早已知情。姑且不論諸言真偽，可以確定的 是，陳偉殷為家庭或生涯而婉拒中華隊的理由是不被接受的，必須要搬出「膝傷」
二字，暗指有誰擔的起要求一個有傷在身的人加入中華隊的責任：表現不佳影響 中華隊戰績，或是可能毀去其棒球生涯，才使論爭終歇。說是陳偉殷找到理由也 好，媒體幫忙解套也罷，這些事件（文本）都在無形之中，透過生活實踐強化了 我們心中深層的社會結構。
以陳偉殷是否加入中華隊的相關報導為例，台灣媒體報導框架仍未脫 80 年 代的國族主義，忽略棒球國際賽事早已不是當年攸關台灣民族發展的生死存亡之 戰，而轉型成為國家棒球整體實力的檢驗。一談到中華隊籌組，光是用字遣詞就 夠讓人回想起那把棒球報導的像國家生死存亡之戰的時代。民氣固然可用，但媒 體是社會的先鋒，眼光應是充滿遠見，何以墨守成規，始終懷抱國族主義至上的 時代，而不勉力追上社會脈絡的變化？棒球賽終究該回歸它比賽的本質，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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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諸國仇家恨於其上。“Baseball Game”就是一場遊戲，但媒體卻總是顯得太過認 真，而無法平心靜氣，就事論事。
雖然勝利是最後的公主，但價值觀的思辨卻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著，在對抗中，
對於運動本質的定義將不斷地藉由這些事件被修正著。期待一個英雄拯救球隊的 時代結構正在遭受挑戰，媒體似乎也不須緊緊抓著英雄主義不放，畢竟加諸於陳 偉殷肩上的，是你我都不可承受之重。
旅外球員徵召一事，國族意識與獵巫行動被美麗包裝：「棒協有信心促成旅 外球員空前大團結，全部接受徵召，壯大中華隊戰力！」(中國時報，2013 年 1 月 16 日：第 C3 版)，對婉拒者而言，在影響中華隊實力之外，又加上不可動搖 的社會價值「團結」。值得反思的問題愈來愈多，難道旅外球員不加入中華隊就 是不團結，還是加入就一定會增加中華隊的戰力？或許這只是一個沒人願意去戳 破的疑問，因為我們已經深深認為「就是這樣」，為了中華隊的美麗敘事，為了 心中想像的國族意識，媒體一次次複製並加強那些習以為常，當改變的機會來臨，
又選擇退縮。
棒球之所以設計成九個人，經典賽一隊二十五人，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團隊運 動，媒體報導卻永遠在等待旅美、旅日球員「救世主式」地降臨，透過一張張有 著王建民、郭泓志的英姿的圖片，傳達出「請帶領我們吧」之信念；然後這些球 員的好表現，又需要所謂的他者也就是美國媒體、大聯盟球隊來認可讚揚，如「王 郭返大聯盟有望」（蘋果日報，2013 年 3 月 3 日：第 A1 版）、「美媒看好建仔 返 洋基機會大」（自由時報，2013 年 3 月 4 日：第 A3 版）。形成以上情結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臺灣棒球處在美、日棒球世界殖民脈絡下，所面臨的後殖民矛盾。
臺灣看似脫離卻又不得不加入美、日聯手宰制的棒球世界版圖，國內優秀球 員不斷被美、日職棒挖角，與殖民者間的臍帶始終未能斬斷，支撐球員出走的信 念是「良禽擇木而棲」，這關乎現實與理想，沒有人會否認美、日職棒環境優於 臺灣，於是社會鼓勵球員們出國追尋高遠夢想，如曾仁和高中畢業赴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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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是下一個挑戰大聯盟的台灣小將」（自由時報電子報，2014 年 3 月 17 日）。但 這看似「更上一層樓」的舉動，在無形中傷害民族自尊心，留不住優秀選手的殖 民閹割，陳述的是臺灣棒球劣於美、日之事實，中華隊在國際賽要與美、日對抗，
在現實中卻又不得不承認矮人一截。臺灣媒體無意挑戰此論述，更無視臺灣棒球 自立自強的可能，選擇性報導國際賽「贏！贏！贏！」的全民熱潮下，哪還有餘 力反思在一年中其他的日子裡，一再被新聞文本複製的羨妒關係。
臺灣媒體習慣於以美、日棒球界對台灣球員的讚揚證明自身實力，呈現出殖 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主從關係。臺灣球員無法脫離他者凝視的幫兇正是媒體，媒 體不斷的根據他者評價，描繪出所謂臺灣旅外球員的成功形象：是被認可進入大 聯盟、日職一軍的。
經典賽中華隊賽程結束後，媒體報導謝長亨總教練稱讚王建民與郭泓志是大
經典賽中華隊賽程結束後，媒體報導謝長亨總教練稱讚王建民與郭泓志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