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接觸棒球始於日治時期，在 1897、98 年左右，經由來臺日人所引入
（謝仕淵、謝佳芬，2003）。當時日本銀行行員傳接棒球，讓從未看過這種運動 的臺灣人驚異不已（邨松一造，1916:13-14）。於此可以確定，臺灣人透過日本 人認識了棒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脈絡，研究臺灣棒球發展絕對難以忽略 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影響，因為這是臺灣人對棒球的第一印象：「一個由外來強 權統治者所帶來的新奇運動。」
臺灣人不會打棒球在日人眼中是落後的象徵：沒有棒球場地是非常「可悲」
的，「無知識」的臺灣人只能「觀賞」日本人打棒球（邨松一造，1916:13-14）。
可以看出棒球運動在當時所呈現出來的社會條件差異，充滿著國家與身分地位的 優劣評斷。
1919年日本對臺灣施行「內地延長主義」，不再視臺灣為殖民地，讓臺灣人 有了更多機會接觸棒球（曾文誠、孟峻瑋，2004:25-26）。這樣的說法所言不盡 正確，因為同化政策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日本企圖藉由同化來掩蓋對臺灣的差異 統治，「國語」就具有這樣的工具性，賦予臺灣人「同化於文明」，但同時也不 願見到臺灣人發現文明進步後卻無法享有同等待遇的事實（陳培豐，2001:42-43），
故日本仍對臺灣實施差異統治，殖民之待遇依舊存在。
承襲前文所言，棒球運動也具有與國語同樣的性質，呈現出身分差異並象徵 著文明開化。直至1919年，才首次有臺灣人打棒球的正式紀錄（曾文誠、孟峻瑋，
2004:29），此時間點與同化政策的時間點相符，故後來日本人之所以教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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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棒球，應與政治不脫關係，企圖利用棒球的工具性達成統治手段。
日本人教導臺灣人棒球運動的目的是培養自由競爭與守規則的概念（謝仕淵、
謝佳芬，2003:19-20），此論點也同意日本人傳授臺灣人打棒球的政治性，守規 則的政治意涵非常明確，但自由競爭何解？這應是意指臺灣人可以在棒球場上與 日本人競爭的運動本質，重點在於日本人開始以較平等的「態度」對待臺灣人，
開放臺灣人與其在同一場合競爭（曾文誠、盂峻瑋，2004:32）。〈野球界の今昔〉
如此寫道，若多成立棒球隊伍讓日本人與台灣人一起活動，豈不是一件有趣也有 益的事嗎（本西溪風，1917:2-4）？
不過此點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未獲發展，因為臺灣人擔心因為與日本人打棒 球而被視為對抗日本人（高嘉南，1984:21），使棒球在當時並未成為對抗日本 的途徑。透過棒球進行對日本的對抗，則要等到日後嘉義農林棒球隊揚威甲子園 才真正展現。
政策決策過程中會產生非直接與非預設的結果，稱為政策決策的外部性
（externalities）（Napoli, 2001/2005:15）。同化政策下，棒球運動做為政治手段，
無形中拉近了日本人與臺灣人的關係，奠定日後臺日棒球情感的基礎。
此時日本人在棒球技術與概念上，都遠遠勝過如同白紙的臺灣人，他們以指 導者的角色自居，是直至1906年才有第一支正式棒球隊的臺灣學習的模範，因為 著這樣的指導關係，臺灣棒球發展之初是跟著日本腳步前進的事實無庸置疑。
1917年早稻田大學來臺，增進了臺灣一般民眾對棒球的認識與喜好，也提升了臺 灣球隊的技術與觀念（謝仕淵、謝佳芬，2003:31）。可以看出在國家身分、文明 開化之外，差異的第三個成分：技術。
到今天一壘有人、犧牲短打的戰術仍為台灣9棒球場上必見的橋段，這 種對棒球戰術的一致理解，固然反映出穩扎穩打先吃分來固本的進攻策略，
9 為尊重資料原文，文獻中使用「台灣」處皆不改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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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棒球史與文化史的角度理解，這球場上的不二選擇，還蘊含著對日本棒 球與技術的高度認同。
（謝仕淵、謝佳芬，2003:93）
這是臺灣棒球的特殊情結，那一段日本人用棒球讓臺灣人看見差異，而後「開 化」臺灣的歷史永難抹去，臺灣人跟著日本人學習棒球，在國家身分、文明開化 與運動技術上體會到深深的差異。1945年臺灣光復，回歸國民政府，在往後的日 子裡逐漸成為進步的國家，擁有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國家主權；而承辦多次重要國 際賽事也證明臺灣棒球場地已經可以達到國際的水準，但當年日本人在臺灣人面 前展現的高度棒球技術，卻是刻骨銘心始終難以抹滅。這些日治時代的歷史淵源，
奠定日本與臺灣在棒球上的師生基礎，成為臺灣人對棒球的一層記憶。
轉變的契機在 1931 年來臨，嘉義農林棒球隊代表臺灣到日本參加甲子園大 賽並奪得亞軍，證明非純粹由在臺日人所組成的棒球隊，也具有與日本名校一決 高下的實力。此舉帶動了棒球運動發展，使棒球成為臺灣文化與生活的一部分（謝 仕淵、謝佳芬，2003:46），並且改變了臺灣人對於棒球的情感：臺灣人是可以在 棒球上贏得日人尊敬的，這也造就師承於日本的我們總像個孩子般，企圖在棒球 場證明自我。這是殖民統治下的情結，臺灣自日本人身上習得了棒球的一切，所 希望的不是表面的勝利，而是日人內心深處真正的尊敬。
棒球帶給臺灣人抵抗的可能，但臺灣對日本的「崇敬之情」始終難拋。在這 個時期，國族主義並沒有帶領臺灣人在棒球上對日本進行全面的抵抗，一是社會 氛圍不鼓勵對日本的反抗思想，這是日本殖民統治手段使然；二是臺灣人要的不 是擊潰日本，因為當孺慕之情的對象不再具有被敬重的條件，心中的情緒將何以 為繼？所謂的國族，在棒球場上就是「日本人做得到的，臺灣人也可以」。自始，
日本棒球在臺灣人心中，既是恩師又是嚴父，同時也是永遠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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