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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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經濟弱勢，前如某人兒子被撕票，三立電視，將畫面一再重播達數週 之久，被害人求償卻被以欠缺「實質惡意」駁回，是否對言論自由保護過 當，都有加以檢討必要。
臺灣是歷經戒嚴、解嚴、迄今，當我們檢視言論自由時可以看出人民 的言論自由並不欠缺，而真正欠缺言論自由的核心仍是媒體的新聞報導部 份的言論自由，戒嚴時期由於媒體數量不多，加上當時媒體受黨政體制掌 控較深之因素，媒體在國安部分多能節制因此案件不多，媒體在國安以外 部分的案件，多由警備總部政六處以查扣為之，發生媒體誹謗之被告多為 黨外418或非主流媒體419。在原告身份上，除了「誹韓案」外，原告均擁有較 多較大的行政資源，尤其關中控告雷渝齊案更是充滿了政治判決氣息雷渝 齊甚至因誹謗案而褫奪公權，自解嚴與報禁解除後，媒體百家紛陳，各種 訴求的媒體出現，從平面媒體到立體媒體，私領域亦逐漸成為報導對象，
除了對公領域的誹謗案外，其他非政府官員及公眾人物的報導所涉及的誹 謗案亦開始增加，這是一客觀環境的變動，是無法抗拒的潮流。
第二節 建議
經過上述結論部份的敘述後，不難發現我國與美國在傳媒報導自由之 保護中有著很大的不同，我國在開放報禁與黨禁迄今，已近 30 年，媒體新 聞事件報導肇致成功者甚多，然而賈禍者亦有不少，以下將逐一提出建議：
第一項 傳媒自律入法之不可行與解決之方
最近因兒少法的修正，「兒少團體舉行記者會呼籲，報業自律條文應入 法，報業公會應儘速在朝野協商前提出條文，勿利用新聞自由，阻擋兒少 法修法進度420」，雖然修正條文中並無傳媒自律的條文，但是傳媒自律究竟 是否可行，仍應做法律審視與歷史觀察，就法律言立法自律，就等於事前 審查，限縮新聞自由不但是過度回應，也有非法甚至違憲之虞。就歷史觀
418 開放黨禁與報禁，係在民國 77 年以後的事，在此之前因一黨獨大因此稱之為黨外人士。
419 民國 77 年前，國民黨內人員非核心人物自費所辦的媒體，多為平面媒體，稱之為非主流媒體。
420 2011 年 6 月 9 日，聯合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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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當《獨家報導》在新聞局查扣璩美鳳被偷拍的性愛光碟時，仍召開 記者會，指稱是政府箝制新聞自由。這一問題並非可以簡單的化約成「統 治權以誹謗來箝制媒體在新聞事件報導的言論自由」的問題，媒體為了賣 點不顧他人之人格權與名譽權，並且加大其受損範圍，這對於傳媒報導言 不啻將言論自由污名化，英國的黛安娜王妃亦是死傳媒狗仔的追逐，英國 傳媒自律組織，並不是自行出現，而是英國政府自1920年以來認為傳媒的 八卦，已經產生對民主不利的影響，並且示意將立法管制後，傳媒才表示 自己能夠自律，才化解了立法的正當性，然而近日英國媒體世界新聞報，
仍然發生竊聽倫敦七七爆炸案中死者親人的手機，並捲入多宗竊聽醜聞，
太陽報亦爆發竊聽首相手機及語音信箱，可見傳媒自律在商業政治利益下 是完全不可能的。
傳媒報導之自由，既然包含了二部分，一為《新聞資料蒐集的自由》，
一為《新聞報導的自由》，也就是蒐集與傳播的功能，合成一個整體的行為，
新聞事件通常也是藉由蒐集製作，才能傳播出去，無疑的新聞自由中也包 含了適法的蒐集行為。
媒體在很多案件中，十分清楚的主張，那就是取得對公共議題有價值 的資訊是新聞媒體的職責，認為此一職責對於民主制度健全發展有密切關 係，新聞媒體必須擁有這些特權，才能有效的擔負這些職責，就如《個資 法》與《兒少法》修正時，媒體只關心對他的限制，毫不關心整體社會客 觀的法秩序，然而不可否認的傳媒過度擴張解釋「新聞資料蒐集」行為的 自由，造成「狗仔跟拍」文化。嚴重侵犯人權與隱私。同樣的在2002年3 月，日本國會提出「人權保護法案」，清楚界定媒體新聞報導和人權侵犯之 關係，它主張保護「因媒體報導而隱私權遭侵犯的人」，例如：刑案的被害 人、及加害人姓名、相片等個人資料遭公開以及「因過度採訪而無法過平 穩生活的人」就像媒體圍堵、跟監，假新聞自由之名，使得受害人無法自 由進出家門等。該法要求，若受害者出面指控，法務省所設的人權委員會 便會調查事件經過，並且可以命令媒體停止採訪等，或者警察在受害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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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指控後可以命令媒體停止採訪，並且多數的都道府縣都訂有「防止打擾 法」授權警察干預，到了2002年9月，當時日本21家媒體有了反應，它們聯 合制定「過度採訪」方針，同樣表示若有受害者指控，它們將以集體力量 防止或處理之。
傳媒自律從來都沒有成功的事例，其間最大的原因，仍是商業利益競 逐的問題，經常大規模經營的媒體逾越自律的界線後，其他媒體就不得不 跟進。新聞媒體往往就是侵犯隱私權的重要媒介之一，在我國此類問題更 是嚴重，前述的璩美鳳光碟案，是對公眾人物與非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侵犯，
更多時候，例如刑事案件，尚在偵查階段，媒體就開始公布嫌犯的姓名、
特徵，甚至檢調單位尚在查處階段的案件，媒體即予以披露相關訊息。造 成在司法未審判前，媒體先予以審判；很多時候，媒體報導也會影響法官 的判決，這類問題的產生，都在於其主要消息來源都是來自警方，而且把 警方的判斷當作客觀事實來報導421。但事後若嫌犯洗清罪嫌，遭到釋放，
媒體卻鮮少大幅報導，或僅以極小的篇幅報導，使得社會大眾則一直停留 在該嫌犯就是壞人的印象當中。
自律既然有所不足，國家就必須另外建構一些機制，因此世界各國對 之均有處罰依據，日本及美國均有，在《新聞報導的自由》我國將之放在，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7條、公共電視法第37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0條、廣 播電視法第21、22條，其中以廣播電視法第21、22條較週延，處罰機關則 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422，但是新聞事件報導不可避免會涉及採訪 及製作、蒐集資料等行為，此類過程亦會對當事人有所損傷，此類《新聞 資料蒐集的行為》或稱《採訪行為》在國內媒體均主張其為新聞自由一部，
一旦當事人拒絕，臺灣媒體業者會假新聞自由，以守候、跟拍等手段，達
421 山口正紀，2005，從犯罪搜查到權力監視，收錄於《人權讀本》，台北:巨流。
422 聯合報 3 月 24 日 A4 版：「霸凌報導露骨 TVBS、東森挨罰」「NCC 認為節目未能謹慎處理，已違反衛 廣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定核處新臺幣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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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採訪之目的或訴求，香港狗仔隊跟拍，到德國的張柏芝，鬧上警局，結 果狗仔被德國警察局留置，如以美國聯邦法院判決的意旨張柏芝是公眾人 物，本就有忍受跟拍的心理準備，可是公眾人物在某些生活層面上也會有 與「公共性」無關的部份，如果全以New York Times案加以處理，『將使社 會無法保護個人免於扭曲的侮辱，而被迫在大眾眼前曝光』423。
美國在Branzburg v.Hayes,408 U.S. 665（1972）一案中，多數意見 指出：「非常清楚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並不要求本院將適用於一般大 眾的法律判定違憲，儘管該法律對新聞媒體造成額外的負擔（incidental burden）。」424，「本院一般性的立場是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並不賦予新 聞媒體憲法上的特殊權利，得以取得一般公眾所不能取得的資訊」425，「新 聞媒體也沒有權利採訪重大刑案現場或災難事件，如果一般大眾同樣被隔 離在外。」426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採訪與資訊取得，聯邦法院認為媒體 並不享有特權，因此對於跟拍及對私人的採訪資料蒐集行為，各州均有立 法支持，但是聯邦最高法院仍然拒絕承認其享有此一特權427。
這一次日本大地震，臺灣媒體去日本採訪，碰到不願受訪日人強行跟 隨，則遭到當事人請求警方依「防止不當打擾法」加以阻止，這在我國被 視為妨害新聞自由的行為，但是在日本則認為，這是政府阻卻媒體「犯意」
或「犯行」的國家正當行為，日本當初立法是先由地方開始，然後才由中 央主導。建議我國既有地方制度法，可以先由地方訂定類似「防止不當打 擾法」的自治條例，然後再由中央立法；或者儘速修訂《社會秩序維護法》
使警察能有強制干預的權力，最近司法院進行憲法法庭開庭就是為了媒體
423 「不得立法侵犯：蘇利文案與言論自由」，安東尼‧路易士，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2 月初版，頁 306～307。
424 408 U.S. 665 (1972), 轉引自「什麼樣的民主？什麼樣的新聞自由～從民主理論視野分析美國新聞自由 法制～」，許家馨，「司法院大法官九十九年度學術研討會～解釋憲法與言論自由之保障～」頁 80。
425 同前註。
426 同註 424。
427 同註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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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因跟拍被警察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媒體聲請釋憲，雖然釋憲 結果未出爐，但是吾人期待大法官在客觀法秩序維護為目的下，能予合憲 解釋，予媒體當頭棒喝。
第二項 建立公眾人物與私德報導的免責及範圍
美國誹謗法規中清楚定義了公眾人物的類別，在媒體誹謗部份，起先 以「公職人員」（public officer），與私人（private figure）加以區分，
私人部份再以「公共利益」（public concern）區分成「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與純「私人」（private figure），再以「真實惡意」(actrue malice) 來界定舉證責任。至於當非公務員、非公眾人物為原告時，如果涉及『公
私人部份再以「公共利益」（public concern）區分成「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與純「私人」（private figure），再以「真實惡意」(actrue malice) 來界定舉證責任。至於當非公務員、非公眾人物為原告時，如果涉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