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台灣與歐盟的政治關係發展
第四節 影響台灣與歐盟政治關係發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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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a）應著手研擬由該代表團與台灣國會建立關係。最後在歐洲議會對執 委會提交的「歐盟對中國策略」諮詢意見中，雖然議員們對於台灣仍是秉持著的 支持的立場，但兩者的差距甚大，執委會全篇報告中提到台灣只有一次，相較於 歐洲議會評論歐盟對「中國大陸」策略之決議文中，是以專節列出有關台灣的部 份68，由此即可看出歐盟的一個中國政策，因為歐洲議會雖是歐盟官方機構中對 台灣較友好之單位，但其對理事會及執委會並無強制性的約束權力。
有別於冷戰前的國際局勢，冷戰結束後的歐盟積極涉入亞洲地區事務的動機 也日趨明顯，甚至是引發歐美雙邊的競爭。69因為歐盟希望未來的國際情勢不再 是維持美國的單極世界，而是隨著歐盟與中國大陸逐漸擴大的政經交流，而演變 成美國、歐盟與中國三邊對等的國際局面。然而歐盟與中國大陸的交往及其亞洲 政策，最主要的關鍵點即是在於「台灣問題」。歐盟在台灣問題上所保持的態度 大致與美國的立場相同，歐盟不希望兩岸透過軍事武力解決台海問題，而是用和 平的方式，雙方透過協商、對話及信心建立等措施，並且尊重人民的意願解決台 海問題。歐盟的兩面手法其實就是希望在中國大陸龐大的經濟市場利益與台灣的 民主政治及人權自由間取得相對的平衡點，為歐盟獲取最大利益。
第四節 影響台灣與歐盟政治關係發展的因素
研究歐盟對台海兩岸的關係、政策及作法等，需要把國際強權間的戰略安全 利益、地緣政治的急迫性及各種因應對策的可行性等因素列入考量。影響台灣與 歐盟雙邊關係發展的最大關鍵因素即是「中國大陸」的態度及立場，中歐雙邊雖 然逐漸擴大經貿交流，並企圖建立高層次的戰略夥伴關係，但基於中國大陸內部 的人權、宗教及西藏等問題，歐盟與中國大陸的交往始終尚有些保留與隔閡。而 台歐的雙邊關係整體而言，無論是在政治、經貿、安全及環保等其他全球議題上，
68 鍾志明，〈歐洲議會友我決議案之意義〉，我國與歐洲之關係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歐洲聯盟研究論壇，2002 年，頁 5-6。
69 湯紹成，〈未來的和平與發展─歐盟對兩岸的期許〉，《海峽評論》，第 211 期，（2008 年 7 月），
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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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的交流僅維持在非官方的層次下頻繁互動，其主要限制因素乃是因為中國大 陸的「一個中國」政策。因此，本節主要是從近年來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後，對台 歐雙邊關係的影響，並且由美歐關係生變的角度下，探討國際強權在東亞地區的 關係消長及影響層面，最後論證歐盟在國際關係複雜的氛圍下，對台灣仍秉持「政 經分離」之主要政策發展原則。
一、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成為區域強權
中國大陸於1989 年發生天安事件發生後，歐盟基於中國大陸漠視人權及自 由民主等問題，於1989 年 6 月 27 日的馬德里（Madrid）高峰會議中提出「中止 雙方高層接觸、中止雙方軍事交流及文化交流以及中止與中國大陸進行武器貿 易」等政策（請見表2-4）。但自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以後，經濟迅速蓬勃發展，龐 大的市場利益吸引著歐盟的會員國，因此自1990 年起，歐盟中的法國、義大利 及英國等會員國開始提出解除軍售的議題，並對中國大陸出售部份的軍事武器。
為了避免高科技軍事技術外流，同時明確規範所有的武器禁令，歐盟於1998 年 6 月，歐盟的外交部長會議（General Affairs Council）通過了「出口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使整個政策在執行上仍保留有部份的彈性空間及應對做法。
在台海兩岸的問題上，歐盟可以感受到中國大陸對於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 整的堅持與決心。從南中國海問題及兩岸情勢的演變，歐盟大部份國家甚至可以 感受到中國大陸不惜一戰的決心。70但是台灣從威權體制時代轉型到民主政治制 度的成果，已深植歐洲國家的正面肯定，因此歐盟對於中國大陸的軍事武力解決 台海兩岸問題之手段，是無法接受的。另外歐盟雖然受制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壓力 及經濟誘因，致使歐盟在以往有關兩岸政策的決策或聲明上均是保持保守的態度 與立場，但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制度、軍事預算透明度不足、不放棄以武力解決 台灣問題等，歐盟則是持開放的態度與作法，多次在聯合國大會等國際場合上表 達歐盟的不滿。由此可知歐盟與中國大陸之間仍存在著很多問題，礙於國際政治
70 吳東野，〈歐洲安全情勢變化對兩岸關係之意義及影響〉，《政治科學論叢》專刊，（1999 年 12 月），頁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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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實與經濟的誘因，歐盟在兩岸問題上，大部份還是持保守的態度。
表2-4 歐盟與中國大陸關係發展列表
時間 關係發展
1950 年 韓戰爆發，歐盟將中國大陸列入「多邊出口管制聯合協調委員會」（COCOM）
管制名單，禁止歐盟及其會員國銷售軍事武器予中國大陸。
1975 年 美國間接透過英國勞斯萊斯（Rolls-Royce）公司出售引擎予中共，該款引擎可轉 用於戰鬥機上使用。
1978 年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訪問中國大陸，同意透過 西歐國家出售46 項軍事武器。
1985 年 多邊出口管制聯合協調委員會同意放寬對中國大陸的軍民兩用物資管制。
1989 年 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歐盟提出中斷雙方高層互訪及武器輸出等多項交流禁 令。
1990-1997 年 歐盟會員國中的英國、法國及義大利等國因考量各自國家利益，仍輸出部份軍事 武器予中國大陸。
1998 年 歐盟外長會議制定「出口行為準則」，但在政策上執行與規範並不明確。
2003 年 歐盟與中國大陸雙邊貿易總額達1150 億歐元，為歐盟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2004 年 歐盟外長會議第一次正式討論對中國大陸解除武器禁令的可能性。同年雙邊貿易 總額達1550 億歐元，歐盟成為中國的全球第一大貿易夥伴，超越美國及日本。
2005 年
歐盟推展與中國大陸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雙邊貿易總額達1700 億歐元。
但同年中國大陸提出「反分裂國家法」，進而影響歐盟對中國大陸解除武器禁運 的考量因素。
2006 年 歐盟與中國大陸雙方召開「三頭馬車會議」（Troika）。
資料來源：轉自張台麟，〈歐盟擬解除對中國軍售禁令之發展與困境〉，《歐洲國際評論》，第三期，
（2007 年），頁 75-84；筆者另行整理部份事件發展。
二、美歐關係的轉變
美國自2000 年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總統執政後，美國的外交政策 已由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變為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和新保守主義
（Neoconservatism）。美國之所以改變外交政策的主軸，其最主要的原因仍多邊 主義的協商機制及決議，不僅限制了美國的政策，更有違美國的全球利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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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因其經濟成本不符美國利益，故美國宣布不加 入，又如美國為了發展國家飛彈防禦（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技術，也 不惜違反其曾宣示遵循的國際條約「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等。
美國對外政策的轉向（redirection），已成為大西洋戰略夥伴關係上的分水 嶺。從2001 年「九一一恐佈攻擊事件」後，美國與歐盟的關係變化最為明顯。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所有的歐盟國家均支持美國攻擊蓋達（Al Qaeda）組織和阿 富汗的塔里班（Taliban）政權。但當美國企圖對伊拉克出兵時，卻遭到法國及德 國等多數歐盟國家的反對。2002 年美國白宮所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策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更明確表示美國將往黷 武主義（militarism）發展，美國與歐盟的戰略夥伴關係將遭受更大的衝擊。71
歐盟經過了幾次的擴充及整合後，在經濟層面的統合已讓歐洲成為一個超國 家的機制，歐元的創立與流通更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強勢幣種，針對全球環 境合作等國際性議題，歐盟向來是居於主導的地位，因此歐盟的影響力已漸漸可 以與美國制衡。尤其是在軟性安全（soft security）方面，包括聯合國或其他國際 多邊組織（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授權的維和行動，歐盟向來都是師出有名，
與美國的單邊主義相比較，歐盟不僅得到了國際間的認同，進而可以成為制衡美 國強大軍事力量的最有效途徑。由歐洲邀請中國與印度一起加入歐洲所發展的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伽利略計畫」（The Galileo project），即可看出歐盟有意聯合區 域強權，以對抗美國在市場的壟斷。72
然而台灣在面對美歐關係的轉變時，則應更加的小心應對。台灣的外交政策 向來是以美國為主要軸心，但台灣也是歐盟在亞洲地區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就經 濟層面而言，台灣是不容歐盟忽視的，因此在美歐關係轉變的同時，台灣應避免
71 周志杰，〈美歐關係轉變與臺灣因應之道〉，《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5 期，（1996 年 5 月），
頁92。
72 美國的衛星系統為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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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體系（systemic-level）的議題上採取特定的立場73，而是朝雙向雙邊發展，
創造多贏的局面。同時台灣應避免歐盟在與中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犧牲 了其與台灣的政經關係。目前台灣已被排除在歐盟參與的任何歐亞區域合作架構 外，唯有全力發展經濟，才可創造與歐盟發展的有利條件，進而在區域經濟整合 的同時避免遭受邊緣化的地位。
三、歐盟解除武器禁運政策
亞洲整體的區域和平及安全考量是影響台歐雙邊關係的潛在因素。由此問題
亞洲整體的區域和平及安全考量是影響台歐雙邊關係的潛在因素。由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