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國出兵政策的正常化
第三節、 影響德國出兵政策正常化的因素
從前述德國出兵政策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德國政府的決策並非一蹴可成 的，而是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逐步在一些個案中，受到國內外因素的衝擊，
才漸進的完成正常化。因此，本節將探討影響德國政府決策的外在與內在因素。
壹、外在因素
影響德國出兵政策正常化的外在因素主要有下列幾項:（1）國際體系與結構；
（2）國際組織的規約；（3）主要盟邦及強權的壓力；（4）被干預國的國內情勢 及其與德國的關係；（5）國際輿論等。
一、 國際體系與結構
隨著蘇聯的解體，取代蘇聯的俄羅斯雖然仍然具備著軍事上兩極體系作為其 中一極之能力，但是因為俄國本身的控制力下降與經濟能力的惡化，造成整個國 際體系已經不復以往，而走向「一個超強、軍事兩極、經濟多元」的結構。
而在東西衝突結束之後，相關的國際問題所產生的風險計算更加的分散與困 難，美國無法獨力承擔，而需要其他國家的參與(Klein, 2000:17)，使得作為唯一 超強的美國願意且希望在國際結構的其他中型強權多負擔一些責任，做為歐洲主 要行為者之一的德國，自然難以避免在這樣的國際結構下面，負擔責任，加上統
一後的德國亦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更必須要負擔相應的責 任。
不過，這時候的德國基本上仍然維持冷戰時期的政策，並保證德國統一後並 不會對其他國家的安全產生威脅，還沒有確定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也因此 Hanns W.
Maull 在 2000 年時指出，1990 年代的發展，雖然沒有否定國際體系及國際制度的 因素，但是在德國外交政策上確實沒有扮演決定性角色(Maull, 2000b:2)。
二、國際組織的規約
德國的出兵政策深受其所參與的主要國際組織所影響，這些組織包括聯合 國、北約、西歐聯盟以及歐體（也就是以後的歐盟），以下分述之：
（一） 聯合國（UN）
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明確的規範了對於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 之應付辦法，為各會員國參與聯合國的出兵行動的依據。同時，根據 1994 年憲法 法院的判決中提到：「聯合國係與德國基本法第 24 條第 2 款精神相符合的集體安 全體系，其旨在以和平或武力的方式解決會員國的爭端及恢復和平，依據聯合國 憲章，限制會員國主權，並要求會員國配合是必須的，特別是在憲章第 25 條規範 下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對於相關會員國更具有拘束力」29(Wiefelspütz, 2008:149)。
（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北大西洋公約憲章第五條明確規定了作為北約公約國會員國，必須要承擔集 體防衛的義務。1994 年憲法法院的判決對於北約是否為一符合基本法第 24 條第 2 款集體安全的組織上採取開放的態度，不過表示北約是會員國集體防衛與共同維
29 原文為：Die Vereinten Nationen sind ein System gegenseitiger kollektiver Sicherheit im Sinne von Art.
24. Abs.2 GG. Sie sind darauf angelegt, Streitigkeiten unter ihren Mitgliedern auf friedliche Weise bezulegen und notfalls durch Einsatz von Streitkräften den Friedenszustand wiederzustellen. Dabei sind die Mitgliedstaaten zu entsprechender Zusammenarbeit verpflichtet. Die Charta der Vereinten Nationen beschränkt die enzelnen Mitglieder in der Wahrnehmung ihre Hoheitsrechte;insbesondere sind die Beschlüsse des Sicherheitsrates gemäß Art. 25 Satz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 bindend und müssen nach Maßgabe dieser Bindung von den Mitgliedstaaten ausgeführt werden.(BverfGE 90, S.286)
護和平與安全的安全體系，憲法法院分別從公約中第 5 條，凡締約國一方遭受攻
30 Die NATO bildet ein Sicherheitssystem, in dem die Mitglieder „ihre Bemühungen für die gemiensame Verteidigun und für die Erhaltung des Friedens und der Sichehet,,,,vereinigen“(Präambel des
NATO-Vertrages). Sie verfolgt dieses Ziel gemäß Art. 5 des NATO-Vertrages insbesondere dadurch, daß sie einem Angriff gegen eine der Vertragsparteien eine Bündnisverpflichtung entgegenstellt, nach der jede der Vertragsparteien einen solchen Angriff als gegen alle Vertragspartner gerichtet ansehen wird.
Dabei beanspruchen die Vertragsparteien für den Bündnisfall, die in Art. 51 SVN anerkannten Rechte individueller oder kollektiver Selbstverteidigung wahrzunehmen. Die NATO dient der Wahrung des Friedens auch dadurch, daß die Vertragsparteien sich nach Art. 1 des NATO-Vertrages verpflichten, Streitfälle, an denen sie beteiligt sind, mit friedlichen Mitteln zu lösen. Sie Zeichnet sich überdies durch die Ausbildung hochdifferenzierter integrieter militärischer Kommandostrukturen und die Aufstellung gemeinsamer Verbände vor herkömmlichen Militärallianzen aus und bewirkt damit nicht zuletzt, daß die Streitkräfte der Mitgliedstaaten in einer Weise miteinander verflochten werden, die die Sicherheit unter ihnen selbst erhöht. Außerdem begründert Art. 4 des NATO-Vertrages eine Konsultationspflicht für alle Partnerstaaten in Krisenfällen.
Damit ist die NATO durch ein friedensicherndes Regelwerk und den Aufbau einer Organisation gekennzeichnet, die es zulassen, sie als System gegenseitiger kollektiver Sicherheit im Sinne des Art. 24 Abs. 2GG zu bewerten.
在馬約本文中的共同條款（common provisions）的第 B 條31與 C32條明確地指 出，歐盟應透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包括未來可能成形的共同防衛政策，以確保 其在國際社會的「主體性」。而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條款（provisions on a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方面，則在第 J 至 J.11 的相關條文，特別是在 J.4 條中，
明確揭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最終將進一步形成共同防衛政策，並言明西歐聯盟 將協助及執行歐盟有關防衛的決定與行動。
2. 在特別聲明部分
在本文之外，歐盟各會員國亦對特定議題發佈特別聲明，其法律效力雖不若 本文來的重要，但亦可視為是補充條約的重要法源依據。在會員國達成的 33 個聲 明中，與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有關的只有第 30 號聲明，其中規定有關歐盟與西歐 聯盟及大西洋聯盟（the Atlantic Alliance）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第一項即言明要 將西歐聯盟整合進歐盟（…WEU will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並在日後可能形成的共同防衛政策中承擔 歐盟之安全與防衛事宜。
我們從本文及特別聲明中都可以看出，在馬斯垂克條約中，共同安全及防衛 政策事實上只有停留在「期許」的層次，並未明確地表示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的 時程，但是，共同的防衛政策仍是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一個發展的方向。根據 1992 年的 VPR，德國強調歐盟的政治整合，並作為安全的架構，是德國國防政策 的基本因素(Der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1992:29)。
31 第 B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如下：to assert its identity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cluding the eventual framing of a common defence policy, which might in time lead to a common defence。
32 第 C 條為 The Union shall be served by a sing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ich shall ensure the consistency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attain its objectives while respecting and building upon the "acquis communautaire".
The Union shall in particular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its external activities as a whole in the context of its external relations, security,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Council and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such consistency. They shall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each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spective powers.
簡言之，德國政府在決定出兵與否，均會考慮到它在作為一個國際組織的會 員國所應承擔的條約承諾。
三、主要盟邦及強權的壓力
對於德國而言，盟邦的要求還是會扮演角色。就像是 Winston Churchill 曾經 說過的一樣，「比與盟邦為敵還糟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沒有盟邦的情況作戰」
(Berger, 2002: 23)，再加上德國在商業上依賴美國，基本上德國仍很難拒絕主要盟 邦國家，特別是來自美國的要求。Cloutier(2004)等人認為，國際壓力是德國出兵 政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美國柯林頓總統執政後，對於德國的壓力與日俱增，
在 1994 年 7 月，他主張：「我不認為做為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德國，可以迴避 領 導 的 角 色 ， 德 國 沒 其 他 選 擇… 德 國 也 不 能 夠 推 卸 責 任 」 (Cloutier et al.
2004:110)。只是德國仍然會失望於其對於美國缺乏影響力，因此有時候這樣子的 失望也會反應在決策當中。
對德國而言，除了重視英國與法國等國家，但是從長期的歷史角度來看，與 俄國的關係可能更為重要，誠如施洛德總理曾指出俄國對於德國的重要性有兩 點：第一為經濟因素，因為俄國 1440 億的公債中，其中有將近 500 億是來自德國，
同時德國的天然氣有許多都來自於俄國；第二點則是不穩定的俄國將會對德國產 生威脅(Erb, 2003:184)。
四、 被干預國的國內情勢及其與德國的關係
由於德國仍缺乏整體的出兵原則與模式，因此在決定出兵政策時，主要還是 依案例而定，而所謂的依案例而定，就與被干預國的國內情勢，以及其與德國的 關係有密切的關係，比方說德國在 2003 年出兵剛果時毫不遲疑，而在 2004 年出 兵 Dafur 時卻遲疑了(Maull, 2006:90)；而在本文的案例中更顯示，在波灣戰爭中 的德國，在初期僅限於伊拉克與科威特之間時並不積極，但是當涉及到以色列及 在德國境內有許多人口的土耳其時，就展現其積極度；而在波士尼亞的介入，也 因為傳統的歷史關係與地緣關係，使得德國較願意介入，並願意在其他國家沒有 承認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兩國時，率先承認兩國獨立。
五、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的影響力當然會影響德國的出兵政策，而又以所謂的「CNN 效應」
最為明顯，所謂 CNN 效應，Joseph S. Nye 將其效應稱為「因為自由流動大眾資 訊的增加，縮短了對民意的影響時間」(Nye, 1999:12-15)，但 Piers Robinson 則強 調所謂國際輿論的主要效應基本上還是針對政治菁英，而非如 Nye 所說的民意 (Bahador, 2007:6)。但是 Babak Bahador(2007)認為其他因素當然重要，但是所謂的
「CNN 效應」及國際輿論仍扮演角色。
貳、內在因素
內在因素包括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基本法與憲法法院的解釋、決策體 系與菁英、國家利益、政黨、民意及戰略文化等因素。
一、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
二戰之後的情勢，使得德國的政治菁英採取「放棄主權以獲得主權」的基本 方針，並以強調歐洲整合作為其最重要的基本方針。而這樣的基本方針在統一後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德國仍然強調國際組織與多邊主義的重要性，並致力於促進 歐洲整合。
不過不論基本方針為何，還有一個最大的限制便是預算，不論軍事計畫多麼 的良好，或者相關改革的概念多麼的優良，如果缺乏財政上面的支援，將只是如 同廢紙(Makulatur)(Klein, 2000:84)。也因此，爭取預算進行軍隊改革，使軍隊能 夠真正從事未來的出兵任務，亦是這個階段的重要目標。
二、基本法與憲法法院的解釋
符合基本法與聯邦憲法法院的解釋是德國出兵與否的合法性要求。基本法前 言便規定：「我德意志人民，認識到對上帝與人類所負之責任，願以聯合歐洲中 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貢獻世界和平，茲本制憲權力制定此基本法。」，強調德國貢
符合基本法與聯邦憲法法院的解釋是德國出兵與否的合法性要求。基本法前 言便規定：「我德意志人民，認識到對上帝與人類所負之責任，願以聯合歐洲中 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貢獻世界和平，茲本制憲權力制定此基本法。」，強調德國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