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出兵行動的原則與模式

前面四節討論了科索沃出兵行動的醞釀期、出兵政策的確立、干預政策的內 涵以及重建行動，本節將綜合前面所述相關案例，綜合分析德國在科索沃出兵行 動上的原則與模式。以下將分別從決策過程、任務內容、重建任務等部分考量的 原則與限制探討，同時探討科索沃出兵政策對之後出兵行動的可能影響。

壹、德國在決策過程中考量的原則與模式

接下來將討論德國在決策過程中考量的原則與模式。

一、 決策過程中考量的原則

德國在科索沃出兵決策中考量的原則包括：（一）如何在大國外交中，扮演 中級強權的角色；（二）對國際組織的強調；（三）對盟國的強調；（四）對人 道的堅持；（五）對國家利益的重視以及（六）歷史與共同價值的影響。

（一）在大國外交中，扮演中級強權的角色

國際體系是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外在環境，而做為國際體系內中型 強權的德國，其作法就是調和美俄兩強與其他中型強權(如法國及英國)。在調和

美、俄兩強上，德國基本上還是跟美國站在同樣立場，先與美國達成共識，如在 科索沃接觸小組中德國的態度，就是與美國取得共識後，進而主張希望能夠促成 俄國的加入，畢竟巴爾幹半島在二戰後還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因此俄國的加入與 表態是相當重要的。另外，要讓美國持續扮演角色，德國亦主張讓北約持續扮演 角色，以讓美國持續介入歐洲的安全事務。

同時，大國的外交仍是有其重要性，雖然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都一再強調聯 合國安理會的重要性，但是實際上發揮作用的，是由各自國家代表所組成的接觸 小組(Weller, 2008:81)，同時，亦可以看出各國對於大國(如美國與俄國的態度)的 重視。

在調和其他中型強權上，德國的作法便是強調歐洲的角色，因為當時德國為 歐盟的輪值主席國，因此積極在和平計畫上與東南歐穩定法案上扮演推手的角 色，面對法國在出兵行動的醞釀階段對於出兵上較為限縮的態度，德國的角色是 較為積極的，最後也獲得英國及法國的支持。

（二）對聯合國與北約決議的支持

德國將「集體」的概念帶入「力量」的展現，但基本上還視為持著後冷戰初 期 ， 由 當 時 的 外 長 根 舍 所 建 立 的 傳 統 ， 也 就 是 強 調 多 邊 主 義 與 責 任 政 治 (Verantwortungspolitik) ， 強 調 對 話 與 多 邊 外 交 途 徑 解 決 安 全 議 題 的 重 要 性 (Wagnsson, 2008:39)。

而之後的外長金克爾發言中，也一再強調國際上的規範，也就是聯合國與北 約的規範的重要性，同時，他也強調，如果德國沒有參與出兵行動，將會使盟邦 陷入危險(Plenarprotokoll, 13/248:23133)。

繼任的外長費雪則在 1999 年 9 月 22 日對聯合國大會演說中強調多邊主義、

外交途徑與戰爭作為最終手段的重要性。他認為多數的衝突已經不再是國際性 的，因此，維和任務也要與過去不同，科索沃的出兵將是一個轉捩點，不僅顯示 國際社會不能容忍國家對其人民動武，並將恐怖行動與驅離行動作為政治工具，

更顯示國際關係發展的轉變，也就是人道干預任務。但是科索沃的出兵不能視為 是先例，而弱化聯合國安理會在授權使用武力的獨佔性，因為如此將會導致權力 的濫用甚至是無政府狀態，使國際社會回到十九世紀，因此，唯一的解決之道便

是聯合國必須要能夠即時干預，但費雪仍然強調所謂「窮盡所有和平解決爭端」

的途徑是一個重點(Fischer, 1999)。

（三）盟國的態度

在一次接受「明鏡週刊」訪問的時候，施洛德總理強調過去盟邦對於德國的 承擔責任的內涵已經改變了(Friedrich, 2005:89)，也就是說盟邦過去擔心德國成為 歐洲的威脅，但是現在反而希望德國能夠負擔更多的角色與責任。

施洛德總理並在聯邦議會宣稱有 8 萬人需要被從地獄(Inferno)被拯救出來，

而夏平也強調已經有四萬名塞國軍隊進駐，不過根據 1999 年 3 月國防部專家統 計，其實只有 1,374 名(Schultz, 2008:82)，但是不論如何，德國仍強調出兵的必要 性，因此 Peter Schultz(2008)認為，外在的壓力才是德國參與行動的主要因素。

（四）人道原則

自民黨的外長金克爾在 1998 年 10 月 16 日的發言便強調人道救援以及多邊主 義的重要性(Plenarprotokoll, 13/248:23133)。他表示，為了避免科索沃情勢的惡化 以及對塞爾維亞情勢的判斷，也就是對米洛塞維奇總統的不信任，認為軍事行動 才能使其就範，因此德國要與盟邦共同出兵，以顯示動武的決心(Plenarprotokoll, 13/248:23133)，以避免人道的問題發生。

1999 年 1 月 10 日科索沃地區有一名塞國警察被槍殺，1 月 15 日塞國政府便 派出軍隊進入科索沃，並將外國觀察員隔開，1 月 16 日科索沃查核代表團的檢查 員發現 34 名屍體，皆為平民。因此，外長費雪強調調查結果表示當地民眾是被殺 害的，德國應該扮演角色。不過亦有一說表示，根據芬蘭的調查委員會調查，這 些屍體是被運來的，以導演一場被屠殺的戲，歐安組織也在 1999 年 3 月 13 日證 明確實是阿爾巴尼亞裔所導演的，不過德國外長費雪仍然譴責塞國處決了 45 人，

且多半為女性與小孩，美國也強調要求北約立即進行空襲(Schultz, 2008:67)。

姑且不論 Racak 地區的屠殺是否是阿爾巴尼亞裔自導自演，從上述的言談都 可以看出強調屠殺事件以及人道問題對於德國在出兵任務上面是扮演重要角色 的。而 Rudolf Scharping 也強調人道的重要性，他在 1999 年 9 月 16 日於聯邦議 會報告中提到，對於總理、外長及國防部長而言，考量的是如何將政治解決、軍

事能力與人道救援的即時性結合(Plenarprotokoll, 14/55:4905)。

（五）國家利益的考量

對德國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利益考量，考慮到難民對其的影響，而非人權問 題 ， 同 時 也 出 自 於 內 政 與 財 政 上 的 動 機 ， 以 及 與 美 國 的 一 致 行 動 (Schultz, 2008:47)，也是要證明給美國看，雖然執政者改變，但是德國的政策並沒有受到 影響(Schultz, 2008:59)。

1999 年 5 月 4 日，德國政府有鑑於科索沃衝突已經造成了 90 萬人的難民與 180 萬人無家可歸，其中約有 38 萬 6,000 人流向阿爾巴尼亞、17 萬 5,000 人流向 馬其頓、10 萬人流向門地內哥羅，分別對這三個國家造成嚴重的壓力(Drucksache 14/912)。為了紓解難民的問題並提供人道救援，德國決定派出 1,000 名兵力，在 阿爾巴尼亞及馬其頓協助北約的相關行動。而在某種程度上，此舉也是希望能夠 協助難民的安置，以舒緩流向德國科索沃難民的壓力。

德國的難民壓力，也影響其對國家利益的判斷。根據德國聯邦難民局及內政 部資料之統計，1997 年，來自前南斯拉夫的難民數量總數為 14,789 人，佔德國總 難民總數的 14.7％，但是從 1998 年起，來自前南斯拉夫難民的成長幅度急速攀升 到 34,979 人，佔總數的 35.45％，直到 2000 年科索沃事件告一段落後，配合聯合 國及國際間的戰後重建措施，得以將大部分的難民送回家園，來自前南斯拉夫的 難民數量才又降回 14.16％，而短時間增加的大量難民潮，也對德國的治安產生風 險，1999 年從前南斯拉夫而來的難民犯罪率增加了將近 3％，提升至 16％，而當 遣返大批難民後，犯罪率也隨之降低，2001 年降至 10.5％⁴⁵，足見大量的難民數 量已經影響德國的國家利益。

（六）歷史與共同價值

45 參照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相關資料：

http://www.bafl.de/template/statistiken/content_europavergleich_teil1.htm

外長費雪認為歐洲整合的成功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而科索沃的問 題 ， 正 是 米 洛 塞 維 奇 挑 戰 了 「 歐 洲 的 文 明 模 式 」 (the European model of civilization)，而作為社群的歐洲各國，應該勇於「在面對科索沃如此艱難的任務，

還是應該要統一口徑」，「米洛塞維奇將科索沃轉變成一個歐洲的流氓居所，也 就是這樣，他等於是對歐洲文明的一種宣戰，而如果歐洲允許在離歐洲只有一個 小時飛機時間的一塊地方，破壞歐洲長期所建立的民主、法治、自由與關懷弱勢 的價值，那所謂的歐洲社群基本上是個空話」⁴⁶(Wagnsson, 2008:28)。社民黨國會 議員 Karsten Voigt 也主張，當其他地區人民受到暴力威脅時，德國人更不應該忘 記，應該基於人道與歷史的情況下予以協助(Löfflmann, 2008:63)

而對於納粹的歷史記憶，過去是被用在反對德國參與軍事干預行動，但是科 索沃的出兵行動可以說是態度的翻轉，變成人道干預的合法化理由，最後演變成

「在對的一邊奮戰」(Heins, 2007:58)。米洛塞維奇政權被比做過去的納粹政權，

因此學者認為，這不僅代表著道德的問題，而且也代表著德國領導階層已經不再 感到羞愧(shameful)(Heins, 2007:59)。Jeffrey Lantis(2002)也認為，有些價值包括支 持民主、避免侵略行為、多邊主義與不喜歡使用武力的原則仍然存在 (Lantis, 2002：36)。較大的差異在一般戰略文化的分析者多半認為菁英會希望維持現狀，

但是他認為在科索沃的案例上，菁英反而是走在戰略文化改變之前，顯示菁英在 決定何時、何地要使用文化，何時又要改變它(Lantis, 2002:37)。

最具體的例子便是施洛德總理將過去德國作為避免參與出兵的歷史因素，轉 化成必須參與出兵的重要原因。他在 1999 年 4 月 15 日於聯邦議會表示，有關科 索沃問題的政治解決，各國已經做了許多的嘗試，但是米洛塞維奇總統一開始就 計畫要進行種族清洗，過去在波士尼亞的遲疑造成了 20 萬人的傷害，現在德國必 須要以北約及歐盟一起，結合俄國，共同扮演角色。而要證明統一後的德國與過 去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德國之差異，就是承擔戰鬥任務，並使塞爾維亞獲得像

46 這些談話出自於費雪於 1999 年 4 月 10 日接受 Leipziger Volkszeitung 及 4 月 14 日在 Strasbourg 對歐洲議會的講話，引自 Wagnsson(2008)一書。

1945 年時期的德國一樣的待遇，促進其民主化、經濟發展與重建(Plenarprotokoll, 14/32:2620-2623)。

二、決策模式

有鑑於上述的原則，德國在出兵決策的時候考量的模式首重國際組織的授

有鑑於上述的原則，德國在出兵決策的時候考量的模式首重國際組織的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