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國出兵政策的正常化
第一節 1994 年前的德國安全與出兵政策
本節將 1994 年以前的德國安全與出兵政策分為兩個階段討論，首先是統一前 聯邦德國時期之安全政策，其次則是統一初期的安全與出兵政策，因為研究德國 的相關文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強調歷史因素的重要性，因此，了解整個歷史脈絡，
將有助於更加理解德國的安全與出兵政策之具體內涵。
壹、統一前聯邦德國時期的安全政策
Scott Erb 將聯邦德國時期的安全政策演變分為「尋求西方認同階段」以及「與 東方和解階段」(Ostpolitik) (Erb, 2003)，如此的分類似未完全解釋聯邦德國在統一 前的各階段特色，因此，本文將其修正，分為下列幾個階段：一、尋求西方認同 階段（1949-1955）：主要為 Konrad Adenauer 總理(以下簡稱艾德諾總理)掌權的 階段；二、自我孤立與基本方針論戰階段（1955-1969）：在這段期間德國採取自 我限制的策略，在國內亦陷入「大西洋主義者」與「戴高樂主義者」兩派對於基 本方針的論爭；三、與東方和解及外交政策國際化階段（1969-1989）：在這階段 具代表性的就是布蘭特總理(Willy Brandt)的「與東方和解政策」，但隨著柯爾總 理的上台，也積極推動歐洲整合的政策，促進外交政策的國際化。
一、尋求西方認同階段(1949-1955 年)
在這個階段其實亦可分為兩個小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要恢復德國的主權，
作為一個戰敗國，如何能夠去除「被佔領國」的弱勢，恢復主權為戰後第一階段 中艾德諾總理首要思考的。當在內政與外交事務上獲得完整的權力之後，則推動 進一步整合入北約及重建軍隊的第二階段。
（一）恢復主權階段
德國在 1945 年 5 月 8 日投降之後，英、蘇、美三國成為德國的佔領國，而後 法國則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加入佔領國的行列。四國基本上的方針就是要促進聯 邦德國的「去納粹化」(Denazifizierung)、「去軍事化」(Demilitarisierung)、「去 集中化」(Dezentralisierung)與「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以確保德國不會再 成為其他國家與對民主的威脅(Meier, 2006:64)。
雖然戰後初期包括美國的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等人甚至提出 要將德國「去工業化」，將德國轉化成「農業國家」，但隨著冷戰的發展，西方 國家瞭解到給予德國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有必要的。1946 年美國國務卿伯恩斯 (James Byrnes)在斯圖加特(Stuttgart)演講就提到美國對德國的友誼與德國未來自 治的可能性，因為美國認為不能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錯誤，因此 1947 年的
「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協助重建歐洲 的國家中 ，亦包括德國 (Erb, 2003:22-23)。
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新的德國政府成立後，相關的立法權限還是控制在盟邦 的手中(Meier, 2006: 64)。當時的艾德諾總理主張德國應與盟邦堅定的站在一起，
特別是美國，因此被稱之為「盟邦的總理」(Hockenos, 2008:20)。1950 年 6 月韓 戰爆發，東西陣營的對立情況加劇，對於艾德諾總理來說，此為解除聯邦德國「主 要決策仍由佔領國決定的狀態，並使其重新獲得西方民主國家的相同成員國地位」
的大好機會，他向西方國家提出兩份備忘錄，第一份是要求西方國家加強駐軍，
並且表示願意提供歐洲軍的兵源；第二份則是建議儘速結束各國對聯邦德國的佔 領，使德國能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地位平等(郭秋慶，2006：103)，這些作法可以說 是「透過整合來取得德國的主權」。
1950 年 10 月 24 日法國總理普利文(René Pleven)提出「普利文計畫」(Pleven Plan)，希望建立「歐洲防禦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EDC)，主要 的目的是藉由跨國的管制，以稀釋德國的角色，而艾德諾總理一方面對此表達支 持，而當歐洲防禦共同體的提案遭到法國國民議會否決時亦表示惋惜，但他也同 時繼續爭取恢復與其他國家相同的權力(Lounghurst, 2004:34)。
同時，在他的推動之下，促成了 1952 年 5 月 26 日的「德國條約」
(Deutschland-Vertrag)22，德國獲得了「主權國家在內政及外交事務上完整的權力」
(第一條、第二段)，不過還是有所限制，三個佔領國還是享有特權，包括「對於 公共秩序的安全，對於維護柏林的安全、經濟、貿易等有義務」，同時，根據第 四 條 ， 佔 領 國 在德 國的 諒 解 (Einvernehmen) 之 下 仍 然 在 德 國駐 有軍 隊 (Meier, 2006:65)。至此，聯邦德國可以說基本上達到進一步恢復其部分主權的成果。
（二）整合入北約與重建軍隊
1954 年 9 月至 10 月間，西方陣營的九國代表齊聚巴黎召開會議，起草和簽 訂一系列的協定，通稱巴黎協定(Paris Pacts)，其中計有（1）廢除三個佔領國對 聯邦德國的佔領，不過同盟國軍隊仍留下來；（2）允許聯邦德國在加入「集體防 禦」的形式下，重新建立一支 50 萬至 52 萬人的軍隊，但聯邦德國不能製造核子 生化武器；（3）同意聯邦德國加入北約與西歐聯盟(郭秋慶，2006：103)。根據 1954 年巴黎協定，德國軍隊必須整合在北約的架構當中，隨即德國並通過派出 6,000 名志願兵的法案(Longhurst, 2004:34)。
但是因為相關的立法仍然模糊，致使德國一直維持著不參與國際軍事行動的 原則，甚至包括維和任務(Utley, 2006:70)。這個概念也在 1982 年的時候受到聯邦 政府的安全委員會所強化，該委員會強調任何德國軍隊在北約境外的部署，都是 違反德國基本法(Utley, 2006:70)。
22 該條約在 1954 年 10 月 23 日修正，通稱「巴黎協定」，並於 1955 年 5 月 5 日變成各國各自語 文的版本。
在軍隊重 建方 面，因 為軍隊的 組成 仍需要 仰賴以前 「德 意志國 防軍」
(Wehrmacht)及「威瑪防衛軍」(Reichwehr)的成員，為避免軍隊再次難以控制，因 此需要強化「軍文關係」，強調軍隊是要支持民主，而軍隊的主要思想就是由文 人的國防部長掌控國防事務，並對總理負責，而參謀長(Generalinspekteur)只是諮 詢的角色(Longhurst, 2004:40)。士兵基本上就像是技工一樣，為公民之一，只有 在服務期間才受到權利的限制(Longhurst, 2004:41-42)。
另一方面，從 1949 年起的東西對抗，基本上影響了德國的外交政策。聯邦德 國的安全政策受到德國地處東西對抗前線的原因，而需要美國的保護，使其安全 政策基本上是「相當大程度受外在影響的」(weitegehend außengeleitet)(Meier, 2006:
64)。在安全環境上面，二戰後至 1955 年左右，美國還是獨佔核子武器的科技，
所以在戰略上還是以傳統武器的戰略運用為主(Clement& Jöris, 2005: 23)。對德國 而言，因為本身的地理位置就是身處在東西對抗的前線，所以戰爭的勝利與否，
對於德國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不論勝利與否，在陸地的戰場都會是在德國。對於 德國的安全政策而言，最重要的便是依附在盟邦的保護之下，同時希望能夠盡量 避免衝突的發生，以避免德國成為戰場。
二、自我孤立與基本方針論戰期(1955-1969 年)
如前所述，如果美蘇發生戰爭，前線戰場將會是在德國，因此德國開始思考 如何避免危機，艾德諾總理的安全政策也開始有了變化，他不再像過去單方面的 依附美國，開始想和歐洲國家聯繫(郭秋慶，2006：106)。
而自從 1961 年起，東德開始建柏林圍牆、1962 年 10 月發生古巴飛彈危機後，
美蘇開始進入和解的時代，更促使德國國內對於基本方針的辯論。
1964 年 7 月，以當時總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外交部長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23(基民黨))與國防部長馮•哈塞爾(Kai-Uwe von Hassel)為主，強調德、美 緊密同盟的「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ker)和以艾德諾前總理、基社黨主席史特勞 斯(Franz Josef Strauss)為主，擔心聯邦德國成為美國和解政策犧牲者，希望透過
23 此為於 1961 年至 1966 年擔任外交部長的施洛德，故在其後以（基民黨）補充說明。
西歐國家的合作，強化德國對美國份量的「戴高樂主義者」(Gaullist)兩派的論爭 到達高峰(郭秋慶，2006：108)。戴高樂主義者認為德、法並行與合作將開創出
「歐洲復興」，但大西洋主義者則認為聯邦德國和法國結盟會引起歐洲經濟共同 體較小的國家不信任，會弱化歐洲的統一與大西洋同盟的關係(郭秋慶，2006：
109)。
1965 年聯邦德國主張採取更進一步的安全政策，即不將武器運送至北約的境 外衝突地區，無論收受者是北約聯軍或者是非會員國。此舉符合了三個目標：（1）
使德國捲入非歐地區軍事衝突的機率最小化；（2）弱化使用武力論述；（3）使 德國作為一個道德的表徵(Otte, 2000:30)。但這樣的作法，也讓這個時期的德國進 入自我孤立的狀態。
1966-1969 年 ， 基 民 黨 的 基 辛 格 總 理 (Kurt Georg Kiesinger) 與 社 民 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24)組成大聯合政府，但是兩黨政策 卻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東進政策上。社民黨方面，當時外長布蘭特的親近夥伴 巴爾在 1963 年便主張要透過「和解促成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社民 黨並曾向基辛格總理提出應該接受 1945 年後的疆界，但受到基辛格總理強烈的反 對，認為此舉會影響德國外交政策的法律與政治基礎(Erb, 2003:42-43)。在 1967 年 5 月，美國對蘇聯改採「彈性反應政策」之後，更加深了德國安全政策在不影 響與美國關係的情況下，要更加重與歐陸的關係之傾向，也為 1969 年開始執政的 社民黨政府，在主張新東方政策的道路上，鋪下了基礎(Clement& Jöris, 2005:26)。
三、與東方和解及外交政策的國際化階段(1969-1989 年)
1969 年，布蘭特所代表的社民黨與自民黨25(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 組成聯盟政府，他將艾德諾總理「不要實驗」(No Experiments)的口號改寫成「不 要害怕實驗」(No Fear of Experiments)，主張進一步的與東方國家增進關係 (Hockenos, 2008:131)。不過，布蘭特總理仍強調東進政策不能影響德國對西方的
24 以下簡稱社民黨。
25 以下簡稱自民黨。
認同，布蘭特政府在 1970 年簽訂莫斯科條約，承認二戰後的疆界，並進一步與波 蘭和東德關係正常化(Erb, 2003:43)。但同時，他也重視與西方的關係，包括在 1969 年 10 月簽訂了原本德國反對的核不擴散條約，並支持擴大盧森堡總理提出的
「Werner 計畫」，該計畫主張建立共同歐洲貨幣體系，擴大歐洲的整合(Erb, 2003:
47)。
整體而言，從 1969 年起，聯邦德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特徵便以「深植的歐 洲主義」(embedded Europeanism)做為核心，歐洲的政治整合給了德國為了要施行 國家政策而轉移外部壓力的「藉口功能」(alibi function)，同時也可以藉由深化德 國對於歐洲整合的承諾，消除其他國家對於德國「特殊道路」(Sonderweg)的恐懼 (Miskimmon, 2007:25)。
1974 年 5 月，布蘭特總理因為總理辦公室發現東德的間諜而辭職，施密特 (Helmut Schimdt)在 1976 年選舉過程中提出「德國的模式」(Modell Deutschland) 的口號，並贏得選舉，並與自民黨共組執政聯盟。不過，施密特總理執政後最大 的問題就是面對蘇聯飛彈系統的進步，使西方國家產生很大的壓力。雖然北約曾
1974 年 5 月，布蘭特總理因為總理辦公室發現東德的間諜而辭職，施密特 (Helmut Schimdt)在 1976 年選舉過程中提出「德國的模式」(Modell Deutschland) 的口號，並贏得選舉，並與自民黨共組執政聯盟。不過，施密特總理執政後最大 的問題就是面對蘇聯飛彈系統的進步，使西方國家產生很大的壓力。雖然北約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