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因素模型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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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影響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因素模型之驗證

本研究依據前述測量模型之信效度檢驗，檢驗所有潛在變項與測量變項之關 係，大致皆獲得良好指標，故進行整體模型之檢驗，Hair et al. (2006)認為在評估 整體模式適配度之前，必須先檢查是否有違犯估計的情況發生，包含各測量變項 的誤差變異數是否皆為正值、標準化係數不能太接近或大於1，以及標準誤不得 過大，確保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中的估計參數皆在可接受的範圍後，再進而去檢視 模型的適配指標，了解樣本與模型的契合程度，最後再按照分析之結果，針對研 究所設定的各個假設進行討論。

4.5.1 整體模型之驗證

在整體模型之驗證，本研究採用 LISREL 軟體，以最大概似法(Method of Maximum Likelihood)進行模型檢驗，針對所有參數值進行估計並與實際樣本進 行最高相似度檢驗，本文所提出之「影響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因素模型」的各項估

計 參 數 、 標 準 誤 以 及 顯 著 水 準 如 註 ：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標 準 誤 ；*p < 0.05 圖 10 所示，模型當中各標準化係數皆小於 1，並且未有過大之標準誤，所有測

量變項誤差變異數皆為正數，各潛在變項最少皆有三項測量變項，無明顯違犯估 計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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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p < 0.05 圖 10 「影響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因素」模型驗證

ξ

₁

ξ

₂

ξ

₃

η

₁

η

₂

η

₃

η

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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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呈現各潛在變項之信效度分析，各潛在變項之 CR 值皆有達到 0.5 之 指標，表示測量變項在衡量所對應的潛在變項具有一致性，在AVE 部分，「技術 支持」略接近指標 0.5，只有「行政與法規支持」和「認知態度與期望」兩潛在 變項之 AVE 不及 0.5，但考量兩構面之 CR 值，以及λ值表現皆均吻合指標值之 建議，故仍予以保留，作為模型驗證中重要的變數，進行後續整體模型適配度之 檢驗。

表 24 潛在變項之信效度分析

潛在變項 衡量題數

M SD

CR AVE 行政與法規支持 4 3.42 .459 0.69 0.36 技術支持 3 3.41 .507 0.69 0.44 文化支持 3 3.54 .623 0.75 0.5 認知態度與期望 3 3.60 .608 0.54 0.37 認知風險 3 3.49 .763 0.77 0.54 認知控制 4 3.11 .797 0.91 0.73 推動意願 3 3.46 .687 0.86 0.68

整體模型適配度如表 25 所示，在卡方檢定為顯著(p =0.000, < 0.05 )，卡方 自由度比不符適配指標，表示模型與樣本觀察值有差距，但考量本研究樣本數之 影響與模型複雜度，卡方檢定之結果並非為單一參考適配指標，在其餘適配指標 表現上，本研究模型在RMSEA 符合適配指標小於 0.08，AGFI 大於適配指標 0.8，

在GFI、NNFI 以及 CFI 表現皆趨近於適配指標 0.9，皆在可接受之範圍，表示本 研究所提出之模型仍具有不錯適配程度，觀察值在「影響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因素」

模型之解釋力達到一定水準。

表 25 整體模型適配度

適配指標 整體模型 適配指標

𝜒²/𝑑𝑓 4.7 < 3 RMSEA 0.07 < 0.08

GFI 0.9 > 0.9

AGFI 0.84 > 0.8

NNFI 0.85 > 0.9

CFI 0.88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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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研究假設之驗證

本研究提出

H

1~H12研究假設，研究模型共有 4 個內衍潛在變項，分別為人 員參與推動政府資料開放認知的「認知態度與期望」、「認知風險」、「認知控制」

以及「推動意願」，以下針對所提出之假設進行說明：

1. 認知態度與期望

H

1：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行政及法規支持」對於人員的「認 知態度與期望」有顯著影響。

H

2：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技術支持」對於人員的「認知態 度與期望」有顯著影響。

H

3：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組織文化支持」對於人員的「認 知態度與期望」有顯著影響。

認知態度與期望之結構方程模式為：

認知態度與期望=0.41 行政及法規支持 −0.06 技術支持 +0.32 文化支持 (2.9)* (－0.65) (2.82)*

𝑹^𝟐 =0.42

*p < 0.05，( )內數值為 t 值

由前述方程式來看，人員在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認知態度與期望被行政 及法規支持、技術支持和組織文化支持解釋變異程度為 42%，除 H2技術支持未 具有顯著外，其餘

H

1、H3 皆獲得顯著支持。表示當機關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 時，行政流程規範及內外部法規的支持程度越高，以及組織在開放文化的支持程 度越高時，人員對於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態度與期望越趨於正向，而

H

2 技 術支持未獲顯著，並且迴歸係數值不高，顯示本研究樣本在技術支持方面，對於

人員在資料開放的認知態度與期望並無太大影響。

2. 認知風險

H

4：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行政及法規支持」對於人員的「認 知風險」有顯著影響。

H

5：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技術支持」對於人員的「認知風 險」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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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6：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組織文化支持」對於人員的「認 知風險」有顯著影響。

認知風險之結構方程模式為：

認知風險= −0.1 行政及法規支持 −0.08 技術支持 +0.06 文化支持 (－0.75) (－0.91) (0.52)

𝑹^𝟐 =0.02

*p < 0.05，( )內數值為 t 值

從認知風險的方程式來看，認知風險由行政及法規支持、技術支持及文化支 持的可解釋變異量只為 2%，三個假設 H4~H6皆未有顯著影響，意指機關在技術 支持面向的投入、法規支持的整備程度以及組織開放文化的型塑，對於降低人員 在推動資料開放上的風險感受並無影響，從迴歸係數以及標準解釋變異量來看，

顯示影響人員認知風險之因素還有本研究模型未涵蓋之範疇。

3. 認知控制

H

7：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行政及法規支持」對於人員的「認 知控制」有顯著影響。

H

8：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技術支持」對於人員的「認知控 制」有顯著影響。

H

9：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組織文化支持」對於人員的「認 知控制」有顯著影響。

認知控制之結構方程模式為：

認知控制= −0.07 行政及法規支持 +0.18 技術支持 +0.31 文化支持 (－0.57) (2.07)* (3.03)*

𝑹^𝟐 =0.15

*p < 0.05，( )內數值為 t 值

在認知控制的方程式裡，行政及法規支持、技術支持以及文化支持對於認知 控制的可解釋變異量為 15%，除 H7未達顯著外，其餘兩個假設

H

8、H9皆達顯 著，故機關針對資料開放工作所需的技能進行相關訓練活動和措施之投入，會影 響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的控制能力，而組織開放文化的支持效果，諸如人員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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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願意針對資料開放工作進行討論與合作，也會影響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上的控 制能力，而行政及法規的支持效果未達顯著，表示較不影響人員在推動資料開放 各階段的控制能力。

4. 推動意願

H

10：機關人員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認知態度與期望」對於「推動意 願」有顯著影響。

H

11：機關人員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認知風險」對於人員的「推動意 願」有顯著影響。

H

12：機關組織在政府資料開放工作的「認知控制」對於人員的「推動意 願」有顯著影響。

推動意願之結構方程模式為：

推動意願= 0.74 認知態度與期望 −0.11 認知風險 +0.16 認知控制 (8.39)* (−3.0)* (4.37)*

𝑹^𝟐 =0.65

*p < 0.05，( )內數值為 t 值

在推動意願的方程式來看，認知態度與期望、認知風險與認知控制對於推動 意願的可解釋變異量為65%，三個假設 H10~H12皆具有顯著，表示人員對於資料 開放工作的認同程度與期望越高時，對於參與資料開放工作的推動意願越高，其 對於資料開放工作所需的能力控制程度越高時，也有助於其推動資料開放工作之 意願，而人員在推動資料開放工作的風險感受越低，不須顧慮資料曲解以及課責 風險時，則有助於人員提高參與資料開放工作之意願，本研究此三個假設皆吻合 預期，獲得成立。

綜合上述研究假設方程式分析，本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表 26 所示，在認知 態度與期望構面，H1及

H

3皆成立，人員在推動資料開放工作上的認知態度與績 效期望，會由於機關在行政規範與法規的完備程度，以及組織開放文化所影響而 帶動，此結果與Barry & Bannister (2014)、Wirtz et al. (2015)及 Albano & Reninhard (2014) 所提出的法規制度及組織文化因素影響人員推動資料開放工作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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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也與政府資料開放評估研究所提到的組織行政管理構面及技術投入構面相符 (Solar, 2012; Sayogo et al., 2014; Lee & Kwak, 2012) 。唯 H2技術支持對於影響人 員認知態度與期望之假設未成立，與Dulong de Rosnay & Janssen (2014)與 Verna

& Gupta (2014)所認為的技術支援重要性不吻合，探究原因從本研究描述性統計 來看，不同業務人員樣本在技術支持構面上之認同沒有太大差異，在正向意見上 皆偏低，故技術支持對於影響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之態度與期望上，並無太大之 影響。

在認知風險構面上，三個假設

H

4~H6皆未顯著，三種支持效果對於降低人員 在認知之風險並無得到成立，與Zuiderwijk & Janssen (2014)、Wirtz et al. (2015) 及Albano & Reninhard (2014)提到的課責風險及法規適用顧慮等結果並不相符。

故另從本研究受測樣本的描述性統計來看，可以發現不同業務人員對於認知風險 各變項的擔心程度皆高，並且從職等上來看，職等越低人員擔心程度越高，而以 機關特性而言，業務人員較多的經濟部樣本，也呈現擔心程度較高的態樣，故可 以推論機關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的風險感受，會與負責的業務職掌與職等有所關 連，另對應財政部樣本在認知態度構面描述統計，其認同程度高於其他機關樣本，

並在認知風險上的擔心程度也為三機關樣本最低，故可推論認知風險與人員之認 同態度也可能有所關聯。

在人員對於資料開放工作的控制能力上，除

H

7行政及法規支持對於控制能 力無顯著影響外，其餘兩個假設

H

8、H9皆獲得顯著，與Verna & Gupta (2014)、

Barry & Bannister (2014)所強調的技術強化因素相符，機關針對人員進行資料開 放工作所需的技能訓練進行加強，能有助於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各階段之能力，

而組織高層的重視，以及人員參與討論的團隊合作，有助於形成資料開放工作上 的諮詢效果，能有助於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上的控制範疇(Albano & Reninhard ,

而組織高層的重視，以及人員參與討論的團隊合作，有助於形成資料開放工作上 的諮詢效果，能有助於人員在資料開放工作上的控制範疇(Albano & Reninhard ,

在文檔中 影響政府資料開放推動因素之探討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