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志文散文在當代類型寫作中的意義
第一節 「後眷村」散文的開創性
眷村作為刻意形成的空間聚落，其生活主體乃是從軍之外省族群及其眷 屬，而此空間聚落與生活主體又相互召喚、構築，彼此模塑形貌、勘定意義，
從而交織出具有特殊文化內涵的記憶場域1。這種文化記憶場域一方面是此呼彼 應的，作為一種認同，一種共同的歷史遭遇，在人與人之間它就像是「一種隱 密的體味」；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殊異的，由不同型態、不同風格的生活面貌所 共同形成的。泛觀眷村散文，這兩種性質，前者總是被強調，後者則往往被忽 略，台灣眷村散文主要書寫「眷村因為黨（國）軍村一體而產生的親密感和種 種非眷村人不曾有的習慣」2，而這些集體文化記憶固然快速地標誌出了眷村時 代、眷村族群的樣貌，但是經過數十年來媒體與文學的象徵化，「眷村」每每被 塑造成一種清鮮的意象，無論這些意象經營得成功或失敗，都使得「眷村」本 身的內涵，轉趨於僵固狹仄而喪失了可能性；因此，眷村散文實有突破之必 要。
在眷村散文漸成書寫套式以後，周志文並不著力去刻劃眷村集體文化記 憶，比如說長道短管閒事的婦女、老兵、袍澤與國家「涓涓滴滴的愛」3；而是 凸顯個人生命的位置，以個人生命情調去串聯眷村記憶，這是眷村在概念化、
象徵化以後，解決眷村散文經驗重複、個人位置模糊一項新的、後發的創作蹊 徑。周志文創作的主要情調是孤涼滄桑、凸顯荒謬的，這與他的成長經歷頗為 相關，他在眷村書寫中揭示的，主要是時代的克難與蕭索，因陋就簡、啼笑皆 非，黑暗年代的往事，全都鎔鑄為生命當中無可奈何的殘酷，雋刻在記憶之 中。周志文在〈二姊〉中提到：
我在讀初中的時候因為不用功，弄到留級的局面，對我而言，確實是奇 恥大辱，不巧我母親病重，家人對我的處境無暇瞻顧，我也因此逃過一 劫。第二年母親死了，我們已夠殘破的家似乎更為分崩離析了。母親在 時，二姊已有三個孩子，那時她要以有限的眷糧，養活我們所有人確實 是困難的事，因為母親、我及三姐與妹妹都是『旁系親屬』，是不享有任 何軍眷任何配給及優惠的，當時所配的房舍極為狹隘，新生命連續到 來，連他們一家都住不下了，我們只得靠找空地搭違建來安身。母親死 了，似乎讓我們家庭進入一個考驗的關口，要其中的人思考以後要怎麼
1 楊佳嫻：《方舟上的日子──台灣眷村文學》（臺南：台灣文學館，2013 年），頁 23。
2 楊佳嫻：《方舟上的日子──台灣眷村文學》（臺南：台灣文學館，2013 年），頁 10-11。
3 韓韓：〈我從眷村來〉，青夷選編，《我從眷村來》（臺北：希代出版，1986 年），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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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二姊看我成績一團糟，發現我是個不堪造就的人，加上家中食指浩 繁，姊夫與她都有意要我快快離開這個家。4
這是周志文的重要經驗、背景，於《記憶之塔》中的〈第三號交響曲〉5亦 有類似描述。周志文在〈二姐〉文中提到了物資匱乏年代眷村親屬安身立命的 困難，有限的資源要分配給眾多的家人，遂一點一滴誘發出人性中勢利的一 面，他接著提到：「我與妹妹雖依靠這個家的庇蔭，而這個家事實也缺乏不了我 們這廉價的幫手，這點二姐也覺察出來了。」6二姐先是感覺周志文是家庭中的 負擔，卻又逐漸發覺周志文勞動價值的可用之處：
羅東多颱風，房屋經常受損，需要我這種『人才』登屋修理。我高中的 時候，曾把家前面本來用來養雞的一塊小空地搭建起一棟木構的違章建 築，從搭房架到屋頂鋪油毛氈、外牆釘雨淋板全自己動手，門板門框自 製，窗框也由自己做，而上面的推窗是撿來的，我還儲備了幾片上次颱 風過後人家廢棄的玻璃，有的厚有的薄，色澤也不相同，我拿到玻璃店 請人裁好，把它們釘在推窗上，裁玻璃是要給錢的，但總比買要便宜。
這棟房子原本要自住，想不到剛落成不久就有人來問可否租給他，姊姊 貪圖收益，要我搬到一戶人家不用的廚房暫住，便把屋子租出去了。 7 周志文依附二姊軍眷身分寄住在眷村，任勞任怨成為從挑水劈煤到蓋房子 無所不包的幫手。寄居者在家庭裡次人一等，到後來凡事都要受家裡的主人
（二姐、二姊夫）擺布與指揮，連周志文拾荒以後自起一屋，都被租出去賺錢 而被分派去住別人家沒在用的廚房。
周志文在〈遠方軍號聲〉中，以寄居二姐家的成長經驗總結了他對眷村的 印象：
眷村對大多數小孩來說，更像一個大而化之的母親，她生了太多子女，
以致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我與我住的眷村在身分上有『隔』，我不是 這個村子登記有案的正式居民，我只是寄居在二姊眷村的家中，那裡沒 有我的空間…這個別人視為母親的眷村，我也用母親的意象來看她的 話，她只能算是我的後母，她不會對我刻薄，但對我確實更不關心。8
4 周志文：〈二姐〉，《家族合照》（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59。
5 周志文：〈第三號交響曲〉，《記憶之塔》（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0。
6 周志文，〈二姐〉，《家族合照》（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62。
7 周志文：〈二姐〉，《家族合照》（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62-63
8 周志文：〈遠方軍號聲〉，《家族合照》（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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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視為母親的眷村」即是本節前二段所論述的，媒體所激發之懷舊情緒下 概念化、象徵化、理想化之集體記憶的眷村；而周志文自己所經歷的眷村，是
「後母」的眷村，帶著一種漠然的心情容忍其中的住民。周志文靠近又疏離的 眷村經驗，為周志文的眷村散文製造了絕佳的觀察位置，正因為猶有一「隔」， 使他在提煉千絲萬縷熟悉的經驗時，能夠抵抗懷舊主義的誘惑而不致刻板化了 眷村的樣貌。
眷村作為黨國特別形成的聚落，並不就豁免於白色恐怖，但因為黨（國）
軍村一體而產生的親密感，加上許多眷村寫作其創作目的是追悼眷村、控訴如 今執政者之毀滅家園，因此，白色恐怖主題的眷村散文，並不是台灣眷村文學 的主要的題材。
周志文筆下的成長記憶，黨國威權統治的氣氛不再被忽視、美化，而是藉 由一種荒唐的、突兀卻權威的姿態，駕臨日常生活當中。比如在〈梵谷之路〉9 一文中周志文回顧高中時適逢金門八二三炮戰發生，不久中共軍隊又開進了西 藏，引發「西藏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想像西藏能和我國一起群策群力、東西 合擊，推翻大陸的共產暴政，措施連連，連位在鄉間的校園都忙碌了起來，軍 訓課操演實彈射擊、救國團派人來學校演講時事，學校還發起還向前線戰士寫 慰問信、支援西藏同胞抗暴的壁報比賽。這些活動在周志文的觀察中最後都免 不了荒誕，前線戰士只回信給女學生而近乎騷擾，救國團講者把「黎巴嫩」稱 作「嫩巴黎」受到學生取笑，整個學校就此陷入熾熱高亢又昏然的氣氛中。
周志文當時跟同學私下有過一次討論，他認為共匪進軍西藏，不可謂「侵 略」，自己部隊開進自己的領土，應該改稱「壓迫」，因為所謂「侵略」一詞是 用來稱呼國際間的軍事行動。同學知道此事敏感，打斷了討論，他說：「哪裡聽 來的渾話，傳出去可是要命的呀！」結果事後同學自己將這則討論流傳了出 去。而此事也確實觸動了校方的神經，於是兩名軍訓教官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 臉，連同其他老師恩威並施要周志文入黨。周志文沒有入黨，但瘋狂而混亂的 環境，悲哀又荒謬的際遇，讓他聯想起梵谷的畫作，渴望真正的自由。
周志文〈寫在沙上的〉一文中有兩個短篇，其中一篇「諸葛大名垂宇宙」
提到了初中時的學校教育：
「我們學校的童子軍教練是個受過短期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信仰法西 斯，在他的觀念裡，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訓練學生服從、服從、服從，正 好當年台灣也在搞黨國一體的威權統治，這位要求學生絕對服從的童軍 教練，雖然學識甚淺，連『慚愧』兩字都會唸成『見鬼』，卻大紅大紫風 光過。」10
9 周志文：〈梵谷之路〉，《同學少年》（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頁 117-126。
10 周志文：〈寫在沙上的〉，《同學少年》（臺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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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先是描繪了作者就讀初中時，學校軍事化管理的背景，然後開始敘述 求學年代一位同學之所以有奇怪姓名的始末，這樣一件說起來好玩的回憶，卻 時時透露著黨國威權統治肅涼蕭索的氣氛。周志文在文中直接地提到「黨國一 體的威權統治」，顯示他已是站在反思台灣歷史的視角中，回顧、理解那個時代 的政治形勢，再現了身處其中的困頓與曲折。
〈寫在沙上的〉另一篇「冬枝」周志文更藉由求學階段的所目所睹，批評 國語政策造成的影響：
當時政府要推行國語，禁說方言，學校到處都高懸著標語，上面寫著
『好國民要說國語』，幾個極端分子的教師發明了一種推行國語的辦法，
由學校製作了『我說台語』的木牌子，比綁在便當盒上蒸飯的的牌子略 大，用繩子圈著，每班十面，一大早就發給今天的清潔值日生，他經過 授權，只要聽見同學說台語，就可把手中的牌子掛到那個倒楣的人身 上，到下課放學，原來的值日生就逃過一劫，身上有牌子的人，就得負
由學校製作了『我說台語』的木牌子，比綁在便當盒上蒸飯的的牌子略 大，用繩子圈著，每班十面，一大早就發給今天的清潔值日生，他經過 授權，只要聽見同學說台語，就可把手中的牌子掛到那個倒楣的人身 上，到下課放學，原來的值日生就逃過一劫，身上有牌子的人，就得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