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邁入實務領域的我而言，倫理對我而言，是一個可以快速去看社會工作者 思維及價值的途徑，這也是我為什麼想要透過這樣倫理兩難的討論，初探這樣的 工作場域及社會工作者價值。在實習過程中，從社會工作者對於少年的熱忱服務 中，看見這樣單純的助人本質，我體會到社會工作者對少年服務及陪伴的真心，
卻不時受到外界規範或是權威角色的質疑，陪伴、處遇的工作內容及成效的無法 突顯，使專業不受信服。尤其合作式中途班被賦予一個回歸主流教育制度連結的 責任，社會工作者的評估該如何在主流價值及少年期待的擠壓中權衡？在訪談過 程中，以下幾個議題值得被討論：
案主自決？抉擇少年最佳利益的難題
我從受訪資料看見，社會工作者敏感到自我和案主價值的差異隨之產生尊重 與否的兩難議題。這樣的兩難，主要的焦點為什麼是案主最佳利益的思考。這牽 涉到社會工作者的價值，最佳利益是要使少年行為符合多數人，包括學校、家長 的期待？符合社會主流期待？還是尊重少年對於自我生活掌控之權力？如王行
（2002）討論到青少年本質的兩難，包括處遇觀念及價值的衝突。輔導方向到底 是「輔導改正」還是「協助少年追求自我」？尤其在中輟議題上，合作式中途班的 定位是要協助少年回歸到正規教育體制，但若回校就讀後卻不如預想，難道還是 要協助其回歸體制嗎？尤其在協助少年回歸的過程中，當校方及老師質疑少年及 對校園秩序的擔憂，社會工作者該如何自處？
另外，則是價值觀的衝突，到底對少年而言，什麼才是「好」及「成功」處遇 的省思。這樣的價值又融入了社會工作者成長背景、價值及社會主觀價值等，當 這些價值與少年價值衝突時，社會工作者該如何取捨？當我們高舉尊重少年自決 的旗幟，這樣的決定卻會受到許多的質疑，少年的選擇往往不被青睞。記得 SW2 所提的一個少女未婚懷孕的案例，從她的眼光及描述中，可以看到少女在經歷抉 擇的過程，受到自己父母、學校、法院、其他社福單位或是輔導人員等的懷疑及負 面的眼光，這樣場景的描述，不僅讓我體會到尊重少年自決的困難，也從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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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繪的字詞中，得知社會工作者站在少年的角度，同理這樣的無奈及無所適從，
但也顯露出在這樣父母及社會眼光下，社會工作者所背負的巨大壓力。
這與社會工作者的本質及使命有關，社會工作者背負著社會的期待去輔導少 年，被賦予資源去提供服務，但這些服務是否為少年所需？又，社會工作者在相 處及理解中看見少年的需求，但當懷抱者與少年站在一起的理念時，往往卻又被 外在的現實打回。社會工作者困惑的是到底這樣對於少年抉擇的尊重，是不是真 能符合少年的最佳利益？是否能承擔抉擇後可能出現的風險？是社會工作者的難。
另外，少年最佳利益兩難的討論，看見合作式中途班社會工作者對於此議題的 省思。訪談過程我想詢問倫理兩難的抉擇結果，及與預期評估的差異，問題背後 是希望可以去看到社會工作者在倫理兩難評估過程，對於各種影響因素的掌握及 變動的狀態。訪談初期我急於脈絡性的呈現，我關心事情的發展與結果，我卻從 受訪者的停頓反應，多少感到自己的詢問不適切。幸運的是，經由這樣的過程，我 可以卻能更進入受訪者的思維。「怎樣才叫好的結果？怎樣才叫成功？」在受訪者 吐出這樣的話語時，我想起閱讀王行（2002）討論青少年倫理時所談到的ㄧ段話，
指說青少年工作難以做得「好」，難以做「對」，做得又「好」又「對」更為困難。
在青少年工作者眼中，這樣的兩難是一個過程，或許這在的處遇或是抉擇，無法 即時奏效或是不如預期，但是就如同撒種子一般，播種時無法預期發芽的時間及 成長的方向，但是或許會在一個時間點萌芽成長。我看到受訪者收到來自看守所 少年的感謝、得到關係衝突的少年的認同、及看到小媽媽有穩定生活的能力的喜 悅總總，受訪者從這些經驗中，釋懷對於處遇與預期不合的自我質疑，我想這就 是屬於青少年工作的特殊樣貌，在服務過程中不斷的省思，並在工作經驗中與少 年彼此成長，學習去做ㄧ個青少年社工。
然而，這樣的訪談過程，在受訪者的激盪下，我原先預估的兩難架構分析圖像 被打破，尤其是在社會工作者在談論自我想法及省思的部份，當初沒有想到會受 訪者眼中，看見受訪者對倫理兩難的種種想法，及對於兩難的掙脫和反思，這是 出乎我意料的，但是卻發現這樣的思考過程，對於社會工作而言是習以為常的，
且也會內化成為處遇的思維，並透過這樣經驗的省思，降低同樣經驗的兩難。因 此，我想要呈現的受訪者對於兩難經驗及議題的詮釋，這些珍貴的經驗，透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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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將這樣的專業思考過程得以呈現。另外，也因為合作式中途班或是青少年工 作，人員流動率高，若沒有相關經驗或是模式的依循，就容易落入決策的困境。透 過經驗的累積將會增加處遇的信心，正如 Cuzzi et al. （1993）提到，社會工作者 的「決策」，通常會受到許多考驗，但卻沒有相關經驗及知識的指引，對於未預期 的兩難後果，會有許多自我詮釋的擔心，例如擔心關係的破壞或青少年對於服務 的排斥等，社會工作者在面對理想現實衝突時，感到無所適從，提點出經驗的整 理對於社會工作者處遇決策之重要。
「法律義務」及「社會工作專業」的拉扯
法律規範對於社會工作者來說，是雙面刃，對於青少年工作而言亦好亦壞。規 範將每個人皆視為一致，明確的規則訂定使所有社會工作者有所依歸。但，透過 訪談發現，在這樣的法理下，通報規範少了一分社會工作所重的人情關係的顧慮。
在青少年領域中，社會工作者扮演陪伴者的輔導者角色，在密切的關係及相處下，
專業關係的維繫對於輔導而言是重要的，當專業關係一被破壞使服務難以延續。
通報的疑慮，包括信賴關係的破壞及對後續服務的擔憂。社會工作者的通報職責，
對於少年而言，將會增加了與社會工作者的距離，社會工作者也因為通報及告知 責任，在與少年會談時，也會多一分是否依法通報的掙扎或是談論的困難。再者，
通報後有一定的時限及通報對象，網絡是否能遵守保密且不透露社會工作者的通 報行為，其實也是社會工作者的難為。
此外，政策制度有助於處遇依循的規範，但卻框架了社會工作處遇的彈性，法 律政策規範的通報天數，通報流程等等，規範了社會工作者的責任及處遇的時效 性。但是隨著個案的狀況的不同，社會工作者有不同的評估基礎，例如受訪者所 提的中輟通報三天天數，這樣的時間規範，使少年的動態的掌握越趨困難，但是 這樣的彈性該如何去拿捏？再者，是否可以得到通報單位或是學校的支持？社會 工作者是否有裁量的空間？這樣的個別化考量是否會破壞了規範的公平性？如此 突顯社會工作的藝術與標準化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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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關係維繫及挑戰
在兩難的討論中，關係是一個脫不去的主軸，處遇的開展有賴於關係的維繫。
過往在青少年研究中，在關係議題上有許多著墨，突顯關係議題在青少年工作中 的重要性。因為長時間的陪伴，關係拉出了一條處遇的線，而青少年社工正如走 鋼索般，隨時在專業角色、法律規範、外界及家長期待下，面臨許多兩難，使社會 工作者前進的腳步多了恐懼及遲疑。在受訪者的描述中，我看見了關係並非如此 的脆弱，經過挑戰及衝突的關係，反而會讓社會工作者與少年同行的腳步更加穩 固。於此，本研究發現，關係是雙方的，沒有經過考驗及澄清，就在於大霧般，僅 只於表面的和平，無法做更深入的經營及工作。另外，於服務時，須要時常掌握到 自己服務初衷與職責，當我們太在意關係的維繫時，其思維是否符合案主的最佳 利益？如同受訪者所述：「維持關係的考量是為自己亦或是案主」，此議題是在挑 戰關係前或是遇及兩難時可以省思的。
誰是我的案主？
社會工作者看到家長的需求及問題，有時候為求案主利益與家庭工作，但當少 年與家庭的價值或是利益產生衝突時，社會工作者會面臨兩難，甚至可能會有「誰 是我的案主？」這樣的想法產生，胡中宜（2011）及王行（2002）皆有提及這樣的 討論，一方面是看到家長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處遇進程需要對家長負責，但是 這樣的難題出現在，到底要「以案主為中心」還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思考。
合作式中途班也以家長為工作對象，目的是在少年畢業後，家庭依然可以保持 一個穩定的支持來源協助少年，因此家庭功能的提升及穩定是社會工作者所考量 的。另方面，社會工作者有告知及預警的義務，但是告知的範圍到哪？預警方面，
要怎麼去評估行為的危險，尤其時當家長與社會工作者對於危險及危急的認知不 同時，社會工作者究竟是要破壞案主的保密規範、冒關係破壞的風險，還是要承
要怎麼去評估行為的危險，尤其時當家長與社會工作者對於危險及危急的認知不 同時，社會工作者究竟是要破壞案主的保密規範、冒關係破壞的風險，還是要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