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拒到行動要經過什麼

一、 趕快離開受害者心態

第四章第一節中所提到的故事或許對於有國際經驗的臺灣人而言，已是見怪 不怪，可能人人皆能輕易體會事件當下，作為臺灣人的那種被否定、被掩蓋，無法 自由做做自己的疼痛的心情。然而，對臺灣人來說，這樣的故事越來越普遍，越來 越頻繁地發生，所加深的是否只是我們那種身為「受害者」與「被壓迫者」的情緒？

而「悲憤」越累積越多，就真的能夠轉化為「力量」嗎？

汪淑媛（2018）指出：

受傷時容易將相對人想像成惡人，強化與合理化自身的痛苦，讓對方更 符合加害者形象，自己則成為完全無辜的受害者，因而不知不覺沉溺在痛苦 中，將「痛苦」當工具，以「受害者」角色為策略，引發他人的同情與正義 感，來攻擊相對人。（汪淑媛，2018）

當一直沉浸在受害者的情結中，能看到的總是「痛苦」與「來自他人的壓迫 或是錯誤」，要真正讓臺灣從國際的困境之中走出來，更不可能單靠因為臺灣的受 害者角色所引發出來的別的國家的同情與正義感。

或許，在這樣的事件發生時，我們應該試著不要將焦點停留在悲憤不平的情 緒上太久，而是透過機會，去看見別人眼中的臺灣。因為或許，我們花太多的時間 在想，希望別人能夠看見什麼樣的我們，而沒有在行動之前，先去了解，存在別人 印象中的我們已經是什麼樣的樣子。而汪淑媛（2018）更提到了，一直依靠著受害 者角色，是有很大的風險的，除了自身將不斷承受身為受害者的「悲慘」，周遭的 人更有可能因為認為自己沒有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而漸漸離開我們的身邊。到 時，不僅悲慘，更失去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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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看見自己疼痛的同時，也要看見他人眼中的自己

在第四章的國旗事件中，來自臺灣 FLTA 們與臺灣國旗合照的這件事，對於 具有美國政府代表性的基金會而言，是一個大麻煩，尤其是當天可能會有中國籍的 政府官員出席。雖然我們舉旗、與國旗合照都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在基金會 的眼中，所看到的，或許是一個「問題製造者」的形象。「如果臺灣不要……，就 沒事了。」而這也的確是個臺灣常被放置到的角色。在我與國際處 email 的事件中 也一樣，如果我沒有因為太過在乎臺灣被怎麼稱呼，如果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學校的國際處便不需要大費周章與資訊中心聯繫，更不需要來來回回地與我這個問 題製造者去通電子郵件了。

另一個臺灣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者應該說，「ROC」這個名字在別人的印 象中，便是與中國的「PRC」高度相近的名稱。若是不清楚臺灣中國分別的國號的 人，要怎麼分辨這兩個都具有「China」的名稱中，誰是中國？誰是「中華民國」？

除了分不清楚名稱這個原因，臺灣與中國都是繼承了「中華文化」的地方，在文化 上本就有所重疊之處，若是加上一些西方對於東方特定的想像，就更分不出來了

看見他人是如何看臺灣的，是去意識到臺灣的主體不僅是來自臺灣的人有形 塑的權力，而是在經過與他人的協調與相互詮釋之後產生的。當他人對於臺灣的想 法與我們的相差許多，甚至相牴觸時，身為希望為臺灣盡一份心力的文化大使，所 能採取地最有力的行動或許不是與之衝撞，而是在意識到差異之後，更懂得自己面 對的，是何種挑戰，我們可以用甚麼樣的形象去互動。

三、 接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種價值

文化大使這個角色是其他跟我有相同經驗的人，也產生強烈認同的。

S: 你會怎麼看待臺灣 FLTA 的角色？

L: 華語老師就是外交的一個職位，因為我們是直接面對國外學生的人。像我 也是經過這一次的經驗才知道臺灣在外交上的角色是這麼的困難。或是，我 那時候才意識到，原來，臺灣也是國際上的一份子。所以後來我會覺得想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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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擔任華語教師，因為如果可以一直看到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的話，我覺得 這是我會一直想做下去的工作。我覺得我們的角色很 tricky，就是我們是用中 文看見了世界。一開始我當英文老師是因為我對國際的事情很有興趣，可是 我發現我用英文永遠只能對臺灣人，可是如果我用中文，是對著整個世界。

L 老師這段話，最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她從看見臺灣的困境中去理解到臺灣是 這個世界上的一份子，因為實際經歷了臺灣參與國際的過程。而這段話中也隱含了 L 老師對於何謂「國際事務」的理解有些許的轉變，從用外語去「認識」世界，到 用母語去「參與」世界，看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跟認為需要透過英 文，才能成為國際社會當中的一份子，兩者是很不一樣的思考模式。我們就是世界 上的一份子，不需要再「成為」世界上的一份子。

當然，也有的時候，我們會急於跟誰做出區別，因為不想要被「誤認」或是

「標籤」為中國人，而仔細去計劃每個行動，的確，澄清是重要的，但一味專注於 與誰的區別，也是讓我更加容易再掉入受害者心態的行動。

相信我們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意義，存在本身，可能就是一個更有效的區分方 式，而不是聲嘶力竭地大喊「我們不一樣」，因為，「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我們之 間有所差異存在的佐證。

以 Y 老師為例，她平常盡量避免談到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議題。「我會覺得這 是我的工作，所以盡量不表態，所以我不會去挑起問題，頂多是私底下的時候，不 會主動在課堂上提到這些東西。」但卻在自然而然的狀態之下，呈現出了臺灣的 Chinese culture 與中國的 Chinese culture 是有所不同的。

Y:在設計課程的時候，因為我有另一個在旁協助我的研究生，她來自中國。然 後，我常常是設計完、教了之後才發現，原來這是臺灣特有的文化或是習俗。

他們大陸可能是沒有聽過的。像是萬聖節的時候，我跟學生說，在我們 Chinese culture 裡，沒有萬聖節這種東西，但是我們有中元節，我還有介紹搶孤，還給 他們看宜蘭的搶孤現場。他們就覺得很稀奇，然後我也是在課堂當下，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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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大陸的研究生怎麼好像也對中元節很有興趣，好像也不太清楚的樣子。問 了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們那邊沒有這種習俗，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在課堂上才發現 原來臺灣與中國有這樣不同的地方，我就會問他們那邊有沒有什麼類似的。

而在這樣的框架之下，可以由怎樣的方式，去擔任文化大使的角色，以及試 圖回到本論文的主題「疼痛」，去討論對於身為文化大使的我們來說，遭遇、行動 與疼痛或許並非因果關係，而是更加能夠去呼應第二章中提到文化學者 Hall 對於 認同的描述：

認同不只是一種存有（being），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化成的過程（becoming）。

它是屬於過去的也是未來的。它並不是一種原本就存在，超越時空、歷史、與文化 的。認同有其歷史，但它也像所有有歷史的東西一樣，不斷持續的在轉變。它並未 永久的固定在一些本質化的過去，它制約於歷史、文化、與權力之間不斷的激盪。

它不是一種等待的被發現或被挖掘的過去，以為發現了就可以永遠保障我們的認同 感。事實上，認同是在敘說過去的論述形成當中，我們安置自己也被安置的同時，

所給予自己的名字。（Hall 1990:225，引自卯靜儒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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